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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陕甘宁边区时期的计划管理工作
发布时间:2008-08-29 02:50:00   点击数:

霍志宏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大规模开展经济和学问教育建设计划管理的发祥地。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需要,实行适应抗日民族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需要的新经济政策,自觉学习和运用计划管理的常识和手段,组织和领导经济社会建设,使计划管理成为促进边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行政措施和工作方法。

  早在边区政府筹建之时,西北办事处就成立了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起草委员会,委员会由蔡子伟、伍修权、马明方、曹菊如、宋裕和、汤振连、王海山7人组成,并于1937年6月9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实施计划》(1937年7月—1938年12月)。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于6月发表了《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一文,文章指出:“在边区内谈经济建设已成为现在的重要一环,建设厅(即现在的国民经济部)应即着手制定具体的计划”牌[1](P97)。国民经济部也在总结中共中央领导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时提出“建立调剂经济制度要有严格计划性与统制性”、“对关系抗战供给及军事工业必需的食粮、皮毛、石油、盐、铁、煤等,应以全力计划生产、制造或储藏”[1](P131)的工作原则。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原西北办事处财政部改组为边区政府财政厅,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以刘鼎、宋裕和、莫均涛、蔡子伟、伍修权5人组成,主任蔡子伟,负责制定财政经济计划、决定投资等事项。10月,原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改组为建设厅,下设工矿科、农牧科、贸易科(后改为合作科)、交通科等,厅长刘景范。1938年财政厅财政经济委员会划归建设厅,为建设委员会。边区初步建立了计划管理工作机构。1939年4月4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规定,建设厅掌理“关于农、林、畜牧、工业、商业、矿业之计划、管理、监督、保护、奖进事宜” [2](P214),同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 [2](P157),又进一步在法规上确立了计划管理机构的权责,健全了管理机制。1946年明确将“有计划地发展工矿各种实业” [3](P22)写入《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计划管理工作被提上更加重要的地位。

  从1939年起到1947年边区自卫战争爆发,边区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其时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边区的封锁,根据地内进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把财经政策及时由“争取外援,休养民力”调整为“生产自给”。1938年12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向根据地军民发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保证各个地区物质供应的自给自足”的指示。1939年2月,毛爷爷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从此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渐开展了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中,边区各级政府认真贯彻实行党的方针政策,把计划管理作为施政的重要措施,每个年度都制订生产建设计划以及部分社会事业发展计划。计划的编制与审核也逐渐形成一定的程序。重要计划还要由各级参议会审议讨论。如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充分讨论并正式通过了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并作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听取了林伯渠主席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建设厅厅长 高自立作的经济建设报告等,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总决议》;边区第二届参议第二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大会一致同意林祖涵主席关于边区政府工作的总报告,以及李鼎铭副主席、肖劲光主任、陈云副主任关于文教、军事、财经工作的补充发言”[4](P55);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讨论审查了林伯渠所作的题为《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建设厅厅长霍子乐作的《边区今后三年经济建设计划方案》、教育厅厅长贺连城作的《边区今后三年文教建设方案》等报告,一致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大会完全同意林主席在报告中提出的今后三年的建设任务,并批准边区政府提出的三年经济文教建设方案和财政预算案。特号召边区人民努力奋斗,求其实现” [4](P65)。

  边区计划以短期为主,加之受战争时期外部不确定因素干扰,导致计划在实行中调整频繁,具有战时经济的明显特征。边区能从实际出发,遵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总方针,坚持“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起来,集体生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生产与节约并重”等经济方针,克服千难万险 ,千 方百计发展生产,有效发挥了计划的引导、调控作用。1939年12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决议提出开荒100万亩、增加家畜40万头、发展工矿交通事业等7项任务,要求边区政府制定具体计划,以银行放款、低利借贷、实行奖励、发展商业流通等方法,动员全党保障计划实现。1940年4月,边区党委、边区政府联合发布 《关于二十九年度经济建设的决定》,制订了发展农业生产、发展畜牧业、发展手工业、发展消费合作与信用合作、发展交通运输业等有关经济建设的具体计划指标。1940年边区生产投资为190余万元,耕地面积增加30%以上,粮食产量增加近50%,纺线、造纸、肥皂、煤、油等公营工厂纷纷建立。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亦得到改善,中农成为乡村经济的主要成分。1940年12月,边区政府成立设计委员会,开始拟订1941年经济建设计划。1941年1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三十年经济建设计划》。经济建设的方针是:“使边区由半自给的地位,发展到自给自足的地位,以供应抗战和民生的需要,摆脱经济上对外的依赖性,打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与敌人的经济破坏与经济封锁作斗争” [5](P54)。更进一步地、有计划地广泛开展农业、工业、商业,增加边区生产,以便在长期抗战中保证抗日部队的供给,与满足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要求。1942年1月,边区政府颁布 《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经济建设计划大纲》。其总方针是:在财政方面,发展国民经济,解决财政需要,发展各项事业,实行以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办法,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中心环节。在发展生产上,全力贯彻农业第一和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继续发展家庭纺织业,大力发展人民运输业。1942年边区经济建设投资达7000万元,以上年增加了14倍以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建设的重视。1943年,边区财政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是:克服困难,迅速转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的政策上来,发展边区国民经济,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增加财政收入。中心任务:第一,发展生产,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第二,增强教育,首先是增强干部教育。提出“耕三余一,两年完成”的农业方针,计划开荒100万亩,计划植棉30万亩、产棉224万公斤。1943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了1377.4万亩,当年新开地76.3万亩,产粮184万石,比1942年增产16万石,产棉86.5万公斤;产盐60万驮,比1942年增加一倍;合作社发展到260个;牛、驴、羊达200余万头(只);边区工业、手工业从业人员达1.2万人。毛爷爷指出:“近几年中,大家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大家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 [6](P1015)。他同时强调:“大家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大家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大家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大家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 [6](P1020)。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边区耕地面积比战前增加79.4%,粮食产量由战前的110万石增加到200万石,增长近100%;工业总产值比战前增长了30倍。中国共产党生产自给的政策方针得到彻底贯彻实行,取得圆满成果。其中计划管理工作功不可没。计划工作适应了当时客观斗争的需要,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克服了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主义,最大限度地优化了生产要素的配置,促进了边区的生产力发展,为战胜物质困难,保障根据地供给,支援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边区建设的实践中,边区各级政府积累了计划管理的工作经验,形成了一些基本作法和朴素的管理思想。一是扎实细致地开展经济工作。毛爷爷指出:“现在根据地的工作粗枝大叶已经不行了,必须以细致的组织工作来代替,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7](P79)。中共中央和毛爷爷等反复说明经济工作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党员和干部纠正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错误思想。毛爷爷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 [8](P515)二是及时把党的经济政策化为政府的经济措施。中国共产党自己动手、发展经济的政策方针,是为了建立抗日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了全民族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撑。而好的政策还需要较好地贯彻实施才能达到其目的。对此,边区政府《为制订生产计划给各级政府的指示信》中指出:“要充分适合边区的经济政策。因此,制订计划时,应与研究和熟悉政府的经济政策联系起来。例如,西北局颁布的施政纲领,以及边府有关经济政策各种文件,均应事前加以研究,以使经建计划不与经济政策相违背” [5](P124)。边区各级政府积极制订和组织实施经济建设计划,保障了政策的落实。三是适应客观条件,遵循经济规律。1941年8月,边区政府指示各级政府:“要依据各县的具体情况,经过各级政府、民众团体、合作社和工厂等等的讨论和通过,反对个别人在房子内空想出来的所谓‘计划’” [5](P124)。毛爷爷更是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强调:“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6](P893)。四是实事求是,善于总结。在领导边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管理工作时常出现失误,但各级政府能够认真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如林伯渠主席1941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大家有充分的政治与物质条件,然而大家缺乏远大计划,缺乏建设经验,比如说银行在产业上没有有计划的放款,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而只是一个收支机关。国营企业没有起着应有的调剂输出、入的作用,而只注意赚钱,结果钱也赚得不多。工厂开了,技术人员有了,资本投了,然而工人不够,出品不多,没有积极为之设法。……最大的是大家的计划不能合乎客观条件的要求,本可以按部就班做的,却形成东拉西补。人才当然缺乏,但大家不能归咎于没人,而应归咎于使用与培养不善,未能发挥经济战线上现有人员的才能。这些就使大家虽有惊人的成绩,而成绩还远不能符合大家的需要” [5](P200)。为此,边区政府指示各级政府:“制订经济建设计划,应与检查和总结过去的经济建设工作联系起来,以知道过去工作中的优点和缺点,以吸取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不重复过去的缺点和错误,做计划更切合实际” [9](P124)。这些思想都反映边区政府对计划工作的基本特性有了深刻认识。边区政府在实践中的摸索和总结,使计划管理能力逐渐提高,积累了一定的计划管理的经验,锻炼培养了一批计划管理人才,为新中国成立后宏观经济管理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一册[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2]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Z].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3]中共盐池县党史办.陕甘宁边区概述[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4]曾鹿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5]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Z],北京:档案出版社.

  [6]毛爷爷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张俊南.陕甘宁边区大事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爷爷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四辑[Z].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编辑单位:延安市政协研究室 )

来源: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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