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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战时期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发布时间:2008-07-03 09:13:00   点击数:

姬睿 申辉 姬乃军

内容摘要: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战时期加强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统战工作中,坚持采取“能联合者联合之,能中立者中立之,不要多树敌人”的原则,坚定了东北军大多数部队坚持抗战的决心,进而促进了全面抗战形势的好转和最后胜利,并为夺取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战时期的统战工作,是大家党统一战线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为了适应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中共中央通过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对其他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根据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东北军主力部队从1937年3月上旬起,陆续调离陕甘,开往豫、皖、苏地区。仅有何柱国的骑兵第二军留驻西安至兰州公路一线。

在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3月13日和18日,周恩来在西安两次致函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东北军的东调增加了亲日派分裂它的危险性,大家必须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的统一运动,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推动东北军的团结。周恩来在信中还特别强调指出,应特别注意团结整个东北人民和军队。在东北军中党的工作要以做下级官兵的工作为基础,同时加紧上层的活动。[1](P366)

根据这一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东北特别工作委员会于1937年4月在北平成立。刘澜波任东北特委上层工作委员会书记,宋黎任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6月20日,由东北旅(北)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14个东北流亡群众救国团体发起的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在北平宣告成立。并成立了以刘澜波为书记的东总党组。东总成立后,相继在西安、成都、云南、豫东南、山西、洛阳、郑州、华北、冀中等地建立了分会,并在延安、汉中、晋察冀等地建立了通讯处。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总先后迁往南京、武汉等地,并于1938年10月迁往重庆。1942年秋,国民党当局明令取缔东总。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处于地下状态的东总一直坚持斗争,直至抗战胜利。

东北军主力部队东调后,南京当局使尽各种手法,对东北军进行缩编、淘汰。根据这一情况,周恩来在1937年5月16日从西安致电正在南京的潘汉年:目前对东北军工作方针应是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缩编。[1](P372)但是,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在当年五六月间,将东北军步兵部队“整编”为五个军,即第四十九军、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三军、第五十七军、第六十七军。每军辖两个师,共10个师,实际减少了8个步兵师。而驻守西安至兰州公路一线的骑兵第二军原辖五个师,“整编”后仅辖骑三师、骑四师、骑六师三个师。

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是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在全面抗战开始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潮中,有一部分东北军中的抗日干部纷纷参加八路军。1937年11月8日,正在山西交城的周恩来致电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毛爷爷、张闻天:这批人中大多数在双十二事变中同大家有联系,得到过大家的帮助,他们愿意接受大家的领导。[1](P366)

就在这年的11月上旬,朱德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石拐镇会见了东北军原第一二O师师长张廷枢和原第一一O师师长张政枋,对他们率部参加即将成立的八路军抗日游击第一纵队表示欢迎。朱德说:国民党搞不抵抗主义出卖了东北,现在敌人已经打到华北来了。你们建立人民武装,发动游击战争,准备打回老家去,大家很赞成。这支武装力量,归你们两人负责,担任正副司令。大家派周桓同志任政治部主任。②朱德还希翼张廷枢和张政枋把从保定退到邢台一带的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一部分溃兵收容起来,经过改造,把好的官兵留下,把武器也留下,作为建立武装的基础。[2](P720)朱德还对这支部队的全体干部发表了讲话。但是,由于东北军的溃兵纪律松驰,不听指挥,而且张廷枢和张政枋两人出身于旧军队,对带好这支队伍有畏难情绪。所以,拟组建的八路军抗日游击第一纵队最终未能成立。

而在此前,由中共地下党员、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率领该团千余官兵于10月14日,在河北省晋县小樵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宣布该部改称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获知这一消息后,即派时任晋察冀军区人民自卫军党代表孙志远携带密码于11月初前往冀中,同冀中人民自卫军取得了联系。[3](P07) 12月14日,已到达河北省阜平县的聂荣臻在听取了吕正操和孙志远关于冀中人民自卫军的情况汇报后,马上致电毛爷爷、周恩来、朱德等,汇报了吕正操本人及这支部队的基本情况。聂荣臻在电报中提出:大家乘现在敌情无变化时,争取利用短期的整训,帮助他(指吕正操)建立连队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3](P214-215) 12月25日,聂荣臻对出席在阜平召开的晋察冀军区首次政治工作会议的吕正操、孙志远(时任冀中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说:经八路军总部和党中央批准,人民自卫军在平津路以南,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之间地区,南边以滏阳河为界,建立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3](P214-215)随后,聂荣臻又于12月28日,在吕正操的陪同下,接见了整训的冀中人民自卫军营以上干部。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下,以吕正操任司令员的冀中人民自卫军浴血奋战,开辟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冀中人民自卫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1943年11月,吕正操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七七事变之后,何柱国率领的东北军骑兵第二军奉命由关中开拔,取道延安,经神木、府谷等地,开赴晋西北,参加对日作战。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毛爷爷同志一直与何柱国保持着联系。何柱国在1937年2月28日,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副主任。6月28日,毛爷爷和朱德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 “请商何柱国以告顾(祝同),大家将派人去鄂豫皖及闽西南两处联络。鄂豫皖为郑位三,同行约十五人,闽西南为方方,同行为十人,均带有小电台,请(西安)行营发护照并先容附近最高长官接洽。” [4](P683)就在这一天,毛爷爷同周恩来还就在兰州被扣押的红军西路军人员问题,致电叶剑英,指出:对兰州新到被俘人员,除应慰问外并向他们说明一切,最好能派人同来西安,免使途中散失。请何柱国电贺耀祖(时任甘肃省政府代主席、西安行营副主任),兰州收容人员概送西安处置,切勿中途遣散。[4](P683)在何柱国的周密斡旋下,中共中央派往南方联络代表的护照事宜和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送往西安问题,均得到了较为妥当的解决。

何柱国部在7月中旬取道延安,开赴晋西北时,受到了毛爷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盛情迎送。此后,何柱国部在驻守晋西北地区时,与八路军第一二O师贺龙所部,时有交往,相处融洽。

1939年秋,何柱国率领的东北军骑兵第二军奉命开往豫皖边,再次路经延安。9月28日,毛爷爷在位于延安南关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设宴欢迎何柱国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以及苏联朋友等。宴会后,毛爷爷又亲自陪同何柱国等出席了延安各界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爷爷在讲话中指出: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朋友和来宾。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4](P140)。

何柱国南调后,先后兼任豫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第二军团军团长等职,率部在豫东、皖北地区与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在与八路军、新四军相处期间,来往较多,友好相处,基本上没有发生磨擦事件。皖南事变以后,已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的何柱国奉蒋介石之命,进击华中地区的新四军,但他也尽可能地避免与新四军发生大的冲突。1941年5月5日,毛爷爷、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陈毅、刘少奇并告彭德怀、左权,通报了国民党军队在华中的动态。电文指出:蒋桂间的汤恩伯与李宗仁有重大矛盾,各欲置对方于危险地带,置自己于有利地带。查何柱国近日进攻新四军表面卖力,“实则窥知汤(恩伯)、李(宗仁)不欲急进,故示积极,免负剿匪不力之名”。通报要求,此情仅供参考,“不要松懈防蒋(介石)之心。”[2](1056)由此可见,何柱国在进攻新四军华中根据地的问题上,还是把握着一定分寸的。

马占山在七七事变后前往南京,向蒋介石请命抗战,被委任为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并将何柱国所部骑兵第二军第六师拨归他指挥。1937年8月中旬,骑六师师长刘桂五率部自潼关东渡黄河,沿同蒲路北上,在山西大同与马占山会合,后东北挺进军转移至当时属绥远省所辖的丰镇、集宁一线驻防。

中共中央对向抗日名将马占山率领的东北挺进军开展的统战工作十分重视。共产党人邹大鹏、栗又文先后被派往马占山部工作。1937年11月16日,毛爷爷、张闻天、萧劲光致电高岗,为了联合内蒙边境各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活动于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4)(p38-39)毛爷爷等在电报中还向高岗指示说:“(要)与马占山、何柱国等及当地国民党人取得联络,传达大家抗日主张及八路军在晋情况,督促他们改善民族政策,去团结全绥(远)抗日组织与武装当地人民,坚决向汉奸作斗争,发展独立自主的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打击日寇进攻。” [5](536)马占山率领的东北挺进军在八路军的密切协同与配合下,与日伪军多次激战,有力地保卫了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的安全。

1938年4月22日,马占山东北挺进军所部骑兵第六师师长刘桂五在绥远固阳与日军激战时,不幸被炮弹击中,壮烈殉国。刘桂五在西安事变时曾担负临潼扣蒋任务,是西安事变的重要功臣。刘桂五的遗体于5月25日运回西安。6月9日,追悼大会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各界人士3000余人出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赠送挽联:“贵军由西而东,我军由南向北,正期会合进攻,遂报沉星丧战友;亡国虽生何乐,殉国虽死犹荣,伫看最后胜利,待收失地奠忠魂”。[6](P198)

1939年11月,马占山在由重庆返回绥远哈拉寨时,途经延安以南的甘泉道镇,因打猎时枪筒爆炸,右手受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闻讯后,马上将马占山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救护。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马占山康复出院。12月22日,毛爷爷设宴欢迎马占山。宴会之后,毛爷爷陪同马占山出席了延安各界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毛爷爷在晚会上讲话说: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大家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4](150)此后,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又派出医护人员,护送马占山返回哈拉寨。

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对马占山的影响很大。此后,他一直驻守哈拉寨,直到抗战胜利。马占山所部驻守绥远、山西、陕西三省交界的黄河河防地带,不仅有力地抗击了日军的侵略,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屏障作用。

从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也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1938年11月5日,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发出了给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同胞的致敬电。193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生产运动与东北抗日联军问题。毛爷爷在听取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报告后,发言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4](P106-107)王稼祥发言说:组织队伍到东北去,目前情形比较困难,目前只好进行准备,先要将准备工作做好。现在已收集一批东北干部。我同意抽几个东北的老干部作好准备去工作。抗大应组织一个东北干部队,并将老干部调去。现在要派交通员去同东北抗日联军联络。[7](P206)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于同年7月在延安成立后,即组建了东北干部队,亦称直属二队,共80余人。高存信任队长,高存信是辽宁开原人,193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炮科。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干部队成立后,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思于同年9月从延安马列学院

毕业,即调任东北干部队队长。高存信改任引导员。1940年10月,东北干部队奉命由延安到达晋察冀边区。10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为东北干部队的到来召开了欢迎大会。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参加了大会。由于当时通往东北的交通被日伪军阻隔,东北干部队无法实现前往东北的设想,遂于1941年元月结束东北干部队的工作,成员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各部队。张学思任冀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1944年2月,又调任晋察冀军区平西分区参谋长。1945年2月任晋察冀军区十一分区(原平西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高存信则先后任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干部教导团副团长,晋察冀军区干部总队总队长、晋察冀军区炮兵干部训练队队长等职。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师直机关和第六八六团,于1939年3月上旬由晋西进入鲁西地区,以开辟鲁西根据地。同年4月间,被蒋介石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的于学忠率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到达沂蒙山区,在沂水组织苏鲁战区指挥部。

山东是联接华北和华中地区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何在创建山东根据地的过程中处理好与东北军的关系,是关系到山东根据地能否顺利创建并使之逐步发展的重要环节。193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山东工作方针,致电中共山东分局:“山东今后磨擦会更多更利害,大家应准备长期磨擦,坚持大家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我各支队活动区域问题上,应尽力争取有利地区,决不放弃已得地区。” [8](P74)指示还特别强调指出:“对东北军的方针应当是影响其将领,促其政治上的进步与觉悟,同时在东北军中根据原有基础发展党,特别是吸取军官,但应短小精干,隐蔽埋伏,对帮助东北军发展及供给干部应特别慎重,否则会自己搬石头打自己的脚,石友三例子已是教训。”[8](P74)

为了加强山东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成立了八路军第一纵队。1939年8月1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发出就职通电:“奉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为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八路军各部队,已于七月中旬抵鲁南,就职视事。”“在总司令于(学忠),副总司令沈(鸿烈)、韩(德勤)诸公领导下,追随各友军之后,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而奋斗到底。” [9](P107)

从1939年12月初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河北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从而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在指挥根据地军民以自卫还击打退来犯顽军的同时,对山东根据地的斗争给以及时引导,以稳定山东局势。12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一五师等发出《中央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的指示》。指示充分肯定了山东及苏鲁地区党组织和军队所取得的成绩,也明确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弱点。《指示》提出了我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山东和苏鲁战区的总方针应当是:“坚持对日寇的游击战争,坚持自己已得阵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大家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争取政权,深入群众工作,与顽固分子坚决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山东与苏鲁战区的抗战,创造大家的伟大力量。” [8](207-208)《指示》还明确要求:“在反磨擦中应当利用国民党各部与彼此间的各种矛盾,打击最坏的、孤立次坏的、争取较好的。因此对秦启荣及其他一切类似的反动力量应采取坚决消灭毫不妥协毫不犹豫的方针,在其部队中进行内部瓦解工作。对沈鸿烈应孤立他。对于学忠及东北军应多方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但对其无理要求应严正拒绝不可让步。”“对友军和东北军等应确定只帮助其政治上的进步,不帮助其力量的发展为原则。” [8](P208-209)

1940年2月7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电报,汇报了对东北军和地方实力派的政策问题。电报中说:“顽固分子正挑拨离间,使东北军倒退,企图造成东北军与我破裂、对立。大家必须改善对东北军态度,给他们中下级干部及战士以好的影响并密切他们同上层的联络工作,敬重他们,但不放弃我独立的立场。要打击其政训处反共、反八路军的活动,收集顽固分子的破坏行为,向东北军主官提出控告,制止其挑拨离间企图。[9](P116)2月11日,毛爷爷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的复电:“陈(光)、罗(荣桓)七日电今日看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望坚决实行。” [9](P118)电报指出:“大家的政策分两方面,对反共顽固派取坚决反攻彻底消灭的政策,对一切尚有希翼之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于学忠与沈鸿烈不同,他是尚有希翼的,除对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 [4](P168)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而由于我党我军对东北军于学忠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使于学忠部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基本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于学忠部的中立态度,在客观上为山东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到1940年底,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地方武装已扩大到13万余人,建立和发展冀鲁边、湖西、鲁西、鲁中、胶东、清河等抗日根据地,并使山东根据地同华中根据地连接起来。

1940年八九月间,驻山东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与伪兴亚建国军鲁苏战区总司令李亚藩秘密接触,信使往还,并和日军拉上关系,图谋投降。在五十七军中任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的中共地下党员万毅和任一一一师师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常恩多,决定在9月22日晚在军部驻地消灭军部警卫部队,捉拿缪澄流和副军长朴炳珊。不料在当晚行动时,三三四旅六六七团一营营长韩子嘉向该旅旅长荣子桓告密,并掩护缪澄流潜逃。与时同时,常恩多在一一一师师部扣压了知情不报的三三一旅旅长唐君尧、六六一团团长关士栋,并将该旅旅部全部人员软禁。这就是“九二二”锄奸运动。事件发生后,常恩多、万毅领衔发出讨伐卖国投敌汉奸缪澄流的通电,并分别电告蒋介石、于学忠和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接到一一一师工委关于“九二二”锄奸行动的报告后,马上电告中共中央北方局。9月27日,毛爷爷、朱德、王稼祥致电朱瑞、黎玉、罗舜初及陈光、罗荣桓并告彭德怀、左权,指出:“大家应在实际上赞助,但在表面上不要公开出面,不要把反缪澄流的东北军收编为八路军”。[9](P141)需要指出的是,《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将此则电文误记为1939年9月27日。并记载电文中有:如遇敌伪攻击东北军时,八路军就公开援助之。[2](P913)9月28日,毛爷爷、朱德、王稼祥再次就“九二二”锄奸事件致电黎玉、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彭德怀、左权:我党我军对此事件应取第三者态度,而于实际赞助常(恩多)师之拥于(学忠)反缪(澄流)斗争。电文要求:我党我军对外不要发表任何反缪(澄流)袒常(恩多)之言论文件。有询问者则以友军内部不幸事件,真相待查,希翼友军团结对敌等语答之。电报还指出:位于常(恩多)师附近之我军应同样取第三者态度,如遇他部东北军攻击常(恩多)师时,则声言愿任调人劝告双方,顾全大局勿相攻击。如非我加入战斗则不能保护常(恩多)师时,应以有力一部伪装东北军参加之,切勿以八路军公开名义参加。不在绝对必要时,应避免参加。[9](P141)此后,于学忠采取折衷的办法,一方面对常恩多师多方抚慰,一方面又将被扣的五十七军副军长朴炳珊和三三一旅旅长唐君尧等人要回,从而平息了此事。当年12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宣布撤销第五十七军番号,该军原辖一一一师和一一二师直接划归鲁苏战区指挥。

“九二二”锄奸运动的发生,是鲁苏战区东北军部队中坚持团结抗战与企图投降分裂的两大势力的一次重大较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事件使日军诱降阴谋归于失败,也使企图投降分裂者受到了惩戒。

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便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地区。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皓电”要求在长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皓电”的发表,成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中共中央在对形势发展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进行沉着的分析后,提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正确方针,并相应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措施。1940年11月4日,毛爷爷、朱德、王稼祥关于反磨擦斗争中争取友军工作给新四军发出指示。指示要求:“对各种不同的友军,除宣传抗战团结大道理外,必须特别强调与他们有切身利害的问题,例如……,对东北军强调与八路军之传统友好关系,强调对张汉卿及东北军处境之同情,强调对某方承认伪满作为投降的第一个条件的愤激情绪,……总而言之,使地方军杂牌军为本身利害打算,懂得不上蒋(介石)的当而避免与大家作鹬蚌之争。”[8](P649)为了进一步争取作为友军的东北军,毛爷爷、王稼祥于11月25日致电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应极力争取东北军于学忠部,对于(学忠)部进行的小磨擦,在行动上应稍加忍让。“东北军是中间势力,与我有西安事变前后之友好历史,我对之应取争取团结态度,决不能轻启衅端,即顽固分子从中挑拨,大家亦应加以忍让为要。” [4](P229)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北移途中,途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发生,把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最高峰。

皖南事变发生后,代替因积劳成疾的常恩多而行使公务的一一一师参谋长陶景奎和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等反共分子,于1941年2月17日,以“开会”为名将万毅骗到师部扣押,并扣押了中共第一一一师工委负责人曹建华等,还扣押或杀害了一一一师工委的一部分地下党员,制造了“二一七”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迅速向中共中央汇报。3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朱瑞、陈光、罗荣桓:(一)请将常(恩多)师中大家组织此次遭受破坏详情电告。(二)望设法调查万毅及其他被扣同志及进步分子下落,并设法营救。(三)将常(恩多)师中还有的(中共组织调查清楚,将已暴露的同志及进步分子紧急撤退,并收容至我军工作。[9](P171)“二一七”事件后,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三四二旅张本枝部,纠集第三三四旅荣子恒部,于4月25日进犯鲁南边联地区,杀害根据地干部群众77人,收去民兵枪支两千余枝,制造了“四二五”边联惨案。同一天,东北军第一一一师三三一旅孙焕彩部袭击驻沟洼之中共日照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制造了“沟洼事件”。

在这些磨擦事件发生后,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一部曾对肇事的东北军发起进攻。6月12日,毛爷爷、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罗舜初并告彭德怀、左权、陈毅、刘少奇,在列举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一些部队曾向东北军肇事部队进攻的情报后指出:“目前我党方针在拉蒋(介石)抗战,我军应坚持党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的原则,如有此种进攻行动,希即停止”。[9](P179)(需要指出的是,《罗荣桓年谱》记载此份电文时,误将收电人朱瑞记为朱德,误将陈光记为陈毅)。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我军坚持原则,对东北军和其它国民党友军采取了“能联合者联合之,能中立者中立之,不要多树敌人”[9](P191)的原则,促进了山东抗战局势的逐步好转。

1942年8月2日晚,被捕的万毅在蒋介石密令处决前夕,乘机越狱,来到中共山东分局驻地。8月3日,病危中的东北军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在时任鲁苏战区政务处处长的郭维城协助下,决定马上举事,逮捕反动军官,软禁于学忠,宣告第一一一师改称东北挺进军,并提出四项主张:(一)拥护三民主义、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反对以三民主义破坏东北军;(二)实行建国纲领;(三)联合一切抗日部队,一致对外;(四)坚持杀敌锄奸。[9](241)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了使事件不致扩大,造成东北军完全分化分裂,并设法挽救不利情况,隐蔽地帮助掌握这支部队等应急措施。

8月8日,由于举事的东北军第一一一师大部哗变,郭维城率两千余人离开原驻地莒县东南的甲子山区,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莒南县朱梅地区整训。在部队转移途中,常恩多于8月9日凌晨因病危救治无效而逝世。

此后,国民党任命孙焕彩为第一一一师师长,重整该师哗变后的残部,盘踞于甲子山区。8月14日至19日,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光代师长和罗荣桓政委,指挥发起第一次甲子山反顽战役,共歼灭顽军1100余人,攻克了甲子山区。

进入滨海区抗日根据地的东北军第一一一师仍沿用原番号,称新一一一师,以万毅为副师长(此时对病逝的常恩多密不发丧,仍保持其师长名义),郭维城为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作。1943年1月27日,新一一一师在莒南县朱梅村为常恩多举行了隆重的治丧仪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负责人参加吊唁,并送了挽联和花圈。此后,万毅正式就任新一一一师师长。

1944年10月,新一一一师被正式改编为山东军区滨海支队,由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兼任支队长。

1943年七八月间,于学忠在蒋介石的一再严令下,奉命率东北军余部离开山东,进入安徽北部地区。1944年3月,由于于学忠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于学忠在率部退出山东时,没有按蒋介石的要求,将防地移交给奉命入鲁的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鲁苏豫皖边挺进军第一路挺进总指挥李仙洲,从而使我山东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1943年9月3日,毛爷爷、朱德、刘少奇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指出:“于学忠退出山东后,我山东工作大开展,鲁中南主要山地均为我控制。这对华中及山东今后斗争极关重要。但山东目前兵力不够分配,新发展地区不能迅速巩固。望速从华中一、二、三、四师每师抽调一个小团到山东,归山东分局及山东军区指挥,协助山东开辟工作。” [4](P468-469)

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战时期对东北军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使大部分东北军部队坚定了抗战的信心,基本上保持了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战时期对东北军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使大部分东北军部队坚定了抗战的信心,基本上保持了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友好合作关系。其中,活动于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原东北军将领中的解方、贾陶等出席了大会。吕正操、万毅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是东北军的光荣。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第二天,苏联百万红军在中国东北的东、北、西各部边境和朝鲜北部以及库页岛南部地区总长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起对日军的攻击。

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爷爷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即《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从当天24时至8月11日18时,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要求我军各部向日寇发起进攻。在8月11日上午8时发布的第二号命令中,朱德宣布: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良诗(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2](P1196)根据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命令,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部相继进军东北,为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的贡献。

历史经验既是对特定历史的总结,也是现实的教科书。回顾和总结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战时期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使大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确实是大家党夺取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大家党始终坚持实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坚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坚持照顾维护同盟者利益的政策,极大地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也有力地促进了大多数东北军部队坚持抗战的信心,在大家党的统一战线历史进程中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同时,也为东北军的史册增添了浓墨华彩的章节。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大家应该不断开创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更加努力的奋斗。

(编辑分别系西安邮电学院信息与管理工程系教师 西安邮电学院计算机系教师 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员、国家文物局专家库成员)

来源: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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