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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论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集团的统战策略
发布时间:2008-03-18 04:31:00   点击数:

马小芳

[摘要] 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成立时间最早、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成果最丰硕。这个统一战线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运用了正确合理、灵活多样的
统战策略:一是“内方外圆”的统战策略、二是 “旧瓶装新酒”的统战策略、三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统战策略。本文就这三个策略作一较全面、深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使人们从中充分领略到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工作中的高度智慧和卓越艺术。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渐深重。中国共产党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1936年11月与山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阎锡山集团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它存在了近9年时间,一直到抗战结束,其中有3年是实质性的、极富成效的,为山西、华北乃至全国抗战胜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上书写了较为辉煌的一页。为什么这个统一战线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运用了正确合理、灵活多样的统战策略。本文就
中国共产党对阎集团的统战策略做一较全面、深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使人们从中充分领略到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工作中的高度智慧和卓越艺术。

一、“内方外圆”的统战策略

“内方外圆”的统战策略,是指统战工作形似古老的制钱,里面方,外面圆。具体说来,“方”是指原则的坚定性,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圆”是指策略的灵活性,即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为适应某一特定地区和特定对象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灵活的策略。这一策略的实质就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紧密结合。正如1936年秋前后毛爷爷所说:“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1]p6

1、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集团统战策略的原则性

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贯彻实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中共与阎集团的统一战线从1936年11月建立到1945年抗战结束共存续了近9年时间,其中从1936年11月到1939年12月前的3年是最具实质性、极富成效的合作,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在双方合作期间,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山西省委和各地党委,在中共中央及其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实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注意争取并坚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使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以薄一波为首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是专门负责做阎锡山以及军政上层统战工作的机构,直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它在牺盟会、新军和战动总会等统战组织中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其下达的“站稳脚跟抓实权”的指示,在同阎集团合作的同时,保持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适时冲破阎集团框框的束缚,争取并实现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领导权的实现是通过掌握山西具有统战性质的组织的领导权实现的。

首先,坚持对牺盟会的领导权。牺盟会成立于1936年9月,是纯粹官办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存在着诸多弊端。中共与阎集团特殊形式的上层统战正式建立后不久,薄一波便接办并改组了牺盟会,成立了新的领导机构。虽然阎锡山仍是会长,梁化之(阎锡山的亲信和表侄)仍是总干事,但是,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从而保证了中共对牺盟会的领导权,有利于贯彻实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利于山西抗日救亡运动和统战工作的开展。1937年夏,牺盟总会派遣180余名牺盟特派员赴全省沿边各县开展工作,他们除了进行抗日救亡的公开合法工作之外,还通过牺盟会的合法身份协助建党、发展党的组织;改造各级旧政权,撤换反动官吏,打击土豪劣绅,掌握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抗日武装。牺盟特派员的这些工作大大加强了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其次,坚持对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山西新军以决死队为主,包括工卫旅、政卫旅、暂一师等部队,与阎集团的旧军相区别。决死队成立初期,以薄一波为首的中共山西公开工委为了加强对这支具有统战性质军队的领导,使其一开始就成为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在决死队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一是实行政委制。规定政委是“部队中之最高首长”,有“直接处理部队中一切事宜之权”;部队中的政委和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全部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各级政治工作也由他们负责。这就为中共对部队的领导提供了合法依据,为其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同时也限制了军事干部,即旧军官的权力。二是决死队成立初期,以薄一波为首的中共山西公开工委确定了训练军队的六项方针,即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财政公开,废除打骂制度;军队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战斗技能的学习与熟练;做到瞄准射击与行军力强;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六项方针划清了新人民军队与旧军阀部队的基本界限,其实施也有利于提高广大决死队员的觉悟,使党对新军的领导权更加巩固。三是1938年上半年又提出了决死队的三大任务,即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建设光明灿烂的民主共和的新中国;最后消除社会不平,废除剥削制度,建设人人劳动,人人享受的新社会。三大任务实际上是决死队为之奋斗的三大纲领[2]p250-252。这就进一步体现了新军的实质是新型的人民军队,进一步体现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从而保证了对决死队的领导权。

第三,坚持对战动总会的领导权。战动总会成立于1937年9月,是一个典型的由各党派、各军队、各政府和各界共同组成的统战性质的组织,同时还是一个具有战时政权性质的机关,拥有自己的武装。中共在战动总会中同样注重实现领导权。一是从战动总会领导机构的人员配备着手。主任委员续范亭,是国民党著名的爱国将领,共产党的挚友;人民武装部长程子华、组织部长南汉宸,宣传部和动员分配部的负责人赵宗复和武新宇,都是共产党员;锄奸部长郭任之,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这样,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共对战动总会的领导权。二是在战动总会内部建立了不公开的中共党团,由程子华任党团书记,使战动总会确实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三是加紧培训干部。战动总会从太原撤到离石后,办了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加上在太原办的三期,共培训1000余人。此外,中共中央十分关心战动总会的武装部队,实现对它的领导。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派红军干部150余人到各游击队担任领导职务,地方党委抽调130余名共产党员充任游击队骨干[3]p252。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中共在与阎集团的统一战线中较好地坚持了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除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相对独立性之外,还保持了在统一战线内开展工作的相对独立性。中共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情,通常采取“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暂时斩而不奏”、“暂时不斩不奏”等措施。1937年9月下旬薄一波率领刚成立的决死队由到五台山改为到晋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周恩来起草战动总会工作纲领及1937年底筹备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都是经阎锡山的同意之后才进行的,即“先奏后斩”。诸如处决阎手下坏官坏绅坏人的事,则实行“先斩后奏”。如果事先经阎同意再去实行,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处决之后再去向阎报告,他也只好如此。对于在牺盟会中委任共产党员为牺盟特派员并担任游击县长,在牺盟会、决死队和战动总会中建立党组织并大力发展党员,阎则会坚决反对,一旦发现,必会严惩。对于这样的事,中国共产党则“斩而不奏”,秘密进行。对于一些阎无法接受、如果做了就会妨碍大局的事情,如在其政府和军队中建立中共党组织之类的事情,中共既不做也不说,即“暂时不斩不奏”。

2、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集团统战策略的灵活性

即在坚持原则坚定性的前提下,针对山西具体的现实环境,针对阎集团不同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特点和不同时期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不同表现,分别采取以联合为主抑或以斗争为主的策略,推动阎集团抗战.

(1) 敢于走“上层路线”,谨慎踏实地宣传动员群众,同时与顽固势力进行必要斗争

1936年11月,中共与阎集团特殊形式的上层统战正式建立。但是,当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形成,反动派的力量远远大于革命力量。为了尽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抗战爆发前,薄一波等人针对阎集团不敢公开打出抗日旗帜,却已有了抗日的思想和行动;虽已抗日,但仍存在对日妥协动摇倾向的这一现实,敢于走上层路线,十分注意团结阎集团,争取阎的支撑,并且小心谨慎地利用其进步口号和牺盟会这一官办团体的合法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当时,为了培养抗日救亡的骨干力量,中共山西公开工委通过牺盟会以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当时阎锡山把它交给牺盟会领导)的名义先后举办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和牺盟特派员等训练班。这些训练班的成立和名称都预先征得了阎的同意和批准,都是其官办团体。它们吸取山西当地和全国22个省区来到太原的进步青年,对其培养训练,然后派往全省各地,在宣传抗日救亡、发动和组织群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在“山西救亡运动中,起了特别大的作用,有人将这两个团比之为大革命时代的黄埔军官学校”[5]p86,培训了4500名左右的学员,为决死队、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民族革命大学及各县牺盟会提供了大量干部,薄一波等人逐步把这两个训练班办成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充分运用牺盟会这一官办团体,经过这一时期小心谨慎而踏踏实实的工作,开创了山西统战工作的新局面,唤醒了广大群众抗日救亡的政治觉悟和热情,培养了近万名基层和中级军政干部,并且恢复和发展了中共党组织,为中共在山西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阎集团以联合为主,同时也与山西的顽固势力进行了必要的斗争。这一斗争一方面集中体现为牺盟会与公道团(是山西各地顽固派集结起来反对牺盟会的代表势力)的斗争,另一方面体现为新与旧、军与政的矛盾和斗争。这两场斗争均以牺盟会为代表的新派取得胜利而告终。

(2)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贯彻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发展壮大统一战线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此时,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中共山西公开工委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开创山西抗战的新局面。此时的阎在中国共产党和牺盟会政治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以“民族革命”的口号代替了抗战爆发前“守土抗战”的口号,表现出较大的进步性,更多地依靠牺盟会和决死队以应付危险局面。山西呈现出一派贯彻中共全面抗战路线的大好形势。于是,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取得了累累硕果。

第一,关于扩大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牺盟会的组织形式,克服了“包办”群众运动的倾向,根据群众的不同要求,自上而下地成立了工、农、商、学、兵、妇女、宗教等各种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然后,把它们吸取为团体会员,从而动员了各阶层的广大群众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动员、组织、武装群众,支援抗战,在统战旗帜下,与晋察绥地方当局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具有战时政权性质的组织——战动总会。牺盟会和战动总会积极动员组织广大群众为八路军、决死队和各种游击队解决军需和民食,为部队提供各种战勤服务,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山西和华北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关于掌握武装。主要是成立了以决死队为主的山西新军。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山西公开工委遵照中共中央及其北方局的指示,大力发展革命武装,到1939年夏,山西新军已发展到50个团,主力部队约5万余人,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已超过了山西旧军。与此同时,牺盟会在各县还建立了群众性的抗日武装——人民自卫队和抗日游击队。这样,新军正规部队加上各地的地方游击队,则达到近10万人[2]p255。

第三,关于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通过牺盟会和战动总会掌握了部分县政权并改造旧政权,进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山西全省7大行政区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就掌握了5个。全省105个县中,有62个县的县长是由以牺盟会身份出现的共产党员担任,另有约20个县,或者由新派进步分子担任县长,或者中共在那里的力量很强,基本上能够控制局势。于是,中共与阎集团的统一战线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内进入了政权领域,标志着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入了高级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与阎集团以联合为主、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的同时,与其限制牺盟会、决死队和战动总会等组织发展并企图加强对这些组织控制的行为以及对日妥协的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当然,斗争保持在不至于影响到统一战线破裂的范围内。

(3)坚持“三有”斗争方针,维护统一战线旗帜

中共与阎集团的斗争从合作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只不过因客观形势的不同,斗争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罢了。中共与阎集团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团结阎集团抗日,与阎集团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团结它抗日;而阎集团与中共合作抗日是为了实现其“自存自固”的目的,与中共斗争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与阎集团斗争的实质是争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将抗战进行到底;斗争的途径是通过中共领导和掌握下的牺盟会、新军、战动总会和民族革命大学来进行;斗争的形式主要是政治斗争。双方在一系列的斗争中,最激烈、最惨痛的要数“十二月事变”中的斗争。“十二月事变”是1939年12月初阎为积极配合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制造的震惊全国的反共、反牺盟、反决死队的事变。事变发生后,新军根据中共中央及其北方局的指示,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晋西、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进行了坚决反击,粉碎了阎制造的这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对十二月事变,始终坚持实行既斗争又联合的策略,并且注意在斗争中始终坚持“有节”的原则。从阎发动这次事变的性质来讲,这是一次反共和准备对敌妥协投降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反革命事变,但中共为了将阎留在抗日阵营内,在公开场合强调此次事变是新旧军的冲突,并要求把阎与蒋介石以及与山西的顽固势力加以区别,仍然把他作为统战对象,尽量维护统一战线。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肖劲光的名义,致电阎表示愿意调解新旧军冲突,恢复山西团结抗战的局面。同日,毛爷爷、王稼祥致电在山西前线的朱德、彭德怀等人,指出薄一波等人应继续不断地给阎锡山、梁化之、杨爱源打电报痛陈旧军进攻新军、破坏牺盟的罪恶,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愿在阎领导下团结抗日。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到陕西秋林与阎集团谈判。经过谈判,双方划界而治。虽然从此阎结束了抗战初期与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直接合作,但山西仍然保留着统一战线的形式,一直到抗战胜利。在此期间,蒋介石又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阎对此始终保持中立,这就得益于山西仍然保留有统一战线的形式。

二、“旧瓶装新酒”的统战策略

“旧瓶装新酒”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灵活性的具体实现形式,它解决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旧瓶”是形式,是实现内容的手段;“新酒”则是内容,是要达到的目的。概括来说,这一策略是指在旧瓶中装入新酒,用旧形式表达新内容,从而达到某一政治目的。

“旧瓶装新酒”的统战策略在中共与阎集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涵义是指在山西这个“旧瓶”中加入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这一“新酒”,也就是说戴阎的“帽子”,说“山西话”,贯彻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在中共与阎集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以薄一波为首的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在中共中央及其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策略,使山西的统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别具一格,成为全国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

1、 运用“山西形式”,小心谨慎地贯彻中共主张

全面抗战爆发前,阎集团只是在山西范围内隐晦地与中共进行有限度的合作,不敢在全国公开这一事实,不敢直接提出抗日的口号,怕引起蒋介石和日本对他进一步的排挤、吞并和侵犯。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就必须通过牺盟会这一官办组织加以形式上的改变,以适应阎在政治口号、术语和用人上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也即“山西形式”,并且用阎的口气表达出来。比如,中共主张“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阎将之改为“民族革命”;中共提出“抗日救亡”,阎将之改为“抗敌救亡”;中共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阎却提“动员民众,守土抗战”;中共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阎锡山却提“抗敌救亡统一战线”,后又改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等。中共与阎集团合作时的一些组织名称,也适应了阎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用阎的语言表达出来,如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民族革命大学、临时村政协助员、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等。虽然组织名称都采用了阎的提法,形式是阎的,但是学员成份大部分是进步青年,而且大部分参加过实际救亡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在训练班的政治路线和内容上加进去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主张。如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因其军事干部是由阎直接派去的旧军官担任,中共领导下的牺盟会为了在这个旧瓶子里加入新酒,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一方面规定政治部主任都由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下面的政治工作人员也由中共委派,另一方面采取若干步骤将中共的政治主张融入教导团中,如仿照红军建立系统的政治制度、在教导团的课程中宣传中共主张、努力争取和教育旧军官中的进步分子、联系群众等。这样,牺盟会利用阎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形式,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内容训练教导团学员,使教导团成为一支革命队伍,为今后决死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决死队就是在这10个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一时期中共山西公开工委还通过牺盟会这一“山西形式”,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干部,并把他们派往全省的城市和农村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开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使山西省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先进地区。一时间,东北、平津、上海等省市的爱国青年喊着“到救亡自由的山西去”的口号,纷纷涌入太原,投入牺盟会的革命熔炉,因而太原一时享有“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之美誉。

2、充分利用并敢于大胆突破“山西形式”,大张旗鼓地贯彻中共主张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38年2月临汾失守前是阎集团表现最为进步的时期,中共山西公开工委领导下的牺盟会趁此机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从应战、实战出发,组织、动员、武装全省民众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

这一时期,中共山西公开工委领导下的牺盟会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敢于突破“山西形式”,贯彻中共政治主张最典型的,当属山西新军的继续扩大。

中共山西公开工委继续通过新军这一山西形式,扩大军队,以实现中共以八路军为主力,在山西造成数百万人的游击战争,来承担起以游击战争为主的华北抗战的战略目标。为此,中共山西公开工委领导下的牺盟会将山西新军在太原失守前四个总队(团)和工卫队的基础上,扩编为四个纵队(旅)和工卫旅。此外,又建立了209旅、212旅、213旅三个政治保卫旅和暂一师等部队。到1939年夏,新军已发展到50个正规团,约5万多人,成为坚持山西抗战的主力军之一。在这一阶段,中共山西公开工委除了在新军中实行政委制、六项方针,强调决死队的独特作风和设立中共秘密党团组织来给新军这一“旧瓶”中装入中共的政治、军事主张的“新酒”之外,1938年上半年又提出了决死队的“三大任务”和“三一制”(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作为建军的基本要求,并派遣八路军一批优秀的军事干部到新军中,为其多方面引导建军方略、帮助训练干部。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新军的巩固、提高,对中共掌握对新军的领导权起了很大的作用。

3、 尽量运用“山西形式”,贯彻中共主张,维护统战旗帜

1938年2月底临汾失陷后,阎集团开始走向反动,大力限制和打击牺盟会和新军。在此情况下,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制止阎集团反共分裂妥协的言行,继续推动它抗日,仍然实行“旧瓶装新酒”策略。他们在公开场合和文章中仍然尽量使用阎的一套词句,利用他及其主要成员过去提出的一些进步主张和这段时间提出的表面进步的主张,作为同顽固分子斗争的思想武器,制止阎集团的反共分裂妥协行为,迟滞其降日步伐,并以此贯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竭力维护统战旗帜,坚持山西和华北抗战。

1938年6月的古贤会议后,为了加强旧军的力量,阎提出用所谓“四新教育”作为为旧军培养军官的主要内容。“四新教育”包括“新的教育”、“新的管理”、“新的作战”、“新的统驭”。“新的教育”即实行为民的、爱民的、主张公道的说服教育;“新的管理”即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实行决议建议;“新的作战”即实行民族革命战法;“新的统驭”即人情统驭,就是官兵打成一片,长官必须有中心思想,有政治识见,清廉振作,共同甘苦,言行一致,争当表率。[9]p10、12、15、16“四新教育”的内容不无可取之处。于是,中共山西公开工委领导下的牺盟会和新军在公开场合和文章中尽量运用这些口号,作为与顽固分子进行斗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并且在实践中真正做到用“四新教育”(加入了中共的政治军事思想)训练部队。到秋林会议后,阎集团不仅攻击牺盟会和决死队,更要取消牺盟会和新军的政委制,并把新军改编为旧军。面对这一更为复杂的斗争形势,薄一波在公开的文章中,还是利用阎的这一口号还击顽固分子:“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谁想存在和发展,谁就必须深刻领会司令长官‘新能存在,旧必灭亡’的训示,遵照着他的意志和要求做法。否则,终究还是‘无条件灭亡’”。薄一波进一步指出牺盟会的正确出路,“真正的出路是司令长官指示大家的:多识多见,精诚团结,集体进步,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争取胜利。”[5]p273、274、280、279与此同时,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在公开文章中尽量肯定阎在二战区抗战中的功绩和地位,将阎与山西的顽固分子加以区别,而且在他反共分裂倒退之时,非常注意将他与一般的顽固势力加以区别,并能提出“拥阎抗日”的口号。在当时来说,只有用阎的旗帜去打击以他为首的顽固分子的破坏活动,才是比较稳妥的斗争策略。也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山西统一战线。

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统战策略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统战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灵活性的具体实现形式。所谓公开工作,就是指“能够合法地进行的工作”(虽然有时只能半公开进行),一般来说,是指群众工作。所谓秘密工作,就是指不能公开地、合法地进行的工作,一般来说是指党内工作(如有可能也应当部分地公开地进行)[8]p62。

1、 以公开工作为主,秘密工作以公开工作为掩护谨慎进行

1936年10月至1937年7月是抗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任务“就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于1936年6月首先恢复了山西工委,先由李宝森任书记,11月由张友清任书记,负责党的秘密工作。10月又成立了由薄一波任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委,专门负责公开工作和合法工作,“实际上就是通过以薄一波的名义来进行工作”[2]p208。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两套人马,两个班子,从成立起“再不发生横的关系,各搞各的,薄搞薄的,张搞张的”[2]p208,严格实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

这一时期,中共通过对阎集团开展一系列艰苦细致的统战工作,于1936年11月,与阎集团建立起特殊形式的上层统战,其组织形式就是改组后的牺盟会。此时,山西各县几乎没有中共党组织,中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牺盟会这一官办团体的合法形式去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组织工作,而牺盟会则以自己的公开合法身份,一方面实践中共的抗日主张,一方面配合中共恢复并建立党组织,为中共在山西进一步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组后的牺盟会为了贯彻实行中共在华北的任务,根据“把握现实并改造现实”的策略思想,确定了自己的工作重点:深入基层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扎实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其工作形式和斗争形式有:派遣临时村政协助员、牺盟特派员、牺盟太原市委工作人员;派遣慰问团、慰劳救护队、组织宣传团、话剧团、宣传队等深入农村、厂矿、兵营、学校;开办工人夜校、出版公开刊物、举行游行、集会、罢工、罢课等等。这一时期,牺盟会进行的公开工作中,影响较大、较有成效的有牺盟总会发动的两次“入绥运动”、太原兵工厂牺盟工作禁区的打开、“营蒋抗敌”运动、元宵节和红五月大型游行活动。

牺盟会通过组织以上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牺盟会在省内外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然而,也引起省内外顽固分子的不安和反对,省内以王靖国(阎的亲信,山西顽固势力的代表)为首、省外则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为代表。这就使阎对刚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的山西民众运动重又设防,企图把山西民众运动限制在他能够控制的范围内,以达到巩固他在山西统治的目的。

这一时期,中共的工作处于秘密状态,主要是以牺盟会作掩护,并与牺盟会的公开工作紧密结合,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也不便出面进行的工作通过牺盟会迂回地实现。1937年4、5月间成立牺盟特派员训练班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秘密工作以公开工作为掩护、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的产物。当时牺盟特派员训练班由山西公开工委和临时工委合办,训练的目的,“在于使学员善于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扩大进步的力量和影响,坚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牺盟特派员的任务是,一方面以牺盟会员的身份,在前一段临时村政协助员工作的基础上,广泛发动农民,进行深入细致的牺盟会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以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利用特派员的合法地位和牺盟会这一合法组织形式负责建党工作。他们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将牺盟会的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既严格区分,又相互结合,在公开建立牺盟会县分会领导机关的同时,又秘密建立了中共县委领导机关。这样,牺盟会的县领导机关就是中共的县委机关,两套机构,一班人马,一方面在各县农村有力推进了牺盟会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各县恢复和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大量发展了党员,为中共在山西站稳脚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三六年时,山西各县几乎都没有共产党的组织,通过牺盟会特派员的工作,全省各县的共产党组织便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了,……”[6]p46

2、 公开工作大张旗鼓地进行,秘密工作半公开、公开进行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由准备实行抗战进入到全面实行抗战的新阶段。这一时期,阎集团表现得比较进步,中共的公开工作得以大刀阔斧地进行,秘密工作也可以半公开、公开进行,并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新的工作方式。

这一时期,由于得到亲自来到山西的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正确引导,中共山西公开工委的公开工作充分利用牺盟会这一合法形式、紧紧抓住“广泛地发展、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这一中心任务,敢于突破阎锡山的‘框框’的束缚,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中共山西公开工委通过牺盟会,广泛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成立了工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从而动员了各阶层广大群众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其次,成立了统战性质的军队——山西新军,并在各县建立了人民自卫队、抗日游击队群众性的抗日武装。这些军队不仅进行抗战,而且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三,牺盟会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和内容,大胆修改并通过了牺盟会工作纲领,成为今后牺盟会工作的指针;起草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并由阎签署,颁布全省加以实行,这一纲领成为中共与阎集团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第四,牺盟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接收并改造了旧政权,成立了由牺盟会员任县长的统战性质的新政权。第五,成立了统战性质的学校——民族革命大学和中学,培养了大量抗日军政人才。

中共山西公开工委除了充分利用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民族革命大学这些统战性质的合法组织之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阎集团新成立的合法组织开展工作。如通过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民族革命青年团”,掌握其领导权,策略地实行中共的抗战主张,从事抗日工作和群众工作。同时,中共山西公开工委还利用阎给予牺盟会更多自主权的机会,通过牺盟会合并了反共组织——主张公道团。

这一时期,中共的秘密工作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可能,尤其是在1937年11月太原失守之后更是成为公开。其一,中共中央及其北方局对中共山西公开工委、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的工作公开进行引导,以巩固和扩大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动员、武装更广泛的群众参加游击战争。这些公开引导工作主要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负责开展。1937年7月底,刘少奇和北方局来到太原,直接对山西统战工作进行引导,指出在实行抗战的新阶段下,策略应有所改变,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怕打破阎的框框,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刘少奇还一再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反对迁就主义的“一切经过”[1]p34,指示中共山西公开工委,不应拘泥于牺盟会一种组织形式,应根据不同民众的要求,分别成立工、农、青、妇等各类救国组织,以动员和武装各界群众。他还于1937年9月亲自主持召开了由中共山西公开工委部分领导成员参加的会议,就中国共产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特别作了指示。9月,在牺盟会召开的第一次全省牺盟会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重要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论述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他着重指出:“大家希翼牺盟会成为武装山西民众的领导者、组织者,完成这个神圣任务,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7]243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对牺盟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指示。由于这次大会是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周恩来又作了重要报告,不仅表明中共的工作已经公开,而且指引群众工作即牺盟会的工作更加大刀阔斧地开展——“在组织上进一步突破阎锡山的‘框框’,在政治上发挥共产党在山西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7]p251

其二,八路军公开派遣一批军事干部到决死队和战动总会的武装部队引导建军方略和帮助培训干部。太原失守前后,八路军曾派一批军事干部到决死队担任了各级军事指挥员,充实、改进和加强了决死队的军事指挥,改善了军事作风,多方面地引导决死队的建军方略和帮助培训干部。同时,中共中央对战动总会的武装部队也十分关心,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派红军干部150余人到各游击队担任领导职务。各地方党委抽调130余名中共党员担任游击队骨干。这样,就使新军的政治素质、军事指挥和战斗作风都有了整体提高,从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的顺利贯彻实行。

这一时期中共山西省委正确贯彻实行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新的工作方针,使党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果。首先,为广泛发动、组织、武装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具有统战性质和战时政权性质的战争动员机关——战动总会。中共充分利用其作为战时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积极发挥自己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使战动总会在它存在的近两年时间中,在动员、组织、武装群众支援抗战,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等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其次,中共山西省委健全各地党组织,大量发展党员,为抗战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时,全省各地的党员由抗战前的1200余名增加到4万余名,党的地委(工委)和中心县委发展到18个,建立了中共县委(工委)、区分会和基层支部的县(含半边县、联合县)达到131个。同时,根据地的抗日武装、群众团体和政权机关中,也大多建立了党组织[9]p116。山西党的组织系统自上而下的普遍建立和党员人数的迅速增长,为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强大的组织基础和领导基础。再次,中共山西地方党组织在山西敌后领导群众广泛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3、重新以公开工作为主,公开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紧密结合,维护统战旗帜1938年10月,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随之发生了变化,将进攻重点由国民党战场转向中共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下,汪精卫集团首先叛国投敌。此后,妥协投降之风甚嚣尘上,成为当时国内的主要危险。

在山西,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的战略相持局面实际上自1938年2月底临汾失守就已出现。日本一方面大肆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方面竭力拉拢阎集团,破坏山西的团结抗战局面。此时,阎集团实行“扶旧抑新”政策,开始走下坡路。于是,山西和全国一样,妥协投降的阴云密布,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在阎统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以公开工作为主、公开工作与党的工作紧密结合的策略,巩固中共与阎集团的统一战线,拖着阎集团抗日。
当时,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以公开工作为主,充分运用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等合法组织形式,在英勇抗击日寇进攻的同时,继续加强发动武装群众、扩大巩固部队、掌握政权等工作。与此同时,对阎集团的反共分裂妥协投降行径进行公开的斗争,以不断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迟滞阎集团对日妥协投降的步伐。这个斗争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一是进行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二是利用阎过去说过和公布过的有利于抗战和团结的话和进步的政策作为反顽斗争的有力武器。三是将阎同其他顽固分子加以区别,提出“拥阎抗日”的口号,并肯定他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和功绩,拖着他抗日。四是狠抓新军政治军事素质的提高,积极准备应对突然事变的发生。五是当阎集团反共、反牺盟会、反新军等进步力量的行动转变为军事进攻之时,即阎发动了十二月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便奋起自卫,给予狠狠的打击。在对阎集团进行打击之时,实行了有节的原则,将斗争控制在不破裂统一战线的范围内,并通过谈判,做出一定的必要的让步,最终使事变和平解决。由于中共山西公开工委采取了如此灵活多样的公开的斗争方式,使山西保留有统战的形式,一直到抗战结束。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集团富有实质性合作的三年当中,始终坚持合理正确、灵活多样的统战策略,“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大家前进了”[8]p262。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山西革命回忆录》第1辑[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2]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
[3]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战动总会简史》[M]. 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年.
[4]《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5] 薄一波著.《论牺盟会和决死队》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
[6]《牺盟会和决死队》编写组:《牺盟会和决死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7]王生甫、任惠媛著.《牺盟会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8]《刘少奇选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9]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著.《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编辑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挂职)]

来源: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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