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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延安时期的民主生活
发布时间:2007-11-13 03:32:00   点击数:

  我在延安的生活有一大半是在抗大度过的。延安的普遍整风开始后,很快转为肃反和抢救运动。这就使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我在这里谈的是前一段。

那时的延安,到处洋溢着一种自由、活泼、生动、欢乐的气氛。自由的空气,和平民主的精神,也许是大家这些青年学子到延安后最重要的感受。

延安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也许就是《延安颂》上说的“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只要一集合,就要唱歌。

唱歌,最热闹的还是集合开会的时候。无论会议规模大小,歌声总是此伏彼起,啦啦队也是喊个不停。而且还经常“啦”到了中央领导人和有说唱特长的人。荣高棠就是因为演出“卖梨膏糖”的节目,连名字也改了(后来把高糖改为高棠)。有领导人参加的会也就“啦”领导,包括朱德、毛爷爷、张闻天。记得有一次朱德就在不断的喊声下,被迫站起来唱了一首北伐时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

那时延安的会也特多。除了延安的中央首长常给大家作报告外,从前线、大后方和国外回来的或来访问的人,也经常被请来作报告。记得1940年朱总司令在学习节的大会上动员大家学习时就讲过,不久前在西安的一次国防会议上,他就把胡宗南等国军将领讲得没话说了,原因就是他学过辩证法,那些家伙却不懂。他那时讲话还有点旧社会的语言影响。提到云南起义后他任旅长时在四川打的一次胜仗,他说,“那次战役是谁指挥的?就是兄弟我!”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王明的报告。大约是1939年春天,他才开完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来,给大家讲参政会的斗争。那时等级制度并不森严,听报告的人可以在报告中间或报告后向报告人随便提问题,站起来问也行,但递条子的多。王明正讲着,就有人递条子问:大家共产党有七名参政员(按:指毛爷爷、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邓颖超、吴玉章),其他人都去,为什么毛主席一次都没去过?王明回答也很俏皮。他说,你们会不会下象棋?难道不知道双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就将起军来了?实际上六中全会已经确立了毛爷爷的领袖地位,王明自己发言也说要众星捧月。但是这一情况没向下传达,各种会上对毛爷爷的先容仍然是“大家党的领袖之一”。所以对王明的答复大家并没听懂,以为只是指军事统帅:一个是国民党军委委员长,一个是我方的军委主席。实际上王明指的是两党领袖。

提起办墙报,就令人想起在延安前一时期的民主气氛。各单位的墙报,除发表学习心得、问题争论等以外,谈时政和向组织提意见也是一些重要内容。墙报上的意见,领导或者没看或者不好讲,反正往往没人理,还不如直接写信。例如我在1941年一个短时间内就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贺龙的,说的是同一个连队的学员,抗大每年每人发一套衬衣,但对一二O师调来的人,还再给他们发一套。我说,这本来已经是山头主义了,而且还在助长和培养山头主义。后来贺龙专门派人来向我作了说明。虽然没能说服我,但表明人家还是把我的意见当做了一回事。第二个意见是关于生活问题的,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信是直接写给校领导的。当时三分校的校长是许光达,副校长是陈奇涵。来大家大队讲话的是陈奇涵,他对我提的问题作了答复和说明。但由于我的署名用了个“何方谨上”,他答复时就念成了“何方谨同志”。一时变成笑话。在当时,提意见是一种很平常的事,一些学问人还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或刊物上。

这里还可以讲一次民主的实践。就是1941年选举第二届边区参议员。大家三分校和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单位为一个选区,产生一个参议员。大家提的候选人是当时的校长郭化若,鲁艺提的是院长周扬,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则退出竞选。郭化若因参加军委会议,委托俄文队队长曹慕岳替他竞选。周扬则是亲自出马,除谈了自己的施政意见外,还批评郭化若的缺席,说他对选举不够重视,将来还能保证负起参议员的责任吗?双方的啦啦队也是嚷成一片。我记得鲁艺的啦啦队长是刘炽(著名音乐家)。他能出洋相,花样翻新。他大喊一声,“《安娜?卡列尼娜》是谁翻译的?”鲁艺齐声答曰:“周扬!”相形之下,曹慕岳就名堂不多。但选举结果,由于抗大人数大大超过鲁艺,结果还是郭化若当选。周扬上台讲话说,其实他和郭化若都是共产党员,不论谁当选,也都得实行党的方针政策。徐老最后上台说,他是鼓励搞竞选的,这也是将来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竞选时的预演和操练。过了一阵,第二届参议会开完了,郭化若迅速向三个单位的选民作了传达,其间还回敬了周扬两句,但周扬那次没参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说他上次请假是不重视参议会工作,其实他是很重视这一工作的,而且保证一定做好,请大家监督,云云。

在延安的生活中,给人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觉得人和人是平等的,是确实认为上下级只是分工不同。那时中央领导也很随便,没有解放后那种前呼后拥的现象。在街上遇到,也是各走各的,可以打招呼,也可以不打招呼。一次我就看到,毛爷爷见何思敬走过来,赶忙上去打招呼。而何思敬却只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还有一次也是我亲眼看到,陈云进延安城北门被站岗的挡住,问他是哪部分的,为什么不系风纪扣。陈云规规矩矩地系上风纪扣才让进去。

那时延安没汽车,有些人连马也不骑。毛爷爷后来坐的是洛杉矶华侨捐赠给八路军抗战用的小巴士。在抗大总校上前方去以前,我在延安看到骑自行车的只有罗瑞卿和他的警卫员。据说是他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大后方出版所得稿费买的。另外,吴玉章老人因怕骑马危险,在延安常看到他骑毛驴。(涧青摘自2007年2月8日《特区青年报》,何方[外交部办公厅原副主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口述,邢小群整理)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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