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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发布时间:2009-10-11 07:39:00   点击数: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培养了约百万干部,顺利地完成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石的新民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使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有效地贯彻实行。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积累了干部教育的许多宝贵经验,对于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延安干部教育的发展历史

  巍巍宝塔山,滔滔延河水——这是延安的象征,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到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吴堡县川口村,整整13个年头,延安不仅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成为革命的“圣地”,而且也引起世界极大的关注。特别是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这里就成为党中央的所在地,全国抗日战争的引导中心和总后方。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实践时期。延安干部教育就产生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大发展于这段光辉的历史年代。

  延安干部教育适应战争形势变化的要求,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在不断地改革和创新,其发展历史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整风运动”前的延安干部教育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教育,在所有教育活动中将干部教育放到第一位。为了培养和提高干部,党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先后创办了许多培养干部的各级各类学校,同时还开展多种形式的在职干部教育活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陕甘宁根据地先后创办的干部学校有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和陕北特委党校;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党校、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等。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争取千百万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迫切需要千百万革命干部,尤其是大批常识分子干部参加组成伟大的抗日力量。同时,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激奋了的中国人民强烈要求进行民族救亡斗争,大批爱国青年纷纷来到延安,参加革命,探求真理。于是,党中央一面积极扩大抗日军政大学,一面又创办了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接收广大常识青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引导下,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军事、组织上的“启蒙”教育和各种业务训练。之后,又相继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工人学校等。1939年7月,为了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培养华北地区的抗日干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研究部和专修部的一部分学员除外)、安吴青训班和延安工人学校四校的部分师生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成立。7月12日,华北联合大学和抗大组成1700人的队伍,开赴敌后办学。不久,为适应边区建设的需要又开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军事学院和延安大学等。至此,陕甘宁边区已拥有十余所干部学校,分为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党务、民运等多种专门学校和专业,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培养干部的学校教育体系。

  同时,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培养干部,1938年10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干部学习的决议。会后,又成立了由洛甫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加强对干部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从此,在延安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一个普遍的、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在职干部学习热潮。

  这一时期,延安干部教育有如下特点:

  一是由于抗战开始后各方面急需人才,决定了干部学校教育以办短期训练班为主,各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讲授内容立足于实际需要,体现了少而精、学用一致的原则。理论课虽然也有,如中国问题、马列主义等,但大多是启蒙性质的。就抗大来说,当时的主要课程是“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期间的政治工作”、“抗战期间的民众运动”、“抗日的游击战术”、“射击”、“防空防毒”等,从战争实际出发,着眼于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需要。

  二是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制度和新课程。1937年8月,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抗日的教育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①]毛爷爷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必须“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②],尽快地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

  三是从抗战实际需要出发贯彻教、学、用一致的原则,注重学生在实践中的锻炼和锻炼以后的再提高。如鲁艺第一期学员的教学计划是“三三制”,即入学后首先学习三个月,之后到外面实习三个月,再回校学习三个月,然后才毕业分配工作。当学员在实习中感到自己学习的课程有很多缺点时,引起了学校领导的关注。学校经过两次工作检查和半个月的讨论,决定改革教育制度与教学计划,教授抗战急需的常识和技能,从第三期开始实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种紧密服务于战争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育形式与内容,无疑是正确的。

  四是在职干部教育开展之后,由于组织领导得力,教育计划周密,学习内容符合实际,所以干部学习热情高,时间有保证,效果显著。

  但是,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出现了“正规化”问题,不少学校纷纷延长学制,确立比较正规的学习制度,依据学制重新规定各班级的课程内容和课程标准,要求学员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正规化过程中发生了教育与实际脱离、所学与所用脱节的偏差,致使少数干部只会死记硬背马列主义的各项原则和结论,而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他们能够背诵《资本论》的一些章节,但不了解法币为什么会跌价;他们对于革命理论,并不能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只是空洞的望文生义,机械地学习了革命理论和词句。这种现象在马列学院的部分课程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陕公的高级班和其他学校也有类似的情况。

(二)“整风运动”后的延安干部教育

  1941年12月和1942年2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两个文件,主要对延安干部学校教育中出现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作了严肃批评,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了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③] 同时,《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干部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在教学内容上,强调除了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外,还要教授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把二者联系起来;在学风方面,强调用党中央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去研究瞬息万变的情况,研究周围环境中的各种问题,要造成一种新的风气,即鄙视那些纵论古今中外,而对周围环境却一无所知的“夸夸其谈”;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必须废止注入的独断的填鸭式,侧重启发和研讨,特别是实习。课堂上不仅应有教师的讲授,而且要有质疑、辩论和解答。应举行定期的实地考察,以补充与印证讲课内容,使学生在处理事物的过程中学会分析、比较、综合的方法,加强对所学常识的信心和致用能力。为了加强对干部学校的具体领导,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还具体规定了各学校与中央各实际工作部门的联系与来往关系。除此以外,对教员质量的提高、教材的供应办法、教学设备的改善、学校组织机构的改革等问题,都作了相应的规定。总之,两个《决定》的基本精神强调,延安干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革命干部,因此理论与实践、所学与所用一致,就是当时教育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爷爷在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从此,全党范围内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开展起来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与“整风运动”紧密结合,学习活动进一步制度化。延安干部学校的师生也积极投身于“整风运动”中,他们联系本校、本班、本人的实际,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检查、反省,整顿学风,从而使广大师生真正认识到了什么是学风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哪些才是与实践不可分离的理论,哪些才是空而无用的条文。鲁艺在学风学习阶段,为了加深对《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精神的进一步理解,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就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和创作是否有错误,所学与所用是否脱节,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便是典型的一例。其它学校在整顿学风中,也都根据文件精神来审查实际问题,从而进一步掌握了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加深了对《决定》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了本校改革措施,并马上付诸实施。与此同时,党中央对边区直属的干部学校进行了较大规模地整顿和调整,从实际出发合并了一些学校。如1943年4月和1944年5月,两次对延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调整与整顿,将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等先后并入延大,使延安干部学校的教育机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更加符合抗战需要与边区实际。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干部教育

  解放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继续办学的干部学校仅有延安大学、西北党校和西北医药专门学校。这时,延安干部教育面向边区实际,为自卫战争和边区建设服务,以培养边区地方干部为主。

  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建设计划方案》。在学问建设部分,《方案》强调:“今后和平建设新时期,随着人民经济的发展,边区学问建设必须更有计划地进行”,并对大学和中学的教育提出了培养本地较高中级常识分子的任务[④]。但是,这个方案还未来得及实行,全面内战就爆发了。于是,延安大学根据边区教育厅制定的《战时教育方案》精神,又制定了《延安大学战时干部教育实施方案》,提出以理论与实际结合、培养有明确阶级立场与有为人民服务热忱和能力的革命干部为延大教育方针。为了服务于边区,服务于战争,延大的课程以政治课为中心,同时设有业务、学问课,还增添了爆炸与救护常识课,组建了自卫军营。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后,延大师生在辗转行军途中,在坚持教学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反霸、减租、生产、土改等工作,担负运粮、救灾等任务。广大师生在实际工作中,经受了艰难困苦的考验,提高了觉悟,增长了才干。

  同时,西北党校的师生也一面坚持学习,一面积极参加战备工作。西北医药专门学校的战时教育,主要是开展战场救护和疾病防治的军事医学训练。

  1948年,西北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反攻。延安干部学校面临的中心任务是迎接大西北和全国解放,加紧培训干部。于是,延安大学在洛川创办了分校,吸取国统区和新解放区常识青年进行短期培养教育。延大总校开始建立新的正规学制,扩大系、室,增设短训班。西北党校也扩大招生,并在韩城创办了分校。此外,还创办了一批新的干部学校。到1949年5月以后,延安大学和西北党校及其分校陆续迁往西安,延大改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党校保持原建制继续办学。

  这一时期,延安干部学校虽数量有所减少,但每一所学校的办学规模相对扩大,而且体制上更加完备。其特点是:办学形式服从于战争环境与革命形势的要求,从短训班式的干部学校发展为革命大学,再发展成为正规的高等学校。

  从延安干部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种教育的历史功绩和特殊性就在于:延安干部教育兴起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干部教育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育原则和方法,形成了中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模式。

  二、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的类型

  模式也称为“范式”,一般是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的式样。在教育学科中,教育模式是指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之后,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教育结构和办学方式,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即人才培养体系(包括人才培养环节和方式)、教育体制(包括办学体制和宏观管理体制)和教育结构(包括教育的类型结构、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干部教育,包括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延安干部教育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之后,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新型的、能够适应革命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干部教育模式”。该模式主要由支撑结构、基本内容、特点和属性等构成。所谓支撑结构由抗大式、延大式、党群式和专门学院式等学校类型组成;所谓基本内容是学校的办学理念、课程内容、办学方式和管理体制等;其特点是教育干部第一、教育形式多样、教学方法灵活以及教育效益显著等;根本属性是干部教育。所有这些方面,体现了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的形式与内容、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即“干部教育模式”是各种各类教育活动的抽象概括,而各种各类教育活动又是“干部教育模式”的具体体现。

(一)干部学校教育

  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在陕甘宁边区教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且颇具特色,成就显著。各学校都有自己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明确,教学内容具体,办学方向一致;并根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坚持改革精神,不断丰富、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完整的、适应革命战争和边区建设需要的干部教育体系。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在较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了大批政治、军事、经济、学问教育等方面的高素质人才,为赢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了数以万计的领导骨干。

1.干部学校的类型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时间里,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20余所干部学校,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从办学目的和培养任务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抗大式、延大式、党群式和专门学院式。

(1)抗大式学校类型

  抗大式学校类型是以抗大为代表,包括: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1931年10月创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2月创办)、八路军医科大学(1937年8月创办)、八路军军政学院(1940年8月1日创办)、军事学院(1941年12月组建)等。这些学校主要培养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高中级军事工作干部,其特点是:办学思想突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学风建设体现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教学内容注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学校管理实行军事化管理。

(2)延大式学校类型

  延大式学校类型是以延安大学为代表,包括:陕北公学(1937年9月创办)、延安大学(1941年9月调整组建)等。这些学校主要培养各种高级与中级的政治、经济、学问、教育及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具有早期综合大学的性质。该类型的特点是:办学思想体现以适应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和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问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教学内容突出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与用一致的基本精神,课程设置注重少而精;学制灵活多样,由短期培训逐步向正规化教育过渡;教学方法实行讲授与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同时发扬教学上的民主,提倡质疑问题、热烈辩论的学风,以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在管理方面,校务委员会吸取教员、学生代表参加,实行民主管理,体制上实现校、院、系三级管理。

(3)党群式学校类型

  党群式学校类型是以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和民族学院为代表,包括:中共中央党校(1935年11月创办)、陕甘宁边区党校(1934年秋创办)、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1937年10月创办)、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0年5月创办)、马列学院(1938年5月5日成立)、中央研究院(1941年8月由马列学院改组)、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创办)、延安民族学院(1941年9月创办)等。这些学校主要培养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以及做党群与民族工作的高中级干部,其特点是:办学目的以培养做党务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干部为宗旨,学风建设提倡“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教学原则为“少而精、现实、活泼、理论与实际联系”,教学内容注重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有的专门培养妇女干部和民族干部。

(4)专门学院式学校类型

  专门学院式学校类型是以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为代表,包括: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创办)、自然科学院(1939年5月创办)、行政学院(1940年7月创办)、新文字干部学校(1940年秋创办)、西北医药专门学校(1946年6月创办)等。这些学校主要培养艺术、科技、行政、医卫和新文字教育等专业人才,其特点是:办学思想体现了为加强边区建设而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学院的组织结构是以某一种应用专业为主独立建制,在管理上则主要实行教学机关、科研机关与经济建设等实际部门三位一体领导,专业及课程设置突出实用性和技能性,教学上注重课堂教学与社会实习相结合。

2.在职干部教育

  在职干部教育是延安干部教育中最有特色的一种教育类型。它是通过自觉的、自主的、民主的、有效的学习活动进行的,是提高全党干部素质的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1)在职干部教育的类型

  延安时期,党中央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各级各类在职干部教育,从行政归属和教育对象来看,可以分为中共中央所属的在职干部教育和边区政府所属的在职干部教育。

  中共中央所属的在职干部教育对象主要是中央机关的在职干部,它是在中央干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该教育类型的特点是:干部级别较高,工作岗位复杂,所以要求教育内容全面,根据干部工作性质设置课程内容,注重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积极开展理论研究;教学形式灵活多样,设立大课堂,开展大讲演,组织研究会。

  边区政府所属的在职干部教育对象主要是边区政府所辖各分区和各县、区、乡的在职干部。该教育类型的特点是:教育任务主要是扫除文盲,提高学问水平;教学内容以学问教育为主,业务教育、政治教育和理论教育为辅;通过创办各级各类训练班,选送部分干部轮流学习。

(2)在职干部教育的方针

  延安时期,各级干部既是党的执政方略的制定者,又是党的执政方略的贯彻实行者,也是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任务是否能够顺利地完成。因此,1938年10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干部学习的重要性,并确定在职干部的教育方针:“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大家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学问水平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该着重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⑤]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指出:“为了保证共产党员能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扩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巨大力量,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地使用教育和爱护这些干部。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个实际斗争中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提高工农干部和一般党员的学问水平。”[⑥]

  “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着重抓了延安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一个普遍的、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干部学习热潮,首先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中迅速开展起来,以后逐步扩展到边区各分区、县、区、乡。

(3)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

  在职干部的学习内容,不仅因干部的学问程度和工作经历不同而有所区别,而且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学问程度低的干部即以学习学问为主,有相当学问程度又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干部则以学习理论为主;解放战争时期,在职干部的学习内容与抗日战争时期又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1939年二、三月间,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其中把学习对象划分为甲、 乙、丙三类,每一类规定了不同的学习内容:甲类主要是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以《联共党史》为必修课;乙类主要是学问水平较高而党龄较短的新干部,以党的建设为必修课;丙类主要是政治学问水平都较低的干部,以学习学问课为主,同时学习党的建设。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根据毛爷爷《改造大家的学习》的精神,总结了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教训,把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明确规定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学问教育和理论教育四种。

(1)业务教育

  《决定》指出:“不论从事政治、党务、学问、教育、宣传、组织、民运、锄奸、财政、经济、金融、医药、卫生及其他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必须学会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⑦]业务教育包括以下五项内容:第一,与各部门业务有密切关系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第二,与各部门业务有密切关系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第三,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第四,各部门业务的历史常识的研究;第五,各部门业务的科学常识的研究。每一部门的干部均须研究与自己部门相关的业务常识。

(2)政治教育

《决定》要求:“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政治教育。”[⑧]政治教育包括两项内容:一项是时事教育,一项是一般的政策教育。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要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以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决定》指出:“好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是不对的。”[⑨]因此,要使每个干部都必须具备专家与通人两种品质。

(3)学问教育

  《决定》规定:“对一切学问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进行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学问教育,反对轻视学问教育的错误观点。”[⑩]学问教育的内容确定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课。

(4)理论教育

  《决定》提出:“高级及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学问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11]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中国共产党20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

(4)在职干部教育的制度

  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兴起之后,之所以经久不衰,乃至成为全党最有特色的教育之一,是与它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符合干部工作实际和学习要求的教育制度分不开的。

(1)组织领导制度

  “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为了统一在职干部教育的领导,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不久与中央宣传部合并,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干部教育工作,制定干部教育总的计划,建立学习制度,进行检查和总结。在中央宣传部总的领导下,又按系统分为三大块:中央直属系统由中宣部教育科具体负责,军事系统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边区系统由边区党委宣传部负责。各机关组织学习的实际责任是各单位党的支委会和总支委员会,各支委会和总支委员会均设有教育干事,专门负责组织干部学习。同时,各机关还成立了干部教育委员会,负责在职干部教育的计划领导。组织领导制度中一个关键性的制度,就是规定各级行政领导必须带头学习,同时负起学习的领导责任。《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12]《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中规定:“各级行政上的负责同志,除参加同级之在职干部教育引导委员会外,同时须以身作则的按照自己的学问水平,参加一定之班次学习。”[13]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实践经验一再证明,凡是行政领导干部自己努力学习,并负起组织领导责任,又关心其他干部学习,并留心给工作、生产与学习的时间以适当的分配和调剂的单位,那里的学习就能保持正常进行,也就有显著的成就;否则,那里的学习就搞不起来。

(2)分类编组制度

  延安在职干部教育一开始,就依据学问程度和工作经验把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分类开展学习活动,又按行政单位按类编为若干学习小组。这套制度的建立,使在职干部实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表明:一个学习小组的学习与小组长的人选关系很大,小组长不仅要自己学得好,而且还要关心全组每一个人的学习,领导好全组的学习活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兴起后不久,就制定了小组长的职责:(1)搜集并分配所指定的参考书;(2)督促组员按时阅读、上大课、听报告;(3)检查笔记、讨论提纲和个人学习计划;(4)按期召集讨论会或座谈会;(5)设法解决组员在学习中的疑问和困难;(6)监督学习纪律的遵守;(7)定期检查本组学习情况,传达上级的意见;(8)与引导员取得密切的联系。由以上八点可以看出学习小组长职责之重要。在学习热潮中,曾产生了一批模范小组,如中组部甲类小组和马列学院一个小组,学习不仅进度快,而且质量好,收获大。这都与推选的小组长有很大关系。

(3)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

  1940年1月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14]这从制度上保证了在职干部每天的学习时间,是开展在职干部教育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因为如果把在职干部的学习完全放到业余来进行,则在职干部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是难以做到的。

(4)讲授辅导制度

  讲授与辅导,对于在职干部学习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开始后,就规定为甲、乙两类干部设引导员,为丙类干部设教员。但是,由于能充当引导员的干部缺少,这一制度没有能有效地实行,给学习造成了很大困难。因此,在1939年8月第一次学习大检查后,就陆续建立了以下几种讲授、辅导制度:

  A.设立顾问团。由中宣部聘请有关领导同志和延安高校的教员担任。顾问团分为七科,即马列主义、联共(布)党史、中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时事问题等。每科由理论水平较高的数人担任讲授和解答疑难,同时由顾问团负责拟定各课学习大纲和指定参考资料。边区各分区、县的在职干部学习,也有采用这种办法的,由分区和县委负责同志担任讲授教员。这一制度的建立,对统一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起了很大的作用。

  B.建立巡回教育站。离延安市较远的机关,到延安听大课非常不便。开始常派代表到延安听大课,回去后再传达;后来则由巡回教育站派教员直接面授。巡回教育站的教员都是马列学院研究室的研究员,管理工作由各听课单位组成管理委员会负责。这个制度的建立,解决了离延安市较远的机关在职干部听课困难的问题。

  C.逐步健全引导员制度。1940年6月,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工作一年总结中,进一步指出加强引导的重要性,规定从甲类干部中选择一批联共(布)党史和党建学习引导员去引导乙、丙类干部的学习。此后,差不多每个学习小组都有了引导员,有的机关因课程学习小组较多,除每组设一引导员外,还指定一人为总的引导员,负责召集各小组引导员会议,研究各小组要讨论的问题,得出一致意见后再去引导。这种办法,对于提高引导员质量、更好地引导学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少数单位没有聘任引导员,但他们却聘请学问程度较高的同志担任各课代表,或找理论上较强的同志任小组长,以代替引导员的作用。

(5)定期测验制度

  《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规定:“各级在职干部学习成绩之考查,分下列四种:(1)日常考查。(2)临时测验。(3)学期考试。(4)毕业考试。”[15]这种制度的实行,对于督促在职干部更加自觉地学习起了积极的作用。直到1949年10月26日,西北局还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年终测验的通知》,要求:高级干部的学习情况由西北局组织进行测验,中级干部的测验则由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及边区学委布置进行。

  三、延安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培养了约百万干部,顺利地完成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石的新民主义革命的重要转折,使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得到了卓有效的贯彻实行。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创造和积累了干部教育的许多宝贵经验。

(一)确立“干部教育第一”的教育工作方针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为己任,领导全国各族民众开展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逐渐认识到:“引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16]早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育任务就是培养革命干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在江西等地创建苏区,急需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为此,毛爷爷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苏维埃学问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17]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的形势和任务摆在全党面前,所以干部教育问题显得尤为重要。1937年5月7日,毛爷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大家的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而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的状况很不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要求: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一些专家,也培养了不少人才;但这些专家和人才的数量与抗战建国的重大任务相比,那实在太少了,显得很不够用。而且,抗日战争时期又是一个形势空前急剧变化的时代,一个革命干部如果不能通过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从工作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充实并提高自身的学识与能力,就会影响工作效率,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从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各项工作才刚刚起步,尤其是学问教育事业还相当落后,许多群众还生活在与学问“绝缘”的状态之中,区乡干部还有大量文盲。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只有把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才能完成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为此,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从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学风建设、教学方法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干部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1942年2月又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18]

(二)创造一种新的、适应革命战争与社会建设需要的“干部教育模式”

  党中央经过长征到延安后,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始创办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但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和新任务对于干部数量与能力的要求。于是,1938年11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以往干部教育的经验,做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大家的战斗任务”的伟大战略决策[19]。 会后,全党范围的干部教育有组织有计划地全面展开:一是大力举办干部学校教育,先后办有近20所干部学校,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从学校级别来看,有高等干部学校,也有中等干部学校和各种短期训练班,甚至中小学也担负着培养干部的任务;从培养任务来说,有培养党政干部的学校,也有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有培养科技干部的学校,也有培养艺术干部的学校;有培养财经干部的学校,也有培养医护干部的学校。就学校类型来说,有抗大式、延大式、党群式和专门学院式等。从管理体制来说,有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学校,也有边区政府直接领导的学校,还有各分区、县主管的学校,但更多的是由中央对口部门和边区对口部门管理的学校,从而形成了部门办学管理体制。二是开展大规模的在职干部教育,从中央机关、边区政府各部门到各县、区、乡所有干部,普遍地系统地、有组织地进行学习。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张闻天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的中央干部教育部,统一负责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同时,建立学习制度,规定平均每天两小时学习时间;学习方式,根据干部的学问和理论程度分类编组,采用自学和辅导相结合的办法;每年从中央到地方各机关和单位都制订详细的学习计划,中期有督促检查,年终有总结;学习内容包括业务教育、政治教育、学问教育和理论教育四大类;学习过程中,一些干部自发组织了各种研究会,开展专门问题研究;还创造了办训练班、上大课、演讲、竞赛、奖励、考核等多种形式,确保学习计划的落实与学习过程的管理。这些便构成了一个新的、完整的、能够适应革命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干部教育模式”。它是在新民主主义学问教育方针指引下,打破了中外传统教育模式,从当时党的任务和社会建设实际出发,创造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教育新模式,真正实现了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集中学习与业余学习相结合。

(三)端正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办学方向

  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教育是在战争的瞬息万变环境中创建并发展起来的,客观上要求这种教育要与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党的中心任务相适应,所以端正为一定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办学方向尤为重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为此,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要求必须“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20]根据党中央的部署,这时延安干部学校为解决抗日战争急需各种大量革命干部的要求,以办短期训练班为主,培训时间多则半年,少则两三个月;课程和教学内容立足于实际需要,体现了少而精、学用一致的原则。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爷爷进一步总结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学问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学问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 ……”[21]。 1940年,边区形势有所好转,干部学校教育出现了“正规化”问题,不少学校纷纷延长学制,学习时间规定为一年、二年、甚至三年,依据学制重新规定了系统的课程标准和课程内容。这显然不符合战争形势与边区实际。发现问题后,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对干部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规化”问题进行了批评与纠正。1942年2月1日,毛爷爷参加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以此为起点,全党范围内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开始了,延安干部学校师生积极投身于整风运动中,有的学校还就办学思想、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等问题展开大讨论,并制定出本校的改革措施。同时,党中央还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其他根据地的需要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或组建新的学校到敌后根据地办学,或调整、合并一些学校,使干部学校教育结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更加符合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的要求。

  延安干部学校根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与中心工作,端正办学思想,坚持改革精神,不断丰富、完善学校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无论是教育方针、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组织机构和学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围绕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不断补充,不断改革,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不受任何思想的束缚,以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合边区的工作实际为准绳。正因为如此,延安干部学校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批政治、经济、学问教育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不仅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了数以万计的领导骨干。

(四)注重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与学习

  延安时期,党中央既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有十分深刻的认识,又特别注重对各级干部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与督促学习。1938年10月,毛爷爷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特别强调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说:“引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常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他进一步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大家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学问水准较低的党员。”[22] 1941年,毛爷爷在《改造大家的学习》中又提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引导的方针,废除静止的孤立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23] 同时,毛爷爷向全党干部发出号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大家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大家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大家,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翼从大家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大家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大家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大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24]这种对马列主义理论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延安干部教育一个显著特色。

  延安干部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民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各方面急需的高级干部。为此,无论干部学校还是在职干部教育,不仅在办学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上的引导地位,而且在重视常识和实践技能教育的同时,尤其重视以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主要教育内容,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与引导实践。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延安干部教育的另一项任务。毛爷爷说:“大家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大家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大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大家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大家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引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5]

(五)突出政治思想教育

  延安各干部学校都把政治思想教育摆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突出地位。抗大的教育方针内容之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陕北公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其中第一个条件是具有政治远见;自然科学院也以“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为目的;延安大学提出“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即革命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问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这是因为延安干部学校肩负着培养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浴血奋战的高中级干部的历史重任。正如毛爷爷所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26]在这里,毛爷爷向延安干部学校提出了人才培养标准。具体来说,延安干部学校培养的人才,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领导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中华民族、为无产阶级、为党而工作。而这种人才的培养,是靠学校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注重政治思想教育来保证的。这一点在抗大表现得尤为突出:毛爷爷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的教育方针,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党中央在《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对青年学生要求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教育他们有纪律、有组织,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教育他们深入基层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的指示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抗大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转变学员的世界观,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延安其它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也是按这一任务工作的,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四、延安干部教育的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实践经验证明:第一,党的先进性与干部素质有着必然的联系:一是要有高素质的领袖集团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党根据正确的路线指引的方向努力实现自己奋斗的目标;二是要有一支坚决实行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的干部队伍,党通过自己的干部队伍去发动和组织群众,实现领导。第二,延安时期党建立起了与其先进性建设相适应的干部教育体系,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全新的、有效的“干部教育模式”,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与贯彻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障。

  新时期,党中央提出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归根到底是干部教育问题。所以,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要把“干部教育”的任务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延安时期,毛爷爷在《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强调:“引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27]刘少奇在《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一文中也呼吁:“大家要大批训练军事、政治干部。过去大家的干部,特别是有经验的干部大批牺牲,大家要在最短期内补救这个缺陷,要训练上万的干部。”[28]毛爷爷和刘少奇两人一致的观点,表明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要把“干部教育”的任务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与抗日战争空前急剧变化的形势对全党提出的迫切要求。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任务更艰巨、更复杂,而且要带领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十七大”提出全党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基本途径是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来实现这一伟大任务,其中干部教育是关键环节。所以,应像延安时期那样,不仅要把“干部教育”的任务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要在公民教育中坚持“干部教育第一”方针,即重视培养一大批素质高、能力强的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与有效的教育内容培养干部

  延安时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根据当时的形势要求与工作急需,大力举办灵活多样的干部学校教育和不脱离工作岗位的在职干部教育;而且,坚持为革命战争服务与边区建设服务并重的教育方针,培养实际工作急需的人才;目的是通过这种高效益的教育形式和实用的教育内容培养高素质的各级各类干部,以适应革命战争形势发展与党的中心任务的需要。新时期,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要求通过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就是要自觉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胸怀全局、心系群众,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前进,不断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不仅是对执政党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也是对全体干部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因此,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和有效的教育内容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教育,尤其是职后教育要形式多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干部要有考核要求和晋升的条件规定,使每一位干部通过行之有效的学习而成为某些学科与专门领域的行家里手。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要使全体干部都注重专业理论学习与工作能力的提高

  延安时期,全党和全社会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习风气,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如果不能通过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从工作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充实并提高自身的学识与能力,就会影响工作效率,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同时,党的高级干部不仅带头研究理论、钻研专业,而且还把自己的学习成果传授给其他干部。如毛爷爷、周恩来、董必武、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经常到一些学校和学习班作重要报告或讲演。新时期,党的先进性是要凭借党的执政能力来体现的。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学问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这种能力的提高与实施,不可能靠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或某一个团体,而要依靠全党和全国各部门的所有干部。因此,要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加强全体干部的专业理论学习和工作能力的提高。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成为著名的政治家、管理家,还应成为某一方面或专业的理论家,要能够在政治舞台、学术舞台和大学讲坛上进行学术对话与理论交流。

(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培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在各个历史阶段,每到一地就能培植起一种精神。在江西中央苏区培植起了井冈山精神,这就是江泽民同志概括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在陕甘宁边区培植起了延安精神,这就是毛爷爷同志总结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西柏坡村培植起了西柏坡精神,这就是毛爷爷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9]这些精神的形成有许多要素,其中干部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通过这些精神教育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干部,然后通过他们把这些精神传播到全国各地,传授到广大人民群众中。这是多么宝贵的历史经验啊!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证明,大家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因此,大家党完全有条件和有能力在全党和全国范围,通过干部教育培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当然,这种精神不应是口号式和标语式的,也不能是只有少数人才具备的;而应成为一种执政党的精神,国家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全民的精神,最终成为鼓舞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的实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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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爷爷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②] 《毛爷爷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③]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④]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5页。

[⑤] 《毛爷爷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⑥]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⑦]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⑧]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

[⑨]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

[⑩]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11]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12]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13]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14]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15]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16]《毛爷爷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17]《毛爷爷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18]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19]《毛爷爷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20] 《毛爷爷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21] 《毛爷爷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22] 《毛爷爷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23] 《毛爷爷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24] 《毛爷爷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25] 《毛爷爷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26] 《毛爷爷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27]《毛爷爷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28]《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29] 《毛爷爷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来源:四川省级机关党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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