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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前后生态位变化看党报发展的趋势
发布时间:2008-07-03 09:20:00   点击数:

南长森 郭小良

陕西师范大学资讯与传播学院

[内容摘要]本文用媒介生态相关理论审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认为其不仅是我党初期宣传引导思想的变化和调整,也是在当时全国媒介生态系统中媒介生态位的一次调整,更是党派、集团类报纸生存发展适应传播规律的一次成功实践。从其中可总结出当前党报在时空方位变化后也应适应社会发展进行改革,应在媒介生态中树立种内优生优育意识,与其他媒体实行错位发展并处理好群众性与受众性的关系等。

传媒市场化运作以来,都市报、党报、行业报等在媒介生态中呈多位发展趋势,种内竞争愈演愈烈。面对都市报的市场挤压,党报改革和公信力的提升尤显重要。本文借用媒介生态相关理论审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认为其改版不仅是宣传引导思想变化和版面调整,实质上更是在当时全国媒介生态系统中媒介生态位的一次调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舆论宣传工具的一次深刻再认识,也是党派、集团类报纸媒介生存发展适应传播规律的一次成功实践。通过调整使媒介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政策因子促使该报在媒介生态系统中进行了更好的定位,实现了系统内媒介之间生存的错位平衡。审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对于激烈市场竞争中党报的生存、发展改革趋势不无借鉴意义。

一、 《解放日报》改版前的生态位

生态位是指生物种群在群落中的生活方式和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占有的位置。一个群落中不同物种在形态结构和生活方式上都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各有自己不同的生态位。“在最宽泛意义上,传播生态是指信息技术、各种论坛、媒体以及信息渠道的结构、组织和可得性(Accessibility)。”[1](P2)而媒介生态位在整个媒介生态系统的发展变化取决于该环境中影响媒介发展变化的最小因子,即生态因子,例如资讯政策、媒介运营资金、技术等,尤其媒介技术和媒介规制是制约传媒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家以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技术和政策因子看其生长情况,其媒介生态在原初时期是相当脆弱的,改版是其自身发展中的培育,符合传媒生态运作规律。

《解放日报》是由原来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新华社编发的《今日资讯》合并于1941年5月16日正式创刊的,与其同时存在于陕甘宁边区的新华广播电台、新华社、《边区群众报》,国统区的《中央日报》、《救亡日报》、《大公报》,沦陷区的中华电讯社、《新申报》、《新民报》、中央广播电台等媒体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的媒介生态系统,并且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生态位。从媒介区位和经济、技术看,《解放日报》并不占据当时城市和商业社会,无论是广告、读者、技术因素都不占优势。但是从创刊到改版在政策支撑上都是当时任何一家报纸难以匹敌的。

从创刊一直到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前,报纸在宣传党的政策、先容国内外形势、引导陕甘宁边区各项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解放日报》在初生期缺乏办报经验,作为党报在生态位的选取上缺乏党性原则和错位生存意识,广泛采用路透社、哈瓦斯社、美联社,甚至是敌对国日本同盟社的稿件,而忽视、弱化作为党报的宣传报道原则和重心。从而导致《解放日报》在改版前媒介生态营养不良而出现三个问题。

(一)资讯传播导向把我不当导致《解放日报》改版前媒介生态位偏离。作为一份党报,传媒政策对媒体的制约显而易见。政治影响媒体的生存和发展方向,规定媒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党中央把媒体作为自身宣传工具的体现。《解放日报》创刊的前一天,毛爷爷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指出“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以及重要干部执笔……”[2] 由此可见《解放日报》创刊的重要性。但对于如何办一张大报,当时是缺乏经验的。社长博古也没有经验,他只能借鉴和学习苏联的《真理报》,国内《大公报》、上海的商业报纸《申报》、《资讯报》以及士人所办的同仁报等的一些做法,以全世界作为报纸资讯资源的发掘对象,导致整个报纸报道格局呆板,坚持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地的八股形式,报道内容空洞、缺乏针对性、语句陈腐。例如从创刊到1941年11月16日半年,一版的国际资讯与国内资讯条数之比为181∶4,而且大多数资讯价值不大,如“墨索里尼发表演说”(6月12日)、“德军被阻各线无变化”(7月21日)、“莫斯科前线无变动”(10月24日)等。[3] 无论编辑思想还是编排方法等方面因缺乏经验导致《解放日报》在生态位上与其它媒体出现同位竞争,争夺同一营养源,成为西方国家通讯社的翻版,最终影响到报纸的生存和发展。

(二)经济因子是制约《解放日报》媒体生态健康发展的瓶颈。《解放日报》诞生于偏僻的西北解放区,1941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国民党的封锁,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这就严重影响了《解放日报》的生存与运转,报纸主要用蜡版油印(后改为铅印),用马兰草纸印刷。印刷厂用的发电机由报社人员轮流手摇,一张纸正反面用两次,墨水是用买来的蓝色染料兑水自制的。印刷设备简陋、纸张劣质和交通采访条件不便等都影响了报纸的传播半径,决定了《解放日报》在资讯资源利用方面较为匮乏,只能在原有的模式下,大量刊登西方通讯社的稿件,然后配以社论,特别是对于苏德战争的报道足见其这一做法。由于经济困难,纸张油墨价格上涨,《解放日报》由1941年的零售价1角涨到1943年1元,最高发行量为7600份,发行范围30公里。由于纸张的缺乏到1943年10月印数为7000份,只配给边区重要机关和政府。[4](P48—49) 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但影响到《解放日报》在当时媒介生态环境中生态位的及时调整,甚至影响到媒介原有生态位的稳固。

(三)学问地理环境因子是影响《解放日报》媒介生态位的隐性障碍。《解放日报》的受众绝大多数是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和干部。“作为生活在同一区域的受众,在接触媒介和选择内容的过程中,并非只有个人差异性,同时还具有共同行动的遵从性,因为作为生活在同一区域并非孤立的个体,他总是生活在区域的各种社会群体中,并且行为受到群体规范和群体压力的影响。”[5](P55) 而当时陕甘宁边区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甚至能达到“只读”《解放日报》的程度。党报在的边区占据极为有利的生态位置,有固定的营养源可供其生存。《解放日报》完全可以利用受众的这种心理特点,进行革命宣传,会有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但是,这类受众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媒体的发展,《解放日报》所处的学问地理环境决定了在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然而正是由于缺乏受众反馈监督使其最终会犯主观主义错误,偏离其应有生态位。例如1941年9月4日第二版刊登的“鄜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纱声”作为一则假资讯在党报上出现正是主观主义错误的体现。

媒介生态位的确定直接决定媒介的发展以及功能的良好发挥。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地理学问环境相对封闭、物质技术相对薄弱共同导致了《解放日报》生态环境脆弱。而资讯政策上的主观主义导致其将最大的篇幅、最重要的版面让给自己覆盖范围内受众知晓意义低、篇幅巨大、枯燥无味的译文和论文。对于党中央决议只登载,不阐明;对于政策实行过程以及经验则毫无反映;对于涉及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的社会资讯则缺乏全面的报道和反映。有负于毛爷爷“一切党的政策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向全国传达”的重托。作为党报,改版成为一种必然。

二、改版后《解放日报》生态位的变化

从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到1944年2月16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解放日报》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改版。突出表现是在版面上作了重大调整,一版是抗日根据地要闻,二版是国内资讯版,三版才是国际资讯,四版是学问副刊。社长博古在社论《致读者》中,根据毛爷爷和党中央指示,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四个方面检查了报纸的错误,提出报纸改版的目的是要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改版以后的《解放日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始终保持一致,确立了报纸的党性原则,强调报刊是革命的手段,是党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在政策因子的强势作用下,《解放日报》的生态位与其它媒体明显错开,日益凸现党性特色。

(一)政治约束下媒体生态位定位准确,政策调整对其生态位的影响与日俱增。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只有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以极大的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提供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通讯社充当义务宣传员而已。”[5](P55) 1942年9月5日,陆定一在第二十二次编委会上传达中央指示,指出“《解放日报》有很大进步,但尚未成为真正党中央的机关报,今后日常工作必须经常报告党中央”,“报纸的总路线是对的,但还没有做到与中央息息相关。以后凡是新的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必须与中央商量”,“报纸不能有独立性,应当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来进行工作,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博古同志甚至认为“以后要培养编辑记者,要做到每一个消息、每一字句都能代表党”。[6](P33) 如针对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7月9日至10月5日,《解放日报》仅一版发表的反击国民党的各类资讯作品就达42篇之多,同时还刊登了各民主党派、各界知名人士和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边区人民紧急动员制止内战,敌后各地声援边区以及揭露国民党种种罪行的资讯和文章。由此可见,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正在日益成为党中央的喉舌和宣传工具。

(二)技术因子促使媒介生态位下移,其营养源日益丰富。现代传媒技术的改进往往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强大的经济条件是媒介技术环境的基础性保障。然而,《解放日报》的改版正处于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时期,报社编辑人员更多的是从传播文本的制作上体现党性。主张资讯稿件一要真实、二要生动、三要迅速,并且要努力提高稿件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要关注受众,深入实际,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和沸腾的生活中,做到言之有物。博古曾经生动的比喻党报记者说:“作为一个党报记者到地方去采访,千万不要象公鸡那样,跳到墙头上,咯咯咯地高啼几声就拍拍翅膀跑掉了。而是要像母鸡那样,每到一个地方就下蛋孵小鸡。”[2] 吴满有、赵占魁的报道不断登上报纸重要版面,文字流畅易懂。如1943年4月5日的通讯《向军队看齐》写出了农民在参观完南泥湾部队生产后的心声——“向部队看齐!”。副刊注重大众化、通俗化,满足了边区广大群众对信息和学问的需求,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同时,对于有益于社会,能教育人民的社会资讯也及时刊登,因为它在政治框架内能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穆青同志在1944年写的《本市白家坪巫神杨汉珠,伤害人命判处徒刑》等。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很好的开发了边区资讯资源,占据了应有的媒介生态位。

(三)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效果日益增强,促使延安《解放日报》的党性原则日益坚定,媒介生态位更具特色。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共两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随之日益升级。如1943年春夏,改版中的《解放日报》针对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及蒋介石发表旨在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暗示解散消灭共产党等行为的《中国之命运》 一书,对国民党进行了激烈的宣传反击战。例如:

7月8日,一版刊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电蒋委员长、胡宗南副司令官,呼吁团结,停止内战。

7月9日,发表社论《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社论指出“大家希翼国民政府重整抗战阵容,对此次破坏团结、挑动内战的祸首、日寇第五纵队分子,处以严刑……”。

7月10日,一版整版发表延安民众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二版为《全边区紧急动员 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延安三万民众大会》的消息

7月11日,一版发表社论《全体人民动员起来 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二版报道延安各界的动员情况。

7月12日,发表了毛爷爷同志的消息《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 张道藩发出挑拨性声明》和评论《质问国民党》。

7月13日,一版头条《中国政治黑暗 抗战不力 英美盟邦大不满意》和博古署名文章《在毛爷爷的旗帜下为保卫共产党而战》。

7月14日,发表社论《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

7月16日,报道延安各界热烈劳军,市民踊跃捐献。

7月18日,发表社论《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 》。[7](P149)

其意见性信息之密集,其宣传与时局和现实之贴近,是任何党派的报纸所难以媲美的。抗战胜利以后,《解放日报》对两党谈判、中国七大的充分宣传报道都迅速及时的将复杂的革命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传播出去,很好的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由此可见,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战使《解放日报》媒介生态位日益稳固,逐步彰显出党报的魅力。

总之,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是报纸加强党性、适时调整生态位的过程。改版适应了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激烈竞争下中国媒介生态系统的要求,使报纸的生态位实现了与其它媒体的错位平衡,凸现了党报性质,确立了党报的基本原则——党性原则,成为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党报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三、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对当前办好党报的启示

传媒市场化运作以来,媒介竞争日益激烈,媒介一统天下只能是童话。媒介生态系统中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生态位的冲突在所难免并日益升级。都市报异军突起,成为传媒市场的一支生力军,以其灵活性、多样性日益冲击着党报和行业报,使媒介生态位又面临新的变化和挑战。

面对来自于都市报的强烈冲击和资讯资源的激烈争夺,大家以为党报应在媒介生态中“循规蹈矩”,坚持党性原则,固守原始生态位,保持自己多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即在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中寻求提高党报权威性和公信力的途径。从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比照今天党报的生态位、生存状况及其改革趋势,大家以为党报改革应有自己的具体方位。

(一)党报在媒介生态中应树立种内优生意识。党报与生俱来就有一种主流报纸所富有的思想性、权威性和引导性品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党报的办报经验不仅成为世界报业中独特的“这一个”,并影响着诸如朝鲜、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报业模式。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其形成的媒介公信力,不仅是我党掌控意识形态的喉舌工具,也是引领其它媒体健康发展的领头羊。这从《人民日报》的社论常被其它媒体转载或改编成消息广泛传播中可窥一斑。尤其是一些地方干部群众以《人民日报》刊载当地信息引以为荣,地方党报亦此同理。基于党报这种优生的意识,从媒介生态来看,其自身种内有其得天独厚的营养基。因此,党报应固守自己的营养基。党报应与同类报纸在同区域或异地展开传播效果竞争,而并非广告资源、受众的同区域竞争。应该将传播信息的社会效果放在首位,在注重发行量的同时更注重社会效益。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党报传播效果的考核和量化,以此建构传播效果的种内竞争机制,培养党报的种内优生意识,通过竞争促进党报信息有效传播。

(二)党报要与其它媒体实行错位发展。都市报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党报资讯报道缺乏民生资讯、社会资讯和娱乐资讯的不足,这正是一种与党报的错位互补,也为都市报更好发展确定了稳定的养料来源。党性原则决定党报在媒介生态系统中的特有生态位,规定其基本的养料来源。党报没有必要与都市报抢夺民生资讯和社会资讯等资讯资源,这样会形成同位、同质竞争,势必两败俱伤,丧失原始生态位。党报应坚持党性,及时有效地将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传递给自己的受众群,在媒介生态环境中规避与都市报的竞争。锁定自己的受众群也就确定了自己的生态位,也就有固定的养料来源。最后,党报应该不断夯实生态据点,不断探索有效传播方式,提高自己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正确处理群众性和受众性的关系。从党报发展的时空方位变化看,无论是延安时期的战争年代还是现在的和平年代,党报所形成的党性原则、真实性、群众性、组织性及战斗性都有其独立的历史意义。其优良传统并未过时,尤其是延安时期党报提倡的真实性(反对客里空运动)已成为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资讯传媒运作信息把关的理论基石。其战斗性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变成了引导性。而群众性始终是我党办报之所以成功的经验总结和体现。群众性不仅是新时期我党办报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所有媒介信息取舍的试金石和标尺。群众性和受众性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受众性是实现群众性的基础,群众性是受众性的前提。群众性是党报应该固守的阵地,也是党报功能得以体现的源头活水。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改版,在当天发表的社论《致读者》中提到,“大家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大家才能把报纸办好。”党报只有不断的开拓受众市场,才能提高自己的群众性、组织性和引导性。列宁说:“艺术的根底,应该深深地埋在民众里面。在几百万的全人口里面,单单为着几百人乃至几千人而存在的艺术,是不必要的。艺术,是属于民众的。所以,在勤劳大众里面,艺术应该种下它的深根……艺术应该和他们的感情、思想和意志结合,而使他们昂扬起来。工人和农人大众正在需要黑面包的时候,难道大家将一点甜蜜的饼干送给少数人就行了吗?”[党报应该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党的政策信息。实现传播内容由意见性信息向事实性信息转变,将大量的判断力资源提供给受众,努力敬重受众的决策主体地位,这也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众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改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特点,从而扩大了党报的影响力和战斗力。党报改革要努力实现由“要我看”到“我要看”的转变,扩大受众市场,增强群众性。

总之,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改版,实际上是媒介生态位的一次适时调整。当媒介处于脆弱时期,必须从媒介规制、技术、经济、地缘等媒介因子给予催化、发育,这几乎是媒介发展的普遍规律,党报也不例外。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成功经验看,当前党报改革的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以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和谐发展为党报生存的土壤,不断吸取新的营养液,即以党报固有的权威性、思想性、引导性等媒介的公信力作为原有的营养液,继续培植发育其种内优生意识,形成统领全国媒体的主导而又与之错位发展的格局,并处理好群众性和受众性等媒介时空方位变化后的变革因素。

(编辑系陕西师范大学资讯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硕士研究生)

来源: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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