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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毛爷爷对抗日根据地社会矛盾调处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发布时间:2008-08-29 02:34:00   点击数:

宋 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如何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作出明确回答,在实践中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毛爷爷同志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理论,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与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联系起来,不仅为党正确处理同国民党矛盾以及抗日根据地内各阶级的矛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对于今天提高党的社会利益整合能力,有效调节社会利益矛盾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然而,长期以来,毛爷爷这一重大理论贡献却没有引起理论界重视,专题文章很少论及。本文试图对毛爷爷这一理论作一简要分析,论述毛爷爷这一理论贡献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抗日根据地社会矛盾的引导意义以及现实历史启示。

  一、毛爷爷关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一致性原理对解决抗战时期社会矛盾的理论贡献

  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逐步开始调整各项方针政策,推动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转变。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洛川会议通过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讨论决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具体方针政策。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力;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洛川会议确定的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表明,中国共产党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然而,由于党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影响,在统一战线实践中,在处理同国民党的矛盾和抗日根据地社会矛盾中,出现左的尤其是右的错误倾向,干扰和破坏了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为使全党进一步把握统一战线中统一与独立的关系,使阶级矛盾的解决能够更好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保障,必须从理论上武装全党思想,以引导党在自己的政策实践中探索如何正确解决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上,毛爷爷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针对抗战以来党内在社会矛盾处理上存在的问题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 [1]毛爷爷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一致性理论,建立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基础之上,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的创造性运用,具有重大理论引导意义。

  这一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第一,在民族矛盾为主的情况下,阶级矛盾的调处要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这一基点上,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一方面共产党同国内各阶级的合作以共同抗日为前提,离开这一前提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党同各阶级在统一战线范围内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只有“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 [1];第二,“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 [1]因此,为了团结抗日,要求党在制定解决抗日根据地社会矛盾的政策上要体现开放性和包容性,“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政策”;第三,解决各阶级矛盾的关键在于政策上要抓住利益关系这一根本,“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照顾到富有者的利益”。 [1]

  毛爷爷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理论的提出,表明大家党为坚持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在政策与策略的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成熟和完善。根据毛爷爷这一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处理各阶级利益关系等方面采取了照顾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政策,最大限度团结了各党派、团体、广大民众以及民主人士一致抗战,最大限度地争取了社会中间势力,孤立了极少数顽固势力,把抗日根据地内本来具有对立性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非对立性的矛盾,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抗日根据地也因此而展现出民主进步、团结和谐的崭新社会景象。

  二、中国共产党调节抗日根据地社会矛盾的政策与实践

  抗日根据地内,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两大基本矛盾。由于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封建地主政权已不复存,因而剥削阶级虽然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但已不可能同党在政权上进行争夺。所以,抗日根据地内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同工农阶级的矛盾,就主要体现在利益上的分歧,体现在利益上的对立与冲突。因此通过方针政策合理调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整合一切社会资源,争取抗战的胜利,是毛爷爷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一致性理论成功运用于政策实践上的必然结果。

  (一)民主政治建设使阶级矛盾的对立与冲突性得到弱化或淡化,为社会资源整合奠定了基础。

  在各阶级相互间的利益关系中,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等其它利益获取的前提。在政治利益上,抗日民主政权赋予了一切抗日的人们以真正平等的参政议政权利。毛爷爷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是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 [2] 抗日民主政权一是实行了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度。“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六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学问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权和被选举权。” [3]民众不仅可以直接选出从乡到边区的各级参议会议员,而且对政府及政权组织人员具有监督、罢免之权。二是“三三制”政权体制不仅从制度上保证非党人士和开明绅士等爱国民主人士当选,而且在政治实践中使他们享有实际职权。

  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日民主政治的实施,对边区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利益表达上讲,抗日民主政权赋予各阶级、阶层以平等的参政议政权利,使得工农大众和地主开明绅士都可以通过制度内渠道有效表达本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愿望。

  从社会资源整合、社会矛盾化解方面讲,民主政治把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聚集在抗日民主政权之下,在政治制度层面上消除了政权组织的对立面。同时,在抗日民主政权下,工农阶级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由于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使得阶级矛盾的对立与冲突性得到弱化或淡化,这不仅有利于协调各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分歧,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利于整合一切抗战资源,实现党提出的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常识出常识的目的。正如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边区一切进步和成就的取得,“其根本的关键,则在于彻底实行了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政治,在于人民自己选出来并按人民意志办事的民主政权,在于团聚各阶层人民代表共同负责的三三制”。

  (二)把调节物质利益关系作为团结各阶级一致抗战,解决抗日根据地社会矛盾的根本举措,并以制度化手段确保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

  ——关于土地与债务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各阶级的利益关系中,农民与地主间的利益关系是各种利益关系的核心,主要表现在土地关系与债务关系上。对于抗战时期的土地与债务问题,毛爷爷指出:“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时期”,“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地主。不要因减息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1]

  根据党中央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方针,陕甘宁边区政府结合边区土地关系的实际状况,制定了解决边区土地问题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在土地已经分配的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保证农民既得利益;“在土地未经分配的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 [4],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为了保证土地所有人对土地的所有权,边区政府、参议会先后颁布了《关于边区土地、房屋、森林、农具、牲畜和债务纠纷问题处理的决定》、《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证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房屋登记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等法规,在从法律上保证土地所有权私有制原则。

  对各类土地租佃关系减租的息额,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中规定:在未经分配土地的区域,定租“一般减租率,不得低于二五”;活租“按原租额减25%—40%,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0%。土地副产物,皆归承租人”;伙种“按原租额减10%—20%,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不得超过收获量的40%”;按庄稼“按原租额减10%—20%,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不得超过收获量的45%”。并规定“民国28年底以前欠租一律免交”。地主、富农减租后,“承租人应依本条例所规定减租之后之租额交租,不得短少,其有能力交租而故意不交者,出租人有请求政府依法追缴之权。” [5]

  这些规定,从政策和法律上确立了边区的土地关系问题。在土地革命已经开展的地区,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就依法保护了农民的既得利益,充分调动了农民抗战的积极性。在国内和平实现后土地未经分配区域,在保护地主、富农对土地拥有合法所有权的基础上,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之所以能被农民和地主双方都接受,其关键就在于找到了照顾双方利益关系的平衡点,既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调动农民抗战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团结地主共同抗战。因此,减租减息政策是“调节农民与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相互利益的最恰当的政策”。[6]

  ——关于各阶级合理负担税负问题。负担税收人口的比例以及税赋的比重分配问题,是涉及各阶级、阶层每一个人的利益问题。毛爷爷指出:“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税以外,80﹪以上的居民,无论工人农民,均需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 [1]

  救国公粮是边区农民抗战时期最主要的负担。边区政府总结了过去“负担重点绝大部分是地主富农”[7],免征户数过大,不利于调动各阶级抗战积极性的问题,在1941年后要求严格遵守粮食征收条例。本着合理负担的原则,边区救国公粮征收条例规定了起征点,凡在起征点以下的抗日军人、退伍残废军人及其直系亲属;鳏、寡、孤、独或失却劳动力者的收益以及移难民三年以内的收益免予征税,以照顾贫苦农民和特殊困难群体的利益;凡在起征点以上的农户,均需按人均收益多少交纳公粮,使纳税人口比例基本达到80%左右,改变了过去救国公粮的负担面过小、税负不均的问题;条例还规定了最高累进率,地主负担不超过纯收益的30﹪或35﹪,使地主、富农的利益从政策上得到保护;为使不同阶级的税负均衡,条例通过税率级差加以调节。累进率级差采取跃进式,前几个等级的累进速度很缓,所以在免征点以外纳税的贫农、中农的负担都不会太重。随着收入的增加,“中间按照阶层不同,采取大跃进,达到各阶层中间有适当的距离,照顾各阶层的利益,以趋于大致的公平合理。” [7]如1943年边区各地统计表明,贫农负担占收益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二,中农为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二,富裕中农为百分之十七到百分之三十,富农为百分之二十一到百分之三十,地主为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 [7]

  1943年边区政府在总结农业税征收经验的基础上,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条例》,选择延安、庆阳、绥德三县进行了试点。“就人民之土地与收入合并征收”,“以土地常年产量为计税标准”。 [8]农业统累税的试行,避免了以往征粮中“上层轻下层重”及勤劳所得与不劳而获同样只征收益税而不计算土地财产税的弊端,使各阶层和各地区的负担较之救国公粮更为公平合理。

  在营业税负担上,1941年1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暂行条例》,其征收办法同粮食税一样,实行统一累进方法。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到大中小商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使不同行业群众负担均衡,尤其是平衡农民与商人的负担。为了进一步解决商人负担与农民负担相比过轻的问题,边区政府先后三次对营业税条例进行修正,提高了营业税税率。如税赋级差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而适当调高,最高累进率也从1941年20%提高到1942年的30%。对1942年税率调整,边区政府作了说明:“此次修正税率的目的,系依据边区施政纲领税收政策的规定,一为增加财政收入,一为保证人民负担更臻合理。按边区主要财政收入,厥为农业税与商业税两种,农业税向系征实,年来物价波动颇大,商业税随亦按值征收,按农商两业负担的比值,仍不能保持适当的平衡,经此次修改后,渴望益趋公平。” [9]尽管营业税在修改后商人的税负仍然比农民要轻,但在当时条件下,为了繁荣边区经济,这一政策还是相对较为合理的。

  ——关于劳资关系问题,党采取了劳资两利的政策。一方面“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抗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 [1]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和处理劳资关系的指示,边区政府制定了新的劳资政策。《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规定“工人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率,最低工资率以所在地生活状况为标准,由工会、雇主、工人共同议定之”。工人有组织工会的自由,雇主不得无故解雇工人,如因故解雇工人,须先经过工会同意。 [10]条例对工人最低工资的规定和赋予工会有议定最低工资率和保障工人工作岗位的权力,使得工人首先在有工可做的前提下,其基本生活水平得到保障,同时也给了工人通过自己的组织维护自身利益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表达的渠道。如绥德西川民营盐业工会成立后,与资方“数度商洽,去年6月改对半分为四六分,工人生活改善了,每天三顿两稀一干,还可以吃肉。工人都参加了组织,经常开会,有问题便找工会”,“掌柜随意辞退的事情已经没有了”。工人也积极生产,克服浪费,劳资双方关系趋于融洽。 [11]在劳动时间上,根据边区实际,最后确定了10小时工作制,目的在于“......照顾资本家的利益,照顾抗战的需要”。 [12]

  ——关于政府与民众的利益关系问题。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与民众之间一个突出问题表现在民众负担上。这是因为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仅断绝对边区和八路军的财政军饷供给,而且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使边区财政经济遇到极大困难。加之随着边区各项事业迅速发展,边区脱产人员数目激增,经常保持在7万人左右,有时达到13万,超过了边区人口总数的8%。财政开支的庞大,导致群众负担很重,引起群众不满,以至于引起老百姓骂娘。因此,解决人民负担过重问题,调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党和政府动员民众抗战以及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为此,边区政府采取了三项有力措施:

  第一,发展经济,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毛爷爷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强调把发展生产作为解决人民负担过重、调节政府与人民关系的首要因素。1942年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毛爷爷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以及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与节约并重,以农业为第一位等经济工作的方针,并要求把生产建设和教育作为当时条件下边区的中心工作。针对群众因负担过重而对政府不满,毛爷爷指出:“如果大家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 [2]

  边区政府积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这一重大决策,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政策,组织群众大力开垦荒地,推广植棉,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一切男女劳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到1945年,耕地面积由1937年860多万亩扩大到1425万多亩,比战前增加60%,粮食产量由战前的110万石增加到200万石,工业总产值比战前增加了30倍,解决了边区150万人民的生活问题,实现了丰衣足食。

  第二,动员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参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大生产运动中,各部队、机关、学校所有人员根据中央要求都投入到农业生产和纺织运动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如1943年部队、机关、学校自给生产部分占开支的64﹪,1944年边区27个县自给生产收入7493万元,占总收入的37﹪。非生产人员投入大生产运动,解决了军队、机关所需经费和粮食、蔬菜等生活所需的大部分,因而使人民负担明显减轻。1942年国统区人均负担公粮75公斤,而陕甘宁边区民众平均仅负担17公斤,约是国统区民众负担的四分之一强,其它根据地的农民负担与陕甘宁边区大致相同。

  第三,力行“精兵简政”,从根本上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面对边区的困难,毛爷爷和党中央积极采纳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建议,并强调指出“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2]边区政府高度重视这一工作,把他作为政府工作的第一件大事来抓。从1941年至1943年先后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政府机构减少了1/4, 政府系统的脱产人员由11500人减至7500人,减少了近35%。经过精兵简政,在减轻人民负担上取得重大成效。如因精兵简政1943年节约粮食、被服、办公费、杂支6385万元(边币),节约粮草1540万元(边币)。1941年至1945年公粮征收占收获量的比例由13.85﹪下降为0.87﹪,人居负担量由1942年的1.22斗下降到0.77斗,“鱼大水小”的矛盾得到有效解决。

  三、毛爷爷的理论贡献与党处理抗日根据地社会矛盾的政策实践的历史启示

  毛爷爷关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一致性理论,不仅为全党科学认识抗战时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从政策上调节抗日根据地社会矛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引导,而且对于当前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社会矛盾凸现期如何调节社会各阶层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历史启示。

  第一,一个政党要动员民众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必须在正确理论引导下通过自己的政策使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由对立状态向弱化方面发展,以达到调动各阶级积极性,整合一切社会资源的目的。有效调节不同利益主体间矛盾,对政党政策上的基本要求就是政策要体现包容性和开放性。既要包含各阶级的利益要求,又要有利于各阶级能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通过制度内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这一点上,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社会各阶级矛盾的性质为非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抓住利益关系这一实质,构建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有效机制,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P82) 党在抗战时期解决根据地社会矛盾的经验表明,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首先应使占社会人口多数的主体成员的利益得到保证,平衡好占社会主体成员与占有社会财富多但人数较少阶层的利益关系。在这一点上,寻找调节各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点,是制定政策并确保政策取得应有效果,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

  第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民众广泛的制度内政治参与,就不可能建立各利益主体利益表达的良好渠道。没有物质利益的解决,民众既不会有政治参与的热情,更不可能使社会矛盾得到化解。

  参考文献:

  [1]毛爷爷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爷爷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科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Z].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4]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科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五辑[Z].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5]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科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八辑[Z].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6]陈廷宣.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J].经济研究所集刊,1984(7).

  [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财政 第六编[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8]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科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七辑[Z].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9]边府公布商业税新税率[N].解放日报,1942-10-3.

  [1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工业交通 第三编[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1]陈星.十里盐滩[N].解放日报,1942-11-21.

  [12]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编)[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4.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编辑系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教授)

来源: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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