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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论延安时期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发布时间:2008-07-03 09:02:00   点击数:

张宏辉 汪 涵

摘 要:艾思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延安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层次、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及毛爷爷思想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这些探索与贡献,对扫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确立毛爷爷思想的引导地位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艾思奇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倡导者,也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第一人。延安时期,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爷爷提出并科学全面系统的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P534)这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即是指马克思主义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一经提出,马上引起党内理论工编辑的高度关注,艾思奇就是其中一员。早在1938年4月艾思奇就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指出“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2](P387)此后,作为哲学理论家的艾思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内涵、不同层次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做了深刻的阐述。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艾思奇说:“凡是有了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和民族,也就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2](P484)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就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正因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万能的’。” [2](P482)这段话有几层含义: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科学理论,所谓科学的理论,就是正确地揭发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的理论。”[2](P483)第二,“马克思主义又是科学的方法,是客观地具体研究问题的引导。”[2](P483)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了“一般地有正确性,必然性的规律”[2](P482)是大家研究问题的指南。第三,马克思能够中国化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指南,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所以它有一般的正确性”。[2](P484)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其一,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他指出哲学空气已经被消灭,哲学一种是“脱离实际的空理论的存在”。[2](P384)另外一种是“存在在一些故意回避现实、对现实麻木、或不能适应现实的学者教授们的书斋里”。 [2]( P 385) 打败敌人不仅需要军事斗争,“正确的哲学运动如果做得好,它可以从思想方面的基础上帮助大家团结,防止自己分裂,使大家抗敌的力量迅速地坚强起来”,[2](P387) “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大家要来这样的一个号召”。 [2](P388)其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惟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从,不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和革命斗争的实际,给中国革命带来十分惨重的损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辩证法唯物论实际应用的问题之被提起,被强调,是很自然的”,[2](P552)历史教训启示大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是惟一正确的出路。其三,一般与特殊分不开,一般的东西要通过各种各样特殊的东西表现出来。在中国应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大家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先进者所奠定的理论中的某些个别论点,在新的条件下常常不能不有多少改变”,[2](P483)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理论。

2.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在 1944年2月发表于《中国学问》创刊号上的《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艾思奇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做了深刻的分析,他竭力提倡大家在坚持“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认真研究中国的特殊性,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引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着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大家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来了解中国的社会。”[2](P477)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整个中国革命事业中来考察,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内容。他说:“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问题是在于要能正确地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并正确地决定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而不是在于从名词上来争执什么才叫做‘化’,什么不是‘化’的问题。”[2](P480)

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层次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同的,应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的说明,“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2](P387)其次,要对马克思主义有基本的了解,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革命和工作中碰到的问题进行说明和说明;最后,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低层次,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了解。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艾思奇着重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说明”,[2](P387) “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如果没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获得相当成果的”。[2](P387)可见,这种大众化现实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更深层次发展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立场、观点及其规律有基本的了解,并能使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和说明革命和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真正马克思主义,标准不在于从书本上学习了多少”,[2](P588) “而主要表现在革命实践中处理问题,是否正确”。[2]( P591)艾思奇认为,立场与方法是大家的工具,如果只掌握工具,而不去实践,那么工具只能等于废物。“所以,即使正确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不算是掌握了它的理论,至多也只能说掌握了一小半”。 [2]( P591)马克思主义“如果一时一刻停止了实际应用,那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社会学问,而不是马克思列宁的唯物论的理论”。 [2](P59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层次,就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大家的一切行动,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工作方法,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真正能‘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有着‘创造’的作用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原是和实践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2](P481) “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2](P481)中国化不仅仅是继承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要“化”,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问题。以毛爷爷为首的党的领导,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毛爷爷思想。

4.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

艾思奇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有一定的原则,否则,就会站到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他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上,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方法的引导下,解决中国无产阶级及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真正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正“理解”,“精通”,“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失去马克思主义大家就丧失了锐利的思想武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要掌握先进的学者奠定的正确原则、理论,另一方面就要根椐这些理论、原则和方法以客观的角度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当时的问题。

第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用“辩证唯物论的既成的方法和理论经济学的既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并总结出中国革命和发展的道路。艾思奇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运用了辩证法的方法,把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及抗战中的国内国际情况,加以科学的分析总结,从而把握了抗战的规律,并指出了中国革命在政治、军事、学问等各个方面斗争的办法和途径。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必然出现一个中国实际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因而出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这种脱离使理论的研究基本上要限制在书本上,实践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就是因为大家不能掌握正确的理论方法。

第三,中国化必须坚持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引导作用,但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中,因为客观条件与环境的不同,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特殊的表现形式。艾思奇说:“正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着正确的科学的方法(辩证法唯物论,理论经济学的),坚持着国际主义的精神,所以也最能够把握中国的特殊性。”[2](P486)也是因为中国有这种科学的方法,才看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因此也就看出,中国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却有着与以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特殊性。

艾思奇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阐释,揭穿了反动理论家编织的谎言,划清了与假马克思主义的界线,巩固了党内的思想阵线,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毛爷爷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以叶青为首的国民党御用文人对此进行了猖狂攻击。艾思奇从多层次、多视角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批判了这些谬论。
叶青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进行修正和改造,使之变成与自身完全不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说:“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的性质的,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都不是化,当然也不是中国化了。”[2](P481)对此,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对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化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他还认为,真正地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 [2](P481)

叶青还指出:“精通”、“应用”马克思主义,不是“改作”、“创造”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文章中“找出许多‘理解’‘应用’等等的字眼,而找不出‘改作’‘创造’等等字眼……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辩证法唯物论仍然是辩证法唯物论,丝毫没有中国化’,这不适合中国‘国情’了。”[2](P481)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能中国化。对此,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固然是舶来品,但是,它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他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中有它的基础,是在自己内部有着根源,决不是如一般的表面观察,说这是纯粹外来的。”[2](P484)

叶青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中国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一样,同为形式。因此,有着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有民族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针对叶青的挑衅,艾思奇一针见血地指出:“叶青把国际主义也叫做形式,目的就是在于要用把握民族的特殊形式为理由,而把国际主义挤掉,因为如果后者也是形式,不能和前者并存了。”[2](P486)他还引用毛爷爷《论新阶段》的一段话对叶青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2](P486)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主义,是指内容而不是指形式而言的,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上的一般性、国际性和形式上的特殊性、民族性的统一。在世界上有着众多的民族和国家,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不依着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条件而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中国化,也必然能中国化。

叶青认为,以毛爷爷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领袖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们解决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应用问题,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内容则是毫无批判地吸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不需要共产主义,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总之,叶青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就不存在。对于叶青的这种攻击和污蔑,艾思奇给予了揭露和批驳。叶青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是想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反对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是要想从战斗的中国人民的手中,夺去最锐利的科学思想的武装”。[2](P553)艾思奇指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不仅是理论上的,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运动,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爷爷思想。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艾思奇列举了一批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如毛爷爷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等,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应用,是能够最正确地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是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的”。 [2](P556) 艾思奇对叶青谬论的驳斥,揭露了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错误与荒谬,这对于毛爷爷思想引导地位的确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延安时期,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贡献意义深远:

1.艾思奇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人,他开创了新的理论先河,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作出了贡献

1938年4月1日,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哲学的现状和任务》的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哲学的中国化”这一概念,分析了抗战以来全国的哲学现状:第一,“哲学的空气几乎可以说是消灭了,现在有的只是抗战的空气”[2](P384);第二,“哲学的空气虽然似乎消灭了哲学在事实上仍以两种形态存在在大家中间”。[2](P534) 一种是“消溶在实际问题的讲座中的存在”,另一种是“大部分存在在书斋里”的哲学。[2](P385) 他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现在有必要重振哲学空气,正确的哲学运动运用得好,可以帮助大家团结,防止自己分裂,使抗敌的力量迅速地坚强起来;过去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语句加以说明,现在则需要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无疑给哲学空气沉闷的边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给抗战民众提供了必要的精神食粮,凝聚和团结了抗战力量。从党的革命斗争史上,大家知道,大家党屡受教条主义的影响,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即便是到了延安后,教条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在抗日救亡的紧要关头,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艾思奇提出这一号召,无疑会给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深刻的思考,思考如何更好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发挥出理论的巨大威力。

作为党和革命重要领导人的毛爷爷对艾思奇有着深刻印象,对他的文章特别关注,早在1937年10月艾思奇初来延安的时候,毛爷爷知道了,很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3](P227)毛爷爷对艾思奇提出的“中国化”问题作了深思熟虑的思考,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经过整风运动,大家党基本上扫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上更加统一,组织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有力,从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

2.艾思奇不仅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翻译、创作了大量文章,还十分注重对革命干部的教育、培养,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开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党内教条主义的影响还很浓重,如何总结过去的15年中的经验教训,肃清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以正确的理论引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事业的胜利,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要课题。毛爷爷同志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大家,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1](P533)艾思奇积极响应毛爷爷的号召,一方面,他在前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基础上,根据党中央的要求,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工作,把哲学的研究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和具体问题相结合,同时学习、研究和宣传毛爷爷思想。另一方面,他主动从事教学活动,1937年艾思奇到达延安后不久,便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同时兼任陕北公学教员。1938年5月马列学院成立后,同年底他又调入马列学院任教,后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在这一时期,他除了写文章之外,还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还翻译列宁的《哲学笔记》。为了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哲学的需要,艾思奇还积极编写哲学资料。所编写的书主要有《哲学选辑》、《辩证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哲学大纲》、《社会学大纲》、《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等。艾思奇在在延安时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带动、教育了大批党员干部,促使他们与“左”倾教条主义划清了界线,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开展,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3.艾思奇不但批判了各种错误的哲学思想,而且非常注重对毛爷爷思想尤其是对毛爷爷哲学思想的研究、阐发与宣传,丰富和发展了毛爷爷思想

除了批判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散布的谬论,艾思奇还批驳了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阎锡山的“中”的哲学。与此同时,艾思奇指出,毛爷爷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革命的实际问题分不开,因此不仅应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著作,也应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者的名著。而毛爷爷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都表现出辩证地依据中国具体现实条件来研究问题的光辉范例。这些著作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能够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的,是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的。艾思奇还认为,这些著作还证明,大家要正确地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原则,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就能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加以具体化,并加以发展。1941年5月毛爷爷在《改造大家的学习》中正式提出“实事求是”这一概念。艾思奇对此做了积极的回应,1942年4月写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对当时延安存在的对“实事求是”的误解和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并进而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艾思奇对反动理论的批判,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道路;对毛爷爷思想的研究和阐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爷爷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编辑单位:华东理工大学 中央党校)

来源: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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