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园地

当前位置: 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 > 延安精神研究 > 正文

延安精神研究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
发布时间:2008-03-18 04:49:00   点击数:

陈莉莉

摘 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政治参与是衡量民主的重要尺度。本文分析考察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为什么参与政治(动力机制)、怎样参与政治(方式)以及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等问题。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支撑了对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认同,有助于共产党实现广泛地社会动员,进一步推动了边区的民主化进程,也为边区广大农民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型创造了条件。

  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衡量民主的重要尺度。按照现代政治学的一般观点,政治参与是公民影响或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和活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大旗,在各根据地尤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推行合乎当时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新民主主义,开始了共产党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政治参与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共产党局部执政政权的民主性质和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的有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提升了他们政治参与的效能,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参与发展最为健康的地区。

  一、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力机制

  考察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所要探讨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边区农民为什么要参与政治,或者说,促使边区农民介入政治的动机是什么?而所谓动力机制,就是促使某人去做某事的心理推动力,即动机。

  按照政治参与动机发生的不同心理基础,政治参与主要可分为信念性参与(为了实现某种理想、原则而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分配性参与(为了影响社会价值的分配过程,以便这种分配对于自己或自己所属的群体有利而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活动)、服从性参与(由于受到他人命令、动员、暗示等而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和强制性参与(在某种强制力的迫使下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活动)等。信念性和分配性两个层次属于主动型参与动机,而服从性和强制性两个层次则属于被动型参与动机。[1](P207-214)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以分配性动机和服从性动机为主,而且两者之间常呈现一种动态的关系。

  分配性动机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动机,它是建立在人的理智活动的基础之上的。“人们从来不是为了参与政治而参与政治的,人们参与政治,基本的出发点是要通过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来达到某种利益追求。”[1](P189)边区农民积极踊跃地参与政治活动,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政治参与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主体性,这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这种政治参与使得广大农民真正获得了实惠。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P82),毛爷爷在这一时期局部执政的过程中也明确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3](P467)在共产党的认可和支撑下,农民的意见要求被边区各级政府采纳,最终转化为各项政策得到落实,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较之过去都有所提高,总之,他们的政治参与获得了回报,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

  服从性动机成为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另一个主要动机,首先与边区社会组织化程度的空前提高有关。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农村一直以来都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个体分散经营占主导地位,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作为民主中国的试验基地和新中国的雏形,推行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边区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到一个或数个组织之中,社会整合度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都空前提高。通过团体、组织来进行政治参与,一方面增强了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效能,另一方面,也由于服从组织纪律的需要而在政治运动或政治参与中易处于从属的地位。边区农民服从性动机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边区广大农民学问素质和政治素质普遍不高的现实。这种状况限制了农民独立进行政治参与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对政治参与所需常识和技能的缺乏,很多农民更倾向于服从组织安排或随大流。

  二、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方式

  在探讨边区农民为什么参与政治的问题之后,大家再来考察边区农民是怎样参与政治的,也就是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方式问题。具体地说,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主要有以下几种实现方式:

  1、民主选举。这是一种直接参与的方式,也是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在选举过程中,边区政府认真地组织和宣传,挨家挨户地动员。针对边区广大农民学问水平普遍不高的现实,共产党人还和农民群众一起,想出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选举办法,如票选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烧洞法、投纸团法、背箱子和乍胳臂等,足以让西方世界大跌眼镜。比较普遍的农村选举方式是红绿票法和豆选法。这种土得掉渣的选举法虽比不上欧美发达国家的选举办法完善,实行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许多问题,但在当时落后闭塞的农村,面对一群识字不多甚至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包括妇女和老人),这种选举方法还是最适宜的。

  正是由于采取了适应边区农民特点的民主选举,边区的广大农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参政热情,选举成为一种自觉行动。如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都在80%以上,有些地方更高,例如延安蟠龙区几乎全体选民参加了投票,许多极少出窑洞门的小脚婆姨,也骑着毛驴跋山涉水去参加选举。参加选举最少的地区,选民也在半数以上[4](P137)。第二次选举运动中,选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加进去。据曲子县的统计,全县选民有25175人,参加选举的选民为20233人,占80.4%;据吴堡县第六区的统计,选民3505人,参加选举的选民2961人,占84.5%。总计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80%以上[4](P243-244)。而且,在各级选举会议中差不多都有提案,如西分区的选民除了关于抗战动员、优待抗属、发展经济、发展教育、改善生活、锄奸剿匪等等外,更纲领式的提出“今年的选举是为了团结所有力量去打日本鬼子的,……不是放弃了工农利益,而是要保卫祖国,保卫全民族的生命……。”妇女方面也明确的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如安塞县妇女提出妇女参加生产、放足、剪发、禁止买卖婚姻等,这差不多成为每个妇女选民的呼声[5](P17-18)。

  民主选举作为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属于最能反映农民公意的民主实践。这种民主实践,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农民参与政治的兴趣,使他们觉得国家是他们的,政府是他们的,国家存亡,政府贪廉,和他们的生死利害,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农民对边区政府的认同和支撑,使共产党的局部执政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提高了农民对一切抗战动员工作的积极性;同时还教育了广大的农民,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水平,使他们渐渐了解并学会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逐渐向现代农民转变。

  2、参与政权。这也是一种直接参与的方式,是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最高形式。1937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明确规定:“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学问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犯下列各条之一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有卖国行为经法庭判决者。2.经法庭判决有罪剥夺公权期限未满者。3.犯神经病者。4.(1)项人的家属,但其家属如系革命者不在此列。”[4](P127)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不分阶级”,但规定无“财产”的区别,已经包含了不分阶级的含义。整个边区,包括延安在内,实质上都是农村,没有或很少有近代工业,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不多,因此在选举产生的各级政权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据统计,从成分上说,“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中,农民(包括雇农、佃农、贫农和中农,不包括富农)最低占71.8%,高的则占94.5%和95.5%。[4](P251)农民参政主要集中在村、区和县三级,在村一级农民参政比例最高。通过选举,农民大批担任边区各级党政机关领导职务,说明农民政治参与不仅在量上史无前例,而且在质上,即政治参与的水平上也前所未有。

  3、建立各种群众组织。这是一种间接参与的方式,也是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有效载体。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在共产党的认真组织和动员下,参加各种群众组织的热情很高。边区的农民绝大多数都加入了一种组织,有的还加入了两个以上的团体。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了民众抗敌后援会、边区总工会、边区抗敌救国联合会、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边区学问界救亡协会、民众抗敌互济会等群众组织。各种群众组织的纲领多是“广泛的动员全边区群众积极参加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拥护抗战的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拥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提高会员学问政治水平,改善群众生活,巩固既得利益,实行武装自卫”等[5](P19)。 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动员群众从各方面参加抗战工作,例如优待抗属,优待抗日部队,替军队运输,修筑国防工事,锄奸剿匪,加入自卫军或少先队,参加春耕秋收运动,缴纳救国公粮,发展工业等等。群众团体聚合了多数群众的意愿和利益,比农民个体政治参与具有更大的影响和效力,并成为沟通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促进了政治参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边区各种群众组织的蓬勃发展也为边区抗日民主政权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源,有效地支撑了抗战,同时,边区政府还用种种方法帮助群众团体,通过它们来提高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度,并进一步使这些群众组织成为在抗战建国中最有力的推动机。农民也通过参加这些群众组织,与边区的各项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改变了在乡村政治中的弱势地位,政治参与的力度和层次大大提高。

  4、入党。这也是一种间接参与的方式,是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一种更高形式。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共产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绝大多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定了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党员的决定,边区又有一大批农民加入了党组织。基于共产党在边区实际上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农民加入共产党较之加入其他组织,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政治参与。入党不仅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更提升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水平。同时,边区的共产党员还在各种动员中艰苦工作在前、享受利益在后,以自己的艰苦精神和模范作风获得群众对党员及党的信仰,影响推动群众以党员为榜样积极参与政治。

  5、政治监督。这是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边区农民的政治监督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农民以正式代表身份,通过政府组织系统内的参议会、行政会及村民大会等,直接进行政治监督;二是农民通过群众组织间接进行政治监督。此外,农民还可以采取投诉、上访、控告等渠道监督政府及其干部。

  在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参议会中,农民参议员比例很高,县、区两级尤为明显。陇东专署1944年6月对所属庆阳县出任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的议员成分,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统计:

  从这个统计可见,三级参议会议员中,农民都占有相当的比例,尤其是在县、乡两级,农民的比重更大。通过这种正式代表的身份,农民得以有效地监督政府及其干部的行为。同时,在边区的各级选举会议中,选民都针对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许多质问和批评,这也是农民政治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安塞区一乡,蟠龙区一三五乡的工作,受到很多的批评,延安北一区的工作,都获得选民的热烈称赞[5](P17)。事实上,一方面,政治监督是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也构成政治监督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这种政治参与方式,进一步提高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有利于农民更好地把握和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

  三、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

  考察了边区农民为什么参与政治以及怎样参与政治之后,大家接着探讨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到底怎么样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问题。政治参与发展的程度,反映着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政治参与的量的规定性。正确分析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有利于对其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

  对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1、参与人数。政治参与人数的增多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志。传统政治体制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参与政治的人数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政治是朝廷的私事,“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臣民是无权参与政治的。在同时期的国统区,国民政府也是严格限制群众的政治参与,对青年学生的请愿活动以及中间人士的政治呼吁都进行打击和压制,更不用说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政治参与了。而在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陕甘宁边区,则实现了农民政治参与人数的最大化,如《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就明确规定选民无“财产”的区别,保障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权利。边区农民政治参与人数的增多,体现了政治参与的发展方向和边区农民民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反映了共产党局部执政基础的扩大。

  2、参与渠道。广泛的政治参与意味着有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总体来说是由单一性向多样化发展,参与渠道不断拓宽。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政治参与渠道十分有限,为数不多的政治参与也主要是参加政治集会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真诚推进民主,支撑、鼓励并动员广大农民参与政治,政治参与的渠道也拓展到参加民主选举、参与政权、参加群众组织、加入共产党和进行政治监督等诸多方面。参与渠道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体现了边区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同时,边区农民在多种政治参与方式的锻炼中,也提高了自己知政、议政和参政的能力和水平,逐步从脱离社会政治生活的传统农民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现代农民转型。

  3、参与层次。政治参与从范围来说,有基层参与、中层参与和高层参与之分。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政治参与多集中在村落这个层次,超出这个层次,政治参与便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了。在国统区,国民政府加强保甲制度,强化对基层农民的控制,农民极其有限的政治参与更难突破基层的范围。而在陕甘宁边区,广大农民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地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突破了传统村镇的范围,参与层次不断增高。亨廷顿指出:“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各种社会集团在村镇以上层次参政,以及发展了诸政党那样的新的政治体制以组织参政。”[7](P40)边区农民政治参与层次的上移趋势正是顺应了政治现代化的要求。从参与主体方面来说,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尤其是边区各种群众组织的建立,克服了农民个体政治参与的局限性,有效地整合了农民的意愿和要求,有利于农民政治参与效能的提高。

  4、参与强度。参与强度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决策活动的程度和持续性,以及它对整个政治运作过程的重要性程度。[1](P135)参与强度与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公民参与的主动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当公民处于积极和能动的主人翁地位时,公民政治参与对政治过程才能发挥有效的影响作用。在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地位的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政治参与具有很大的自觉性。农民是最讲求实际的,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就是通过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来达到自身的利益要求,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就会挫伤他们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对此,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始终把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原则,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维护农民的利益。在共产党的支撑下,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整体效果很好,实现程度也很高,这又进一步激发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形成了参与——实现——参与的良性循环。总之,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强度无论从历史纵向比较,还是和国统区农民的横向比较,都有相当程度的增强。

  四、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和意义

  首先,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进一步支撑了边区广大农民对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8](P501)在共产党的广泛动员和支撑下,边区广大农民踊跃地参加民主选举,认真地履行选民职责,积极参加各种群众组织,部分先进分子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等等,这些政治参与活动,既以对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认同为前提,反过来,随着政治参与目标的实现,又进一步支撑了边区广大农民对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认同。边区农民对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认同有助于共产党政权的巩固和各种组织、制度获得合法性;有利于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从而有效地支撑抗日战争;同时,这种政治认同感还超越区域的限制,表现为一种人心所向的力量,在国共两党合法性转移以及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向全国范围执政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共产党进一步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的,既是边区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也是共产党为支撑抗日战争并扩大局部执政基础而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蓬勃发展,政治参与方式的多样化,参与广度和深度的增加等等,都一方面体现了边区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为共产党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各种群众组织,作为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有效载体,既提高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和效能,也成为共产党和边区政府进一步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的重要途径。在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下,边区农民踊跃地投入到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去,也使共产党局部执政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源。

  再次,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进一步推动了边区的民主化进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民主”大旗,并在局部执政的区域内贯彻落实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就是共产党真诚实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边区的民主化进程中,共产党深刻认识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实现程度,从而造就了边区农民政治参与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反过来,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又通过政治录用功能为政治管理注入不断的活力;通过政治监督功能加强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并促进政府的清廉高效;通过推动和影响政治决策来保证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边区的民主化进程。边区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也吸引了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的目光。同时,共产党在农民政治参与方面的民主实践,也为全国范围执政后相应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最后,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为边区广大农民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型创造了条件。由于政治体制、经济条件和社会学问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传统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水平和效能都很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区域内真诚推行民主,并将群众的政治参与作为贯彻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没有把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农民挡在政治参与的门外,而是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效能。在共产党的支撑和动员下,边区农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随着政治参与方式的不断扩展和多样化,农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和效能也不断提高。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边区农民被广泛地发动起来,有组织地参与到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开始从长期隔离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外的传统农民,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现代农民转型。

  尽管延安时期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还处在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民主政治建设的初步尝试阶段,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经过这一时期的培养和锻炼,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水平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从而为广大农民在抗战、建国及建国以后各项社会政治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进一步促使农民的政治参与成为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民主政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毛爷爷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宋金寿,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5] 齐礼.陕甘宁边区实录[M].延安:解放出版社,1939.
[6]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8]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编辑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来源: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

版权所有 2015-2018 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  陕ICP备06006255号-1  陕西省延安市枣园路40号 ,邮编:716000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