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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实事求是思想与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发布时间:2008-07-03 09:10:00   点击数:

李 耀 萍

摘 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基础教育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如何更好更快地发展边区教育事业,老一辈教育工编辑的引导思想也经历过反复和曲折,对于教育“正规化”认识的深化就是一例。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逐步确立,边区教育越来越贴近、深入边区实际,新民主主义教育在纠偏中得到发展,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是我党执政史上的辉煌时期。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角,观察与思考陕甘宁边区的执政方略和执政经验,对于大家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基础教育是边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体现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在国防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引导下,通过边区老一辈教育工编辑的艰苦奋斗和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艰难探索,陕甘宁边区基础教育成果斐然,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原是中国教育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边区政府成立后,艰苦奋斗地办起了各级各类、多种多样的学校,使边区的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本文所着重论述的主要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管辖的、面向大众的中、小学国民基础教育,而边区的高等教育,大部分由党中央各部门主办,其教育方针和办学模式与边区基础教育有较大的区别,故不在此文论述。

边区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结束了封建军阀的统治。在民主政权的领导下,边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解放了生产力,使边区的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群众的温饱初步解决后,便出现了学习的愿望和提高科学学问水平的要求;长期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向学校教育提出培养抗战和建设人才的要求。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撑下,基础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边区的小学有公办和民办两种:公办小学是由政府设立的,经费由政府筹措,其来源大部分是本县公共产业和教育产业的收益。民办小学则各种各样,有变工队和合作社发起创办的;有从识字组或冬学发展而成的;有乡村干部、地方热心教育的人士联合群众办起来的;还有热心培养子弟的家长们私人联合创办的。民办学校的经费基本是自筹,解决办法一种是摊派,一种是建立民小经济。边区小学的数量从1937年的545所发展到1946年的1249所,学生数量也由10396人增加到34036人。 边区小学在数量发展的同时,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并且在学校建设、教员培养、教材改革等方面都有所创造。

1937年到1940年是边区国民基础教育初创阶段。这个时期,边区的小学教育注重于学校和学生数量的发展,学校和学生数量增加很快,学校形式也多种多样,有非常简陋的几个人的乡村学校,也有比较完善的几百个人的正规学校。各校基本上废止了读古书,统一了课程,一律使用教育厅编写的教材。在教学中采用自己学习和集体学习的方法,在管理上贯彻民主精神和自我教育的原则。小学教育实施国防教育的方针,国防教育的课程教材和修业期限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阶段小学教育中也出现的盲目追求学校数量和教育脱离边区实际的偏向。

1941年到1944年是边区国民基础教育整顿阶段。针对前阶段小学教育出现的一些问题,边区教育厅于1941年10月提出整顿小学,同年12月又发出关于提高小学质量的指示。1942年全边区实行精兵简政,教育厅又提出精简小学,提高质量的方针。实行这样的方针,客观上是因为边区财政困难加重,教育经费短缺。主观上则是为了解决第一阶段学校数量发展中存在的有些学校名不符实和学生巩固率低的问题,同时也注意纠正教学内容脱离边区实际的偏向。1939年下半年边区经济逐渐困难,1940年人民的公粮负担开始加重,以后的两年更重。1942年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教育经费既微薄又供给不上,影响了边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人民的负担加重,在劳动力十分缺乏的边区造成更多的儿童参加生产,从1941年下半年起,学生入学就越来越少了。因此认为l939年以后,提出义务普及小学教育是不合时宜的,面临逐渐加重的经济困难,小学教育不应进一步膨胀,而是要作相应的调整。所以,在这个特殊阶段提出精简小学,提高质量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而这时小学教育“旧型正规化”的倾向也在滋长,要求学校成为具有一定人数、一定设备、一定制度、一定组织、一定活动的正规化学校,除此以外则在精简之列。这种“一刀切”的作法停办了一些群众确实需要的学校,把一些不该精简的学校也精简了。

1944年以后,边区国民基础教育进入提高发展阶段。1944年10月召开的边区文教大会,对以前的国民教育作了详尽深刻的研讨和总结,认为边区的小学教育较之抗战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旧教育遗留下来的许多缺点还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大家的教育工作之中,特别是教育工作方针和教育措施不能完全适合边区社会实际和群众需要。会上提出了改造小学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针,这就是需要和自愿的原则及民办公助的工作方针。经过改造,边区的小学教育又得到较大的发展,群众办学的气氛很浓,民办小学数量增加很快。这个阶段小学教育的特点是:小学培养的目标是新民主主义的新公民。新公民要具有1500字以上的识字能力和学会算术加、减、乘、除,具有初步的卫生常识和政治常识,具有生产劳动的习惯。在办学形式上更加多样化,在分散的农村,一般以自愿的民办村学为主要形式,把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教学内容更进一步结合边区农材的实际。公办小学一般地都加强了科学学问课程,增加了农村迫切需要的常识,如珠算、应用文等,很多学校还给学生加授植棉、防治病虫害等农业常识。这样的学校群众比较欢迎。文教大会以后,凡正确实行文教大会制定改造国民教育方针的地区,小学教育都有较大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中等教育,包括师范学校教育、普通中学教育和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边区中等教育属于国民教育的范畴,但是由于边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那时的中等教育既不同于今天的中等教育,也不同于当时的干部学校教育,而是承担着培养现任干部和未来干部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它担负培养小学师资、地方干部和培训提高在职干部,属于地方性的初级干部教育,这是边区中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它又担负着培养完小毕业生的任务,为升入高一级学校做准备。边区的中等教育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1937年创办了鲁迅师范,1938年成立了边区中学,1939年鲁迅师范与边区中学合并更名为边区师范,这是边区中等教育的初创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等学校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技能、领导群众抗战建国的青年干部为宗旨,密切地配合了我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在课程设置上,以政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游击战术)、战时常识(防空防毒、救护常识等)为主,取消或减少了不适应战时需要的课程。在学制方面则非常灵活,有半年毕业的,也有一、两个月就毕业的。学生入学的资格也不受限制。在边区中等教育的初创阶段,完全打破了旧学校的陈规。尽管此时的教学内容与边区人民的需要结合得还不尽完善,教育质量也有待提高,但它代表了一个学以致用的正确方向。

自1940年开始,到1943年中等教育整风之前,这是陕甘宁边区中等教育数量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逐步走向“旧型正规化”的时期。1940年初,边区先后成立了关中师范、三边师范、陇东中学,1940年5月又接收了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1944年又创办了富县师范,加上原有的边区师范,当时边区已有7所师范和中学,学生人数从200多人发展到1600多人,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边区医药学校、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等中等专业学校。这一时期,师范学校占的比例最大,占中等学校的50%,反映了边区对培养常识分子和发展教育事业的迫切需要。在发展学校数量的同时,边区中等教育也提出了正规化办学的要求,明确提出了为边区培养常识分子的任务,学制延长了,教材课程比较固定,入学资格较前严格,学生不毕业一般不外调,但是,在正规化办学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脱离实际的倾向。

从1943年初边区中等教育整学会到1946年12月开始实施《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这是边区中等教育改革、调整、巩固、全面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中等教育的特点是贯彻整风精神,开始了中等教育的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中等教育与边区实际相结合,中等学校的任务是提高现任干部与培养未来干部,确定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原则是从边区实际建设及学生的实际活动中培养学生的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改变了过去只讲大道理,只讲理论和原则的偏向。从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边区的中等学校进入战时教育阶段。突出为战勤服务,是边区中等学校的首要任务。另外,为了适应战争要求,保存干部和学生,一些学校实行合并,还有些中等学校被改为分区党校,这是这一时期边区中等教育的主要特点。从1948年3月宜川战役后,陕甘宁边区辖地基本恢复,边区中等教育进入恢复、调整时期,同时也开始了对新解放区中等教育的接管、改造和恢复。是时,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为时不远,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将在新中国继续发扬光大。

边区教育工作中实事求是思想的确立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边区的教育事业同样如此。这是因为,“为人民服务”不但是大家党的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的、价值取向和引导思想。当然,只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不能保证大家的工作都必然符合人民的利益。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仅凭“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和热情,并不能达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目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在某个阶段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其原因也概出于此。

陕甘宁边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同样经历了曲折和偏差,最为人们所诟病的是边区教育史上的“旧型正规化”问题。(为了区别于1948年边区教育厅提出的“新型正规化”,故称之为“旧型正规化”。)从1943年以后,边区教育界对于“旧型正规化”已有许多批评, “旧型正规化”的错误被集中归结为脱离了当时陕甘宁边区基础教育的实际,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陕甘宁边区建政以来,边区的各项事业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整个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环境,还是比较落后的,这就是边区当时的实际。可是,教条主义却认为,陕甘宁边区既然是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教育也应成为全国的模范,盲目同国统区的学校攀比,似乎教育不“正规化”,就不能成为模范。这种“正规化”反映在小学教育中,先是不切实际地普遍推行普及教育、义务教育,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提出“减少数量,提高质量”,1940年《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又把要求提高一步,提出要普及义务教育,按规定学龄儿童都入学,否则处罚家长。这种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规定当然行不通。后来在边区教育科长会议上,又决定小学教育重质量不重数量,精简合并小学,每县宁可取消十个普通小学,也要办好一个集中的完全小学。不满二、三十人的学校不能开办,学习年限、开学、放假等制度必须整齐划一。 “旧型正规化”在中等教育的表现,从1942年《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可略窥一斑。该《草案》的许多条文严重偏离了当时边区的物质条件和以培养干部为主的办学方针。在学制和课程设置上,除了国语、历史、音乐等科目外,其他教材的内容几乎全部是用国统区的课本而编写的。当然国统区的课本并不能说全部都不好或反动,但与边区落后的物质条件与抗日需要基本上是不相称的。特别是1940年边区从国民党手中接办了米脂中学、绥德师范后,两校的科目除删掉了反共内容外,全部均按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学、师范的课程标准及课本,虽略有增减改编,在分量上大致差不多。其他如学校制度、训导方式、考试、设备标准等均无改变,这两校实质上是所谓 “旧型正规化”的典型。边区的其他学校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上述“旧型正规化”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还曾一度成为当时边区教育厅的引导方针,并形成文件和法令,成为全边区中等教育的方向。如果摒弃当时批评中的不实之词,那么说“旧型正规化”的错误主要是脱离了实际,却是一点也不过分。其一,“旧型正规化”,脱离了革命的实际。在革命战争年代,战争是革命的主要表现形式,赢得战争胜利不但是革命的第一需要,也是政权生存的第一需要,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个需要。所以,为革命战争培养干部理所当然地成为边区教育的首要任务。但“旧型正规化”认为中学是从事边区各种建设事业及研究高深学术之预备场所,回避或忽略这个首要任务,必然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其二,“旧型正规化”脱离了边区的实际。在战争时期不宜进行旷日持久的正规化教育,基础教育必然带有游击的性质。陕甘宁边区虽然是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却也不能避免战争的侵扰,所以,战争时期的基础教育不可能因循旧的形式。另外,战争时期边区的基础教育内容应该以该时期、该地区的需要为度,超越这个需要的教育则是浪费。在陕甘宁边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经济条件下,大家的基础教育为什么还要用非常紧迫的时间、十分有限的财力和特别紧张的人力去重复这种浪费呢?而且,边区有其特殊的常识结构,这在正规的、普通的学校无法学到的。应该承认,“游击”式和因地制宜的教育,当然会影响教育的深度。但是在当时文盲占人口高达九成以上的地区,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普及教育的广度还是提高教育的深度上,结论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旧型正规化”的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而把边区基础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放在中共党史的大背景下去看,“旧型正规化”就不是孤立和偶然的。遵义会议以后,大家党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没有来得及清算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革命队伍中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革命事业的发展。抗战前期,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没有成为党的领导阶层的共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在党内还有很大的市场。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我党赢得了在陕甘宁边区独立施政的契机,但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破坏从未停止,1939年的反共高潮,就给边区生存造成极大威胁。因此,边区教育搞“正规化”,也有迷信统一战线、放弃独立自主的间接影响。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普遍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教育,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克服,全党的认识高度统一到毛爷爷思想上来,为我党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延安整风运动对左倾路线的清算和批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全党的共识,成为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边区基础教育工作中的“旧型正规化”倾向在整风的中后期理所当然地成为批评的对象,尽管这些批评兴许有些过激,甚至还有不实之辞,但对于边区基础教育事业重兴实事求是、坚持因地制宜之风,起到了重大的转承的作用。边区教育中出现的偏差,并不是根本性质的失误,而是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问题。1944年4月《解放日报》发表了《根据地普通教育问题》的社论,对此作了中肯的评述 :“大家过去没有做好的地方,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只要大家从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中彻底解放出来,从旧的一套制度课程办法中彻底解放出来,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就一定能达到大家的目的。”这个目的就学问教育领域而言,就是要结合陕甘宁边区生产落后,村庄分散、交通不便,劳动力缺乏等特点,自觉地走农村办教育的道路、群众办教育的道路,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这一目的,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才真正达到了。

通过延安整风、整学以后,批评了“旧型正规化”的倾向,检讨了过去一套脱离抗战实际、脱离边区实际的做法,制定了今后陕甘宁边区教育总方针:第一在职干部教育,第二学校干部教育,第三社会教育,第四国民教育。在这一方针的引导下,边区各中学、师范都转到干部教育的轨道上。课程精简为八门主课:边区建设、政治常识、国文、数学、史地、自然、生产常识、医药常识,比较多地结合了边区的实际,适应了边区经济落后、社会分工不发达的分散农村环境,但也使教育的深度受到了限制。在这个时期,由于革命战争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干部,边区中等学校真正学满三年的仅有十分之一、二,其余的学生只学习了半年到一年就被调离学校。特别是解放战争中,中学生的调动异常频繁,从1947年3月至11月这9个月中,除临时服务、转学及地干班的调动不计外,七个中等学校调出工作的中学生共达1333人,截止1948年至少有5000多中学生参加陕甘宁边区各种建设工作和直接为前线服务,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边区小学的性质有两重性,初级小学是以群众教育为主,而完全小学则带有明显的干部教育性质。抗日战争开始后。边区需要大量的干部,而那时干部不但数量少,而且学问也低。很多工农干部是文盲、半文盲。区、乡干部中文盲很多,有的乡学问干事、教育干事还是文盲。这种干部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所以,不但边区的大学、中学、师范和各种训练班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就连完小和社会教育识字组也带有干部培训性质。1944年在边区文教大会上,教育组的代表曾就完小是否是干部学校性质展开讨论,从环县、合水、赤水、延长、甘泉、佳县等县历届高小毕业生的出路来看,担任工作和升学的占总数的78%,大家认为这种情况证明完小高级班属于干部培训的性质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边区文教大会正式决定完小为培养干部的学校,和师范、中学一样,都以培养干部为主。

1948年,全国胜利在望,和平建设在即。为了适应今后的建设局面,边区中等教育的任务由提高现任干部为主转为与培养未来干部并重,不失时机地提出“新型正规化”的口号。“新型正规化”的基本精神就是“要照顾现在,又要照顾到将来;要照顾农村,又要顾照到城市;要照顾特殊,又要顾照到一般”。 “新型正规化”要有严密的计划性和科学性,“要有明确的目标,正规的制度,严密的计划,完备的教材”。 “新型正规化”要求健全学校的组织,加强学校的领导,提高教学的效果。因此,学问科学基础常识的教育,一方面应是与实际相联系的,另一方面又应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它不仅是为了今天,而且也是为了明天。所以,即使当时看来对农村实用性不大的课程(如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也必须设立。这样的教育方针,一直持续到边区政府的撤销。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边区的基础教育“正规化”的再次提出,具有与时俱进的正确性。首先“新型正规化”结合了革命的实际。1948年至翌年元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革命战争时代即将结束,大规模的建设时期就要到来。党中央不失时机地作好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并要求教育工作能够培养出大批政治上进步的、具有中等学问程度和基本常识的人才。根据这样的要求,边区中等教育转移到提高现任干部与培养未来干部的方向上是符合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的。其次,“新型正规化”结合了边区的实际。是年,边区所辖区域全部收复,敌我力量的变化使边区进入了长期和平时期,使边区的教育有可能系统地进行。这个时期,边区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建设,必然要求教学内容上增大自然科学的比重。随着全国解放带来的升知识题,使边区的中等教育不仅要面向边区,而且要面向全国。要解决这些问题,系统正规的教育就势在必行了。

通过研究陕甘宁边区基础教育的“旧型”与“新型”正规化的问题,会发现两者的要求其实是一样的。它是一般情况下基础教育普遍规律的反映,要求基础教育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兼收并蓄,全面发展,这也是大家现在都在遵循着的规律。但为什么前者被否定而后者却被肯定呢?认识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思想方法,即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与面临全国解放的边区,尽管是同一地区,但处在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其对教育事业的目标和引导方针的要求是不同的。前者主要解决生存问题,后者是着眼于发展问题。所以,同样的动机、同样的方法,用错了时段,就必然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同样,不顺势应变、与时俱进,就会因循守旧、保守僵化。因此,与时俱进不仅是实事求是的应有之义,而且都具有辩证法的哲学涵义,掌握了这样的思想方法,是非的标准就一目了然了。

综观陕甘宁边区基础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大家可以确认:实事求是不但是战胜各种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思想基础。陕甘宁边区时期各项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又进一步印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编辑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来源: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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