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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浅谈抗日军政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特色及经验
发布时间:2008-08-29 02:43:00   点击数:

王景妍

  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培养抗日骨干而建立起来的一所闻名中外的大学。抗大从成立到结束的10年间,除总校外,还建立了12所分校和多所附属中学,培养出来的干部达十多万人,其中许多人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充分发挥了培养抗日骨干、支援抗日战争的革命大熔炉的作用。抗大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它对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密不可分,并且它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对当代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抗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体现实效性与规律性

  (一)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抗大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思想基础和觉悟程度差别很大。特别是一些青年对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缺乏了解,也缺乏经受残酷战争和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种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在他们身上普遍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加上一些特务分子在青年中进行恶意煽动、挑拨离间,使得一些青年左右摇摆不定。面对这种情况,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就成为抗大的主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1](P147)

  首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学员的头脑。“抗大的教育内容虽然根据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学员成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根据军事队与政治队的重点不同而比例各异,但以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课程作为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则始终不变。”[2](P333)为了从哲学上提高抗大学员,毛爷爷为抗大第二期学员讲授《辩证唯物论》。他在讲《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全面系统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使大家认清了主观主义思想方法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树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间题的能力。

  其次,用党的政策统一学员的思想。“以为军队干部只要会打仗,不必懂得政策和研究政策的想法……是忘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阶级性质,忘记了八路军新四军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而且根本的抛弃了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3]为把学员培养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模范干部,抗大始终把党的政策教育列为重要课程。毛爷爷到抗大讲演《论持久战》,风趣幽默地用“毛驴上山”的例子化解了学员对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疑惑。通过党的政策教育,学员坚定了共产党的领导,树立了持久抗战的信念,深刻理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为共产主义者奠定一生革命业绩的基础。对于绝大多数抗大学员来说,在抗大所受的政治教育,是一次革命理想的启蒙,是参加革命的起点。

  (二)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抗大校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大家的传统。”它表达了抗大同志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的献身精神,也充分体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为了培养这种献身精神,抗大始终把艰苦奋斗、不畏牺牲的革命传统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作为考验每个教职员和学员的重要标准。

  抗大不仅把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加以继承和学习,更把它作为一种不畏艰险、乐观奋进、勇往直前的人生态度和工作作风来加以发扬。抗大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办学,时刻都面临着各种困难,尤其是经费和给养不足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抗大的教职员和学员。然而,抗大坚持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勤俭办校,使抗大“越抗越大”。抗大第一、三、八期都曾大规模自建校舍。第一期为解决校舍问题,全体教职员和学员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己动手,将乱石纵横、杂草丛生的石洞改建成整齐干净的校舍。第三期开学以后,常识青年大批投奔抗大,校舍的困难更为突出。抗大领导实地勘察地形,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全校教职员和学员经过两个星期的突击劳动,挖建了175个新式窑洞,不仅满足了学习自身的需要,还拨出一些支援给中央机关。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经常面临着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1938年又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边区政府的财政陷入危机。在此形势下,抗大召开了全校生产动员报告,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开展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解决了学校即将断炊的危机。抗大不仅靠自己动手克服了衣着食宿的困难,还大力开展节约活动,坚持勤俭办学。

  抗大凭借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难以想像的种种艰难险阻,硬是在黄土高原一排排极其简陋的窑洞里,建立了驰名中外的“窑洞大学”。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十五元银洋或者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赏格加起来总共超过二百万元?红军大学就是这样。”“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4](P88一89)

  (三)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它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步确立并得到认真贯彻的。抗大坚持把毛爷爷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作为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根据抗日战争的要求和形势变化,采取切合实际的工作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在丰富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工作特色,为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树立了典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紧密联系实际讲授理论。抗大要求教员在讲授时,“每一抽象的概念的说明,都必须证之以具体的例证,每一具体经验的讲述,应当引导向一定的原则”。在讲述任何革命理论时,“都必须特别注意到与当前中国革命运动相联系,以及与学生所切身经验过或者所能体会到的许多实际工作实际斗争相联系。”[5](P292)中央领导同志均能以身作则,每逢到抗大讲课、作报告,都紧扣教职学员的思想实际,用简明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来阐述理论问题。在毛爷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下,抗大教员不论是编写教材、讲授课程,还是组织学员讨论、作业,都注意引导学员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使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一致起来。

  第二,适应形势不断进行改革。抗大贯彻必须大批量地培养干部这一方针,采取了一整套战时教育制度。学制上,摒弃了正规大学固定不变、培养周期长的特点,而采用更适合战争环境的灵活、速成的学制。在招生方面,抗大采取大量接收、大量培养的方针,对“革命青年,来者不拒”[6](P149),以“保证培养干部数量之多,速度之快,与培养出校后适合于抗战的实际需要”[7]。教学内容方面,也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进行调整和改革。在政治教学过程中,学校除讲授常规的政治理论课以外,还对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进行宣传、鼓动和教育,并对中共中央作出的方针、决定和指示进行具体的说明和贯彻。

  二、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途径具有灵活性与趣味性

  (一)因材施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式

  抗大学员主要是来自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干部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常识青年。为使所有走进抗大这座“革命熔炉”的人都得到锻炼改造和提高,抗大及时提出了实行“常识分子的工农化,工农分子的常识化”[8](P364)的口号。

  一方面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干部而言,由于他们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组织纪律性强,具有丰富的实际斗争与工作经验,但他们大多出身工农家庭,缺乏系统的教育,又埋头实际斗争,所以学问水平、政治理论水平较低。因此,对于他们要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以启发式、问答式为主,讲演式为辅,少讲多做,使学的政治理论更好地为斗争实践服务。

  另一方面对于常识青年而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愿望,不甘心当亡国奴,不屈服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要求民主、自由和民族的解放、独立,为振兴祖国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这是他们中间的主流。但由于受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生活环境的影响,决定了他们奔赴延安求学的不同思想动机,他们普遍轻视组织生活,不愿受纪律的约束,缺乏社会实际经验,忽视群众力量,强调个人发展,政治方向还不够坚定,革命意志尚不坚强,艰苦奋斗的传统与作风还没有内化为其自身的品格。抗大的政治工编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大量而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转变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觉悟,最后把他们培养成坚强的革命干部。

  (二)政治课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途径

  抗大曾经开设的政治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政治常识、国际常识、政治工作、中国问题(包括三民主义、党派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根据地问题、八路军问题)。抗大在课程设置上,将政治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并保证一定的课时。政治课教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相结合。为了转变学员的思想,紧紧抓住政治教育这个中心环节,抗大领导亲自抓政治教育工作,从教员的选拔和讲课内容的准备以及总结教学经验等都是亲自动手,具体领导。每一堂课,事先都做很充分的准备,并根据学员的特点、学问程度、理解能力、思想情况和表现,研究如何突出重点,怎样联系实际和启发引导,选择问题在课堂提问或展开讨论,或由学员以不同的亲身经历进行现身说法。抗大还非常注意组织非定期的大报告,邀请由抗日前线回延安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作专题报告。这对于抗大学员了解抗战的整个形势和大局,熟悉党所制定的路线和政策,开阔眼界,鼓舞斗志,起了重大作用。
每次课后,学员都要组织讨论,谈心得、谈体会,更要联系思想,谈过去的思想认识和现在的思想提高。通过讨论,使学员明确了:那种“打败鬼子回家乡”的思想是错误的。对共产党员来说,还有一个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任务;一个革命者,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那种把参加抗战视为“为个人找出路”,或者“为逃避家庭婚姻”、“为摆脱个人困难”而参加抗战队伍等等不纯思想动机,也是不正确的等等。

  第二、固定教学与流动教学相结合。抗大总校的前五期(1939年7月之前)均是在延安,那时延安的环境还相对稳定。学员们将已经变为牛羊棚、兔窟狼窝的石洞改造为抗大的校舍。他们选择大的石洞作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块为桌椅、讲台。晴天,学员在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则在石洞里学习。小的石洞则改为宿舍。毛爷爷参观抗大教室和宿舍时,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9](P319—320)

  1937年7月,由于局势的变化,抗大总校挺进华北。此后的第六期流动性较大,在开学后8个月内就先后转移两次,经常处于战争环境,给教育计划的实施和生活带来困难。学员要经常去很远的地方背粮、砍柴以解决吃饭问题。九分校曾利用南通地区濒临大海的有利条件,分散转移到浩瀚无垠的海面上,在渔民群众的掩护下,以海船为课堂坚持上课、学习。这样做,既安全隐蔽,又能坚持教育。当时九分校的学员称这种学校为“海上大学”。[10](P120)十分校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学校一直没有固定的校址,先后流动于湖北的随县、应山、京山、孝感、黄破和河南信阳等地区。这种不固定的生活条件,就要求学员每天起床后都要打好背包,准备随时行动。因此,有的教职员说:抗大学员在延安住窑洞,称为“窑洞大学”,大家天天背着背包行军,坐着背包上课,可称得上是“背包大学”了。[10](P127)

  (三)课外活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环节

  1.成立“救亡室”

  抗大校部和大队部设有俱乐部,各学员队队部都建立了救亡室。救亡室活跃学员生活,寓政治思想工作于学问娱乐之中,这种组织活动,历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所重视,也为抗大所重视。救亡室是在党支部和队长、引导员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党支部通过救亡室广泛开展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从而保证教学等各项任务的完成。救亡室的主要活动有:编辑和出版墙报、戏剧活动、歌咏活动、体育活动、革命竞赛活动、劝募活动、教育杂务人员。一位在延安考察的美国人写道“把游戏、娱乐和政治学习结合进行的方法,培育了共产党人战胜优势敌人所必备的思想和军事能力。”[11]通过这些活动,加强了学员的团结精神,增进了彼此的感情,充实和丰富了学习生活,培养了学员的自治能力。

  2.组建抗大文工团

   抗大文工团是1938年12月在延安成立的,这个时期正是抗大蓬勃发展的时期,又是总校第四期毕业的时候,所以成员都是来自抗大总校各大队毕业学员中的文艺活动骨干。文工团以配合学校的军政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日战争为宗旨,进行创作演出,以活跃学校的学问生活,成为政治工编辑的助手。文工团的成员总能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配合政治任务,及时创作新的节目,达到政治教育的效果。比如,何方创作了揭露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统治,实行反共镇压人民,推行特务政策,进行妥协投降罪行的四幕话剧《青天白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诬蔑抗日根据地民有民主的言论,文工团集体创作编写了《宪政活报》,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谰言……“抗大文工团从建团开始演出的节目是丰富多彩的,戏剧方面有话剧、歌剧、诗剧、京剧、快板剧、活报剧;音乐方面有合唱、乐器演奏;曲艺方面有相声、大鼓、快板。”[12](P210)文工团继承发扬了红军宣传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以抗大的校风作为它的作风,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群众工作等,对抗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卷[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3]谭政.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A].八路军军政杂志[C],第2卷第12期.

  [4](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三联书店出版社年版.

  [5]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册[Z].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

  [6]抗大编审委员会.抗大五年来的工作经验[M].中国学问社,1941.

  [7]张际春.抗大政治工作及其经验[A].八路军军政杂志[C],第1卷第4期.

  [8]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Z].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9]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M].解放军出版社,1996.

  [1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C]:第八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

  [11](美)约翰?高林著,孙振皋译.延安精神[M].花艺出版社.

  [12]北京抗大光荣研究会编.抗大精神永放光芒[M].长征出版社,2003.

  (编辑系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教授)

  来源: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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