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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延安精神与美国精神比较研究
发布时间:2010-06-11 01:02:00   点击数:

张纯厚

  摘要: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政治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体制,前者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体,而后者则是一党主导,多党联合执政的政体。延安时期,中共的“三三制”政体的民主体制是延安精神的产物。延安精神与美国精神是在不同的国度中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精神,但却可以在经济繁荣、群体和谐和国家安全这三个国家政治目标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具体来说,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在爱国主义精神、唯物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对于他人和同胞的宽容精神、追求平等的精神、开放精神、敬重人的精神、崇尚科学的精神这九个方面相统一。

  关键词:延安精神;美国精神;比较研究;“三三制”;国家政治目标

  自古以来,在欧洲学问和东方的中华学问中都盛行的二元思维方式经久不衰。这种思维方式遭到了近代和现代哲学大师们的系统性的攻击和改造,先是德国客观唯心主义的集大者黑格尔的三段论的挑战,后是美国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的实验主义一元论的挑战。于是,在西方有了政治和学问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流行观点,东方则有对于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诉求。然而,不管是二元化思维,还是多极化思维,都在强调对立面的差异和对立。受这种思维习惯的影响,处于不同政治学问体系中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在特定学问体系中居于上层地位的人们,都倾向于强调对于自己的学问系统的认同,而对别的政治学问体系则持排斥态度,即强调政治学问体系之间的对立和差异,特别是他们自己的政治学问体系与他们认定为主要对立面的另外一种政治学问体系之间的对立和差异。在对于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学问体系的对比研究中,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大部分比较政治研究人员都在从对立的角度进行研究。这种对立,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政治思想体系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是东方政治学问思想体系与西方学问思想体系之间的对立。似乎在这两种政治学问体系之间,只有矛盾双方的相互对立,没有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更难看到二者之间的共同性。作为一种多向思维的尝试,这篇文章则从另一个侧面入手,研究中国与美国在政治学问体系方面的对立面的同一性。文章的焦点集中在探讨延安精神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同一性,前者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业绩奠定了基础,后者则被看作是美国人创造历史的人文精髓。

  由于资料所限,这篇文章主要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而较少使用定量分析。文章意图证明这样一种假设,即从人类社会群体寻求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延安精神与美国精神之间可以相互融通,有共同性。为了清理思路,文章先对延安精神这一概念进行历史性的分析和界定,然后,阐明这一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最后,探讨延安精神与美国精神的共通之处。

中国共产党的延安精神和新民主主义宪政

  作为一种与政治活动相联系的人文精神,延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所曾经实施过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政治相联系。关于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概念来自毛爷爷关于中国革命阶段性的论断。这一论断是毛爷爷对于中共在建党初期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的发挥和修正。毛爷爷认为,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必须经历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前者的目标是革除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者的目标则是革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前者是中共的最低纲领,后者是中共的最高纲领。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在这一革命阶段所建立的政权即是新民主义宪政。1940年,毛爷爷首次系统阐述他关于这种政治体制的观点,他说,“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毛爷爷,1940)。

  关于这种宪政政治,王永祥认为,从延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政治体制都是新民主主义宪政(王永祥,1996)。殷啸虎则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产生上溯到1923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其政治实践则从1925年到1927年期间,由省港大罢工,上海工人起义和广州起义所建立的临时政府开始,经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在十年内战时期,由中共在江西省建立的工农民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种模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即毛爷爷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倡导的全国性多党联合执政;第三种是于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殷啸虎,1997)。钱大梅认为,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所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相联系,其具体政体形式包括适合抗战的抗日民主制和1949年所建立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钱大梅,2005,8-9)。

  本人则认为,毛爷爷所讲的新民主主义政体是现代中国革命所经历的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的政治形态。按照毛爷爷的定义,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到1953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开始,都属于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所以,新民主主义政体被看作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性质不同的两种政体。这种区别也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所明确规定的。并且,在事实上也是不同的。因为,目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体;而新民主主义政体是一党主导,多党联合执政的政体。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被看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与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但从革命阶段论来讲,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所以,那种将新民主主义宪政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混为一谈的观点是不对的。

  在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革命目标方面是一致的,即毛爷爷所讲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一政策原则与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毛爷爷,1940)。如果说有不一致的地方,那是由于蒋介石政府违背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精神,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串通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压榨贫苦工农大众。从而,破坏了多党联合执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建设。

  事实上,在建党初期,从中共中央实行委员会于1922年6月15日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钱大梅,2005,16)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寻求与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国其他党派建立联合政府。这种政治策略是建立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和国共政治实力的对比之上的。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成熟,不能独立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落后封建的社会现实也不具备建立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政党力量对比来看,国民党有更深厚的历史背景,中共与其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乃为明智之举。因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林的推动下(钱大梅,2005,22),中共在于1923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政策,并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中决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央档案馆,1982,第一册,110;第三册,115-116)。其结果是,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随后在广州黄埔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许多中共杰出领导人参加了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工作。192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有国共两党和各省各界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提出制宪主张((钱大梅,2005,25)。在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伐战争中,两党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合作。但这种良好的民主宪政发展势头在1927年被国民党的分裂活动破坏了。在此后的十年中,国民党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来排除异己,实现清一色的一党统治的全国政权。这种企图被毛爷爷在他的“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中称为“黄粱美梦”。其结果是事实上存在的两个对立的一党统治的政权。

  在经过十年血腥内战之后,在民族危亡之际,在全国各界有识之士的紧急呼吁之下,特别是经过双十二事变的促迫,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与共同敌人作战的政治军事合作。在八年抗战过程中,国共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全国性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且,曾因皖南事变和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等严重军事政治冲突,两党合作几近破裂。但是,中共始终没有放弃建立多党联合的民主宪政的努力。在毛爷爷提出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全国性的两党联合执政的民主宪政尚不能真正付诸实施,但政治和解已经存在的形势之下,中共在自己统辖的区域内进行了多种政治势力联合执政的民主宪政的政治实践。

  这种区域性的民主宪政建设以在形式上将国共两个对立的政权统合到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府之下为前提。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政治主张。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主张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将苏区“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在推动政治和解和建立全国性统一政府的同时,中共改变苏区政府一党单独执政的形象,增强其包容性。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更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且,规定了关于普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政策,允许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界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停止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保护工商业利益,欢迎民族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到苏区投资。在《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在“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靠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开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这样,苏区便转变为具有广泛政治包容性的抗日根据地。

  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随着毛爷爷对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思想探讨而发生形态上的演变。1939年12月25日,毛爷爷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1940年元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主张建立“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其经济政策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因为,中国当时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1940年2月20日,毛爷爷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做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讲。他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宪政,也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宪政”。1940年3月6日,毛爷爷为中共中央写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提出了“三三制”政权思想,并于同年7月5日向全国公布:“在政权问题上,大家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赞成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曾经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共产党以外的三分之二指非共产党的左派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

  虽然,这种“三三制”在实际操作上尚有一定问题,比如,对于左派和中间派的界定和确认会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并且,议政合一的政体会导致以行政为中心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倾向。但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的规定却有明确的可操作性。虽然,共产党员仍然在这种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席位数额的限制使得共产党员必须以自己的表现,去争取多数支撑,而不是简单地以权力来推行党的政策。这样,便有效地推动了民主协商和政治合作,限制了集权和专断。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在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内独立地推进了民主政治,建立了有很大政治自由度和包容性的政治特区。除亲日汉奸之外,“各种抗日的党派,已经有了分开活动的可能以及进行竞选的自由”(于鸣,1940,29),“实现了最广泛的民主,全体抗日人民,都获得了政治上的自由,都享有人权、政权、财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充分自由”(《解放日报》,1941)。这种民主政体在全国的抗日根据地内普遍推行,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全面切实的实施,使得这一政治特区成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

  随着民主改革的开展,中共在党内进行了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在1942年元月,当毛爷爷发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时开始,到1945年4月结束,经历三年多时间,主要在延安进行。其内容包括思想清理和组织清理两部分。在思想清理方面,党的干部被组织阅读从俄语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读物和中共党的历史文件,针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政治思想路线展开讨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组织清理方面,清除内奸和日本奸细嫌疑人。这一运动虽有强化党内集中机制,混淆党内外矛盾,开创长期拖延党代会先例和由日常工作主持人康生所搞的逼供信等缺陷,但由于向党员干部提供了系统的党史资料和毛爷爷提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在全党倡导了务实思想,并使党在组织上实现了高度团结统一。

  综上所述,虽说,中共在延安时期所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宪政和党内民主讨论算不上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但相对于国民党的五权体制,却显得切实、务实和扎实得多。因而,中共的政治特区代表了当时中国民主政治的最高水平,成功地实施了中共自从1922年便竭力追求的,为实现党的最低纲领,而必须实现的新民主主义宪政。大凡世界上成功的民主,都是将个人思想活跃与集体向心力和机制稳定相结合的政体。中共在延安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正是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这一核心特征。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讨为国家效力的具体办法,加之,重视民生问题,合理协调各方利益,使得抗日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竭诚协作,无私奉献。从而,使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在八年抗战中成十倍地增长。这一奇迹的创造源于体现在延安新民主主义宪政中的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什么? 郭必选在《延安精神论纲》一书中将延安精神概括为: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唯物主义精神,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我之见,在以上四种精神之外,延安精神还应包括宽容精神、追求平等的精神、开放精神、敬重人的精神以及崇尚科学的精神。

中美政治人文精神对立同一的理论基础

  作为第一编辑,本人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政治科学教授迈克尔·马格利斯(Michael Margolis)于1996年合作出版了《走向美国选民心理的新理论:实现民族国家的超级目标》(Toward A New Theory of American Electoral Psychology: Achieving the Superordinate Goals of the Nation State)一书。此书提出了三条可以作为衡量不同国度和政治体制之下的政治成败的普遍准则,即经济、群体关系和国家安全。这三条标准不仅可以被用来说明美国历代总统竞选连任的成败,而且,也可以被用来说明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主要封建朝代最终倾覆的结局。在经济、群体关系和国家安全诸方面都没有明显失误的国家领导人会得到比较稳定的拥护,而在这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有明显失误的国家领导人则会失去人民的拥护。因而,经济繁荣、群体和谐和国家安全是所有明智的国家领导人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见 Zhang、Margolis,2006)。

  作为一个宏大的群体事业的创建者,美国开国元勋们早就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三条原则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美国宪法序言这样写道:“大家美国人民,为了组建一个更完善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定,提供共同防卫,促进普遍福利,向大家自己和大家的后代确保自由所带来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在这个简短的序言中,对于经济繁荣、群体和谐,以及国家安全的要求已经讲得很清楚。普遍福利指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正义和自由与群体和谐相关,国内安定和共同防卫则指国家安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革命政权的成功和在延安对于散布于从东三省到海南岛19个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战争的成功领导也符合经济、群体关系和国家安全这三条准则。从政治成功的规律来看,延安的新民主主义宪政完全可以与美国历史上成功的总统执政和美国在整体上的强国政治相类比。

  首先,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将政治民主和经济保障列入最重要的议事日程。1945年4月,毛爷爷在总结中共领导人民抗战的成功经验时说:“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抗日根据地多半地处土壤贫瘠、交通不便的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加之政治歧视,这些地区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和工商界在经济发展规划中很少顾及的地方;并且,这些根据地大多处于敌占区,遭受日寇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而且,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还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对于中国的国际援助基本上不能到达这些抵抗着大部分日伪军的根据地。然而,中共采取了全体动员和灵活务实的为生存而斗争的方针,边区的三大纲领,即《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两个施政纲领,都对“增进人民福利”,保障社会各阶层人民基本生活做了原则规定。在几年之中,中共完全扭转了军队和党政工作人员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局面,发展了边区的农业和工商业。据有关历史统计资料,陕甘宁边区的耕地面积在1937年到1945年八年间几乎翻了一番。1944年的粮食产量与1937年相比,增加了39%。棉花在1942年以前主要靠进口,到1945年,便达到自给有余。轻工业产品从无到有,达到基本自给。进出口贸易从1941年到1944年增加了125倍(李智勇,2001,100-103)。据有关历史统计资料,在1937年到1942年的6年间,延安的物价递增指数在4年中低于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的批发物价递增指数,在3年中接近西安的零售物价递增指数,在一年中,大大低于西安的零售物价指数(李智勇,2001,105)。在此基础上,根据地的科学学问事业有一定发展。从1935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创办高等干部学校12所,国民高等教育学校6所(李智勇,2001,143-145)。从1937年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数从545所增加到1377所,学生数从10396增加到34004(李智勇,2001,147)。

  在这一点上,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与美国的宪政政治有共通之处。美国宪法第八款将为全民福利提供经费作为国会的一项职责,同时,宪法规定国家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这些法规的重要特点是鼓励将科学研究与促进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相结合,注重实效和实用。从而,充分调动了人民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法国人,托克维尔(Toqueville)在十九世纪这样描述他在美国所看到的情况:“在美国,每个人都寻找在别的地方不为人知的手段来创造或增加他的财富。获取的情致总是热切的,并且,人的思想常常从想象的乐趣和脑力劳动转移开来,不是由冲动,而是由对于富有的追求所左右。不仅可以像在其它国家一样,在美国找到制造业和商业阶级,而且,可以找到在其它地方从来不出现的情况,整个社区不约而同地从事生产性的实业和商业”(Toqueville, Chapter IX, Section I, Volume II)。不仅一些重要的技术,比如电力的应用、电报、电话等,而且,各种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技术都在美国较早地得到推广和普及,从而,大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其次,中共在抗日根据地采取了兼顾各方利益,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政策。富农利益得到保护,用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方土地,实行“三三制”政体,让各爱国阶层都有代表参与政府的管理。从而,增强了辖区人民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大地提高了人民参加抗日救国的军事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群体聚居的移民区,其种族、学问、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比其它国家要复杂得多,但是,美国人民发挥政治智慧,有效地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先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政教分离,禁止国教和宗教团体参与政治,使得各种宗教团体和无神论者以民间身份平等相处;其次,人民通过选票来反对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敌视新移民的政策,使其再选连任失败,从而形成了新老移民和睦相处的传统;再次,广大美国人民支撑维护国家统一的南北战争,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政和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解决了黑人受压迫、受歧视的问题。另外,受人民广泛支撑的罗斯福新政建立了社会福利体系,解决了贫富差别悬殊的问题。通过这些群体矛盾的解决,美国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国际性的民意测验已经多次证明,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是非常强烈的。

  第三,在国家安全方面,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也与美国的宪政政治有共通之处。国家安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抵御外敌入侵和维护国家统一,二是国内公共安全。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抗日前线,是为国家安全而献身的典范。同时,中共在维护边区公共安全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红军进驻陕北后,很快便清除了匪患,并在禁毒和教育二流子方面有显著成效,使社会治安大为改善(李智勇,2001,106-114)。美国宪法第二条第四款将叛国列为对总统、副总统和其他所有文职官员定罪并免职的头条罪状。1860年,林肯总统依据这一条款发动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南北战争,并一举平定分裂活动。从此以后,宪法的这一条款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力的法律武器。该宪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合众国保证联邦中的每一州皆为共和政体,保障它们不受外来的侵略;并且根据各州州议会或行政部门 (当州议会不能召集时) 的请求,平定其内部的暴乱。”依据这些国家安全至高无上的原则,美国法庭常常对于国家安全部门因调查工作需要而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行为免于定罪。理由是国家安全高于个人权利。

延安精神与美国精神比较

  在大家的专著,“走向美国选民心理的新理论”中,大家将经济状况,群体关系和国家安全看作三个经久不衰的美国政治心理主题,决定每次总统选举结果的根本因素,也是适用不同政治体制,不同国度的普遍性的政治主题。不仅美国的总统选举,而且,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兴衰也是由封建朝庭在这三个主题上的政治表现所决定的。所谓民意,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都必须从这三个主题来说明。我的导师之一,乔治·比绍普(George Bishop)教授更注重民族国家的安全和生存,其次才是经济繁荣和群体和谐,他在为大家的专著所写的前言中说,依据国家的安全和生存,国家的繁荣和对于群体冲突的控制来投票,正是使个人生存和事业的持续成功的一种潜在方式。其实,国家的经济繁荣也直接关系国家的生存。没有物质基础,作为人类群体的国家是不能生存的。也就是说,民众的政治心理聚集在他们的祖国的生存、安全和繁荣上,而他们的国家的生存、安全和繁荣是相互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国内的群体和谐是保障国家生存、安全和繁荣的政治前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即谓此意也。人民心系自己的祖国的生存和安全,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生存和事业与他们的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为了保障他们的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人民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在中国就集中地体现为延安精神,在美国则体现为美国精神。这两种精神是有共通之处的,因为,二者体现了两国人民为各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而自愿奉献的精神。大家可以对于这两种精神做如下比较:

  一、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都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在延安精神的激励下,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成为抗日救国的先锋队。在战火燃烧的年代,抗日根据地的人民踊跃参军参战,使中共的军事力量在八年之中成十倍地增长。为了祖国的生存和安全,人民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显而易见。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在人民对于宪法所规定的制裁叛国行为的有关规定的积极支撑。由于人民的支撑和拥护,林肯总统打赢了南北战争,一劳永逸地解除了国家分裂的祸患。美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所付出的牺牲比他们在其它所有美国所参与的战争中所付出的生命代价的总和还要多。

  二、在唯物主义精神方面,延安精神与美国精神是相通的。毛爷爷在延安倡导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遵照这一唯物主义原则,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运用灵活机动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符合实际的求生存,求团结和求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从而,使自身的力量迅速壮大,强有力地抗击了日本的侵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美国人民崇尚敬重现实的精神,并通过言论自由、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能够有效地防止国家政治长期被偏执、僵化和脱离实际的思想所支配。美国人比较早地实行了建立社会保障系统的经济改革,较快地制止了朝战和越战的错误,主动结束与中国的敌对状态。这些都是美国人民敢于面对现实,勇于修正错误的表现。

  三、在集体主义精神方面,延安精神与美国精神也是相通的。在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团结奋战,共渡难关,面对强敌和国民党顽固派所制造的困难,不仅没有解散,而且,队伍不断壮大。这里面不仅包含对于党、人民军队的热爱,更包括对于祖国这个大集体的热爱。美国人有敬重个性的传统,但这种个性不是自私,而是对于个人的敬重。在个人的小圈子之外,美国人民不仅有对他们的祖国的热爱,而且,有对他人,对同事,对同胞的同情和关爱。十九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这样描写他对于美国人的互助精神的感受:“当一位美国人要求他的同胞给与合作时,很少被拒绝;我经常看到,人们自发地,并且以极大的好意提供合作。如果,在公路上发生事故,人人都急忙赶去帮助遇难者;如果,某种巨大的突发性灾祸降临一个家庭,上千陌生人马上自愿地打开钱包,数额小,但却众多的捐赠源源而来,拯救困苦”(Toqueville, Volume II , Chapter IV, Section 3)。

  四、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都包含英雄主义精神。在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军民以英勇杀敌为己任,以为国捐躯为光荣。美国人则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拓展疆土的斗争中,表现了顽强的英雄主义精神。

  五、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都表现了对于他人和同胞的宽容精神。在延安时期,中共及时调整政治经济政策,保护富农,改没收地主土地为减租减息,吸取资产阶级和其他各阶层参加政府管理,建立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表现了政治宽容精神。美国人则通过立法,特别是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在人民中持久地树立了政治和学问宽容精神。美国有数不清的宗教教派,但由于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了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及其所包含的教派平等原则,宗教教派大都变成了温和的社会慈善机构,宗教极端主义没有社会市场;没有排他的社会阶层;没有在地域和自然条件上对于人民发挥他们的才能,发展他们的事业的限制。所以,社会气氛是宽容和平和的。关于这一点,托克维尔这样说:“在美国,没有宗教仇恨,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受到敬重,没有什么教派处于优越地位;没有对于地位的嫉妒,因为,人民就是一切,没有人能够怀疑他们的权威;最后,没有作为社会不安的因素的公众痛苦,因为,国家的物理条件向实业展开如此大的场地,以至于一个人只需不受约束地去实现他的才智”(Toqueville, Volume I, Chapter V)。

  六、在追求平等的精神方面,延安精神与美国精神具有共同性。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与国统区的重要区别在于:国统区到处是官僚腐败,而在延安却只见公仆不见官。官员与普通工作人员在生活条件上没有明显差别。改变了苏维埃时期的工农与地主资产阶级同罪不同罚,有功之人与普通民众同罪不同罚的规定,而却规定对于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公务员犯法者从重处罚。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原则保障了边区政府的清廉风气。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合众国不得授予任何贵族爵位。凡在合众国下担任任何有报酬或有责任之职务者,未经国会同意,不得从任何国王、君主或外国接受任何礼物、报酬、官职或任何一种爵位。”这种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原则使得美国在十九世纪就与当时的欧洲国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有了明显区别。托克维尔如此描述英国与美国在人际关系上的区别:“当与财富无关,只由出生将人在社会中分类时,每个人都准确地知道他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他不寻求上升,他也不担心下降。在一个社区里,如此依不同的等级组织起来的人们相互很少交流;但如果偶然事件使他们在一起,他们会乐于交谈,而不希翼或害怕失掉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交际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但不受拘束。 当一位富有的贵族生而为贵族,情况就会被改变。”“在美国,生而具有的特权从来不存在,并且,财富并不授予它们的占有者任何特有的权利,互不熟悉的人们很乐意经常光顾同样的地方,而在他们的自由的思想交流中,他们既感觉不到什么危险,也不贪图便宜。当他们偶然碰见时,他们既不寻求,也不回避交流;他们的举止因而是自然的,直率的和开放的;显而易见,他们几乎不从对方希望或了解到什么东西,并且,他们不在乎展示比掩盖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更多的东西”(Volume II ,Section 3,Chapter II)。

  七、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都具有开放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地处陕北山区,交通不便的延安吸引了众多来自中国各地的精英人才。因为,那时在延安的中共领导层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其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其开放的胸怀,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杰出人才。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纳人才是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所共同具有政治成功因素。

  八、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中都包含着敬重人的精神。中共在延安的政治宽容和合作精神包含着敬重同胞的精神;在党内整风中,中共一反以前党内斗争中存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纠正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实行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思想教育方式;在对二流子的教育中,不断纠正戴高帽子游街,开斗争会等错误做法(李智勇,2001,157-161)。这些都反映了延安精神中的敬重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美国宪法第四条第二款宪法关于保护各州公民特权和豁免权的规定;美国宪法第三条修正案〔1791〕关于士兵不得在和平时期擅自占据民房的规定;第四条修正案〔1791〕关于“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的规定;第五条修正案〔1791〕关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等规定;第六条修正案〔1791〕关于被告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的规定;第八条修正案〔1791〕关于“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惩罚”的规定;第十三条修正案〔1865〕第一款关于禁止奴隶制和强迫劳役的规定;第十四条修正案〔1868〕第一款关于“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的规定;第十五条修正案〔1870〕第一款关于“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被强迫服劳役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的规定;第十九条修正案〔1920〕关于“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修正案〔1964〕第一款关于“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未交纳人头税或其他税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的规定;以及第二十六条修正案〔1971〕第一款关于“年满18岁或18岁以上的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为年龄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的规定等等,都反映了敬重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九、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都包含崇尚科学的精神。陕甘宁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推广科学技术,开展科学研究。在医学方面,举办医务人员培训班,研制急需新药。在农业方面,推广粮食和蔬菜新品种,改进耕作技术。 工业方面,研制出新的轻工业机械,掌握炼油技术。并且,还开展了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工作。同时,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建立了十八所高等院校(李智勇,2001,97-99,143-144)。这些都说明延安时期的中共是敬重科学的。美国政府在建国初期就有敬重科学的法律。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保障著作家和发明家对各自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的专有权利,以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之进步”。这条法律对于实用性的发明创造在美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美国的经济实力有了一定发展以后,这条法律便成了推动高科技发展的有力杠杆。

讨论

  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都是促成政治成功的人文精神,二者有共通之处,但也有各自的特点和局限性。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以及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和军事辩证法相结合的产物,美国精神则是英国民主传统与北美大陆移民新区的开拓精神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历史的原因,延安精神中的民主精神的一部分在新中国建立后被抛弃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美国精神则因国际世界的无政府状态,而被二战后迅速膨胀的美国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外交政治所压抑,不能很好地起到发扬民主和现实主义精神,抑制专断和霸权的作用。然而,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的共通之处则有利于大家发扬中国的民主精神,借鉴美国的民主精神,以便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编辑:张纯厚,,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延安大学副教授,政治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毛爷爷:《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元月首次发表。
  钱大梅:《新民主主义宪政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
  王永祥:《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
  无署名:《论抗日根据地的性质》,《解放日报》,1941年5月24日。
  于鸣:《陕甘宁边区怎样实现了民主制度?》,《群众》,第四卷,第29页,1940年。
  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Zhang,Chunhou and Michael Margolis. Toward A New Theory of American Electoral Psychology: Achieving the Superordinate Goals of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6.

选自:《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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