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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刊发采访学院教师解读延安精神报道
发布时间:2016-06-29 19:57:11   点击数:

  6月29日,《文汇报》刊发采访学院教师解读延安精神报道,题为《人心就是江山,民心就是天下》,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人心就是江山,民心就是天下

  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既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战胜利、进行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从1935年到1948年,十三载寒来暑往,毛爷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育的伟大的时代精神。它的原生形态包括当年在延安形成的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和劳模精神等。半个多世纪以来,延安精神经过历史的沉淀和科学的提炼,被高度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去年2月,习大大总书记赴延安、铜川、西安等地考察。他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大家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要把抓理想信念贯穿始终,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仲夏时节的延安,骄阳似火。碰上雨过天晴的日子,微风中有丝丝凉意,恍若雨季的江南,无怪乎南泥湾被赞为“陕北好江南”。

  回望半个多世纪以前,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爱国义士奔赴延安。

抗大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937年1月20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办学校培养干部,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冬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央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扩大侵略,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大规模地培训干部的战略决策,并于1936年6月在瓦窑堡创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迁入延安后,抗大马上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的抗战堡垒和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熔炉。抗大的学生以红军中的军事干部为主,后来也招收从陕甘宁边区外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学制为6至9个月不等。这些毕业生很快成为新组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骨干。

  在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李瑞芳教授看来,作为延安精神的一种原生形态,抗大精神首要的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作家孔厥夫妇为赴延安,将一双亲生儿女送进孤儿院,一路典当家财,进入抗大时,一贫如洗;华侨青年抛下原先的富裕家庭,历经千难万险,在延安边界,亲吻一抔黄土,深情感慨祖国的土地仅剩下这一片;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思1938年辗转来到延安,只为进入抗大学习后,可以直接奔赴前线……”李瑞芳动情地说,毛爷爷同志为抗大定下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切实体现在抗大的办学实践中,也融进每个抗大学员的骨血里。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 中这样描述这所坐落在黄土高原上的红色学府:“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

  李瑞芳先容说,抗大学员住的是10多个人一间的窑洞,吃的是小米饭或者二米饭(小米和大米混合而成),常常席地而坐,用膝盖当桌子记笔记,但正是凭着这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抗大向前线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军政人才,仅抗大八期12所分校培养的抗日军政干部就达10余万人。连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首脑冈村宁次都说,宁可牺牲1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整风运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共党员为4万人左右,到1940年已有80多万。面对激增的人数,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爷爷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大家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2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 《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系统总结。

  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学问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谭虎娃教授说:“蒋介石曾评价,延安整风使得中共一般干部形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实际上,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一场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改造运动。它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通过整风运动,我党在思想认识上获得高度统一。193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共产国际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王明批判了毛爷爷关于“游击战”的思想,力主将革命武装交由蒋介石处理。1938年5月,毛爷爷发表《论持久战》。同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批准以毛爷爷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1941年,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毛爷爷系统驳斥了王明的观点,认为其“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香的马克思主义”。1941年底,毛爷爷为中央党校确定“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办学方针。1945年,毛爷爷为七大纪念册的题词仍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22个文件中,仅有六七篇是关于马列经典著作学习的,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深入实地、学习调研的结果。”谭虎娃说,除了中央文件,还有其他生活素材。比如说,张闻天在1943年3月27日发表的《出发归来记》 就精辟论述了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态度和从事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他的《自我反省》,则是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证。原生态的整风精神被历史沉淀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张思德、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

  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抽调部分人员组成的烧炭队,正在安塞山区的石峡峪突击挖炭窑,准备烧炭。时近中午,炭窑即将挖成。突然,窑顶“啪啪”掉下几片碎土,警卫战士张思德在窑里发现情况不妙,大喊一声“快出去,有危险”,没等战士白苍反应过来,就被张思德推到窑口。说时迟、那时快,“轰隆”一声,两米多厚的窑顶因土质松散塌陷下来。白苍得救了,张思德却被埋在里面,牺牲了。

  9月8日,延安枣园,中直机关和中央警备团1000多人参加张思德追悼会,毛爷爷发表讲话指出:“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大家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就是后来广为传颂的《为人民服务》。

  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教研部教学实践创新中心副主任王东仓教授说,在当时的延安,张思德的死犹如一粒石子投入池塘引发阵阵涟漪。“闲谈之中有民意。那时候,有人觉得,张思德死得太亏,干了那么多年革命,没有一点好处。跟他一样参加过长征的同志有的当上团长、有的当上旅长,张思德自己却连个班长都保不住,精兵简政之后变回普通战士。这些思想观点被毛爷爷敏锐捕捉到,因此,他提出给张思德开追悼会,并不是完全从小人物的感情出发,更重要的是向全党宣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干革命是为升官发财’这类不健康的思想打压下去。”

  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是著名的胸外科医师,1937年12月,前往纽约向国际援华委员会报名。1938年3月,率领医疗队抵达延安。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率领医疗队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进行战地救治,行程750千米,做手术300余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大批伤员。1939年11月12日凌晨,因10月下旬的救治手术中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唐县逝世。

  王东仓说,在白求恩的身上,体现的不仅有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他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来到中国也不肯留守后方医院,坚持上前线救治伤员、不怕牺牲的勇敢品格。

  “有张照片记录了白求恩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他坐低矮板凳上,以高板凳为餐桌,用土豆蘸盐当饭吃。如果不来中国,白求恩在加拿大完全可以住别墅、吃大餐。在弥留之际,他仍不忘写信交待聂荣臻去哪里采购药品,哪里的药品物美价廉,防止上当受骗。”王东仓说,在张思德、白求恩等人身上,生动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正如一些延安时期的模范党员所说,“为人民服务,不分分内分外”,“不计分工,能上能下”。

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生产运动,一般指1941年至1945年间以120师三五九旅为代表开展的军屯运动。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观察,延安生产运动,从边区留守部队自己动手开展农副业生产,努力解决生活困难,到中央机关带头开展生产运动,其来有自,贯穿其间的脉络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探索保障革命事业与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的同时、尽量减轻人民群众负担的路子。

  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教研部党性教育教研室王涛教授说,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主要有三方面现实原因。

  首先是,国民党划拨给中共的抗战经费明显不足,到了“皖南事变”后,连这点微末的经费也停发了。即便是在国共关系较好的1937年、1938年间,中共从国民党方面获得的开拔费、置装费、寒衣代金费等充其量不过五六十万元法币。“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不仅停发经费,而且采取掐断边区与外部的汇兑渠道等手段,企图通过严密的封锁,困死不甘屈服的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活下去”就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

  其次,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残酷复杂的相持阶段,如何保障边区与各敌后根据地蓬勃兴起的抗战事业,同时又能够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解决这个事关全局的问题显得愈发急迫。王涛举例说,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震部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时,部队仅有两千余人;待到1939年,王震部奉命回师陕甘宁边区,麾下已超过11000人,仅以年人均消耗1000斤小米计算,其生存所需物资数量也大得惊人;

  最后,以毛爷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大生产运动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示范区的重要内容,通过边区建设的模范行动与经验,能够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正是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通过浴火重生实现凤凰涅槃的伟大方向。王涛说,无论是朱德领导和推动的军垦计划,还是以吴满有为代表的新式富民运动,抑或是像边区建设工编辑开发延长油田这样的工作,实质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指引和带领千百万人民群众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新民主主义新国家的生动实践与伟大方向。

  王涛认为,南泥湾的成功,其意义并非单纯的万余人发展生产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大生产运动为整个延安时期乃至后来的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广大的群众基础。王涛还举了一个例子,时任我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的许光达在1947年9月13日内部讲话中披露,陕甘宁边区十年的积蓄,足足支撑了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期间5个月战争。

  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集体奋斗的精神与气质,即便是在新时期,在不同层面上、针对不同对象,仍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比如,一个执政党如何千万百计控制执政成本;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内的高级干部如何以身作则杜绝特权思想与特权作风;在党内发扬并在全社会形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坚决实行“八项规定”,中央有关部门不久前制定中央国家机关“禁奢令”,无疑都是新时期共产党人践行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天,延安精神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全体共产党人乃至全体中国人胜利完成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必需的人格之“钙”和精神之“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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