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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论七大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贡献
发布时间:2007-06-05 09:26:00   点击数:

高尚斌 杨梦丹

  七大是党研究夺取革命胜利的一次代表大会,也是党谋划“建设新中国”的一次代表大会,七大的重要理论贡献中,包含着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贡献。一是从党能否生存的认识高度,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奋斗目标;二是从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事实的结合上,论证了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三是从政治、经济、学问全面发展的视野,构建了中国“现代化社会”的蓝图;四是从深刻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出发,指明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道路和重要政策,初步回答了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放弃了七大关于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构想,但其理论成果,则溶化在了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一)

  在对毛爷爷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大多数学者的眼光局限在“四个现代化”上,认为毛爷爷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理论就是建国后形成的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观点,而忽略建国以前特别是党的七大及七大前后毛爷爷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事实上,党的七大就形成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思想,只是还没有明确使用“现代化”这个词而已。

  1944年5月21日,中共讨论七大各项准备工作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举行。第二天,毛爷爷在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举行的招待会上慎重提出:“大家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他强调说: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这是决定一切的。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强大的新式工业。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大家全民族的任务。他尖锐地指出:“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大家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大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大家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大家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大家。”

  7月14日,毛爷爷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畅谈了“战后”中国的发展问题与共产党的政策。在这一谈话中,他明确提出了建设“工业社会”的问题。他指出: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

  8月31日,毛爷爷在致秦邦宪的信中有针对性地强调:“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是机器,而不是手工、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大家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大家还没有胜利。如果大家永远不能获得机器,大家就永远不能胜利,大家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大家革命的任务。”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研究夺取革命胜利的一次代表大会,也是集中研究建设新中国问题的一次代表大会。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中,毛爷爷吸取了上述思想观点,集中论述了建立和建设现代化新中国的问题。他不仅阐述了中国实现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问题,而且指明了中国实现工业化即富强的问题。他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在“结论报告”中,毛爷爷更加强调:“如果大家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

  从党的成立到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常识界提出和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全力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还来不及思考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到了党召开七大时,抗日战争已处于胜利的前夜;国共关系也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党内突出矛盾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就有必要也有可能谋划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也就是有必要也有可能回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和怎样建设新中国的问题。正是在思考和回答这一根本性课题的进程中,毛爷爷从老百姓是否拥护、党能否生存的认识高度,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发展现代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历史任务。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最早正式谋划新国家和新社会的建设之时,就确定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

(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能不能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所谓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不能在理论上给予科学的说明,那也就不能完整地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

  这些年来,在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重新认识和审视中,出现了一种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告别革命”的观点。有人明确指出,辛亥革命前自上而下的变革,使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机会丧失;辛亥革命后自下而上的革命,又使中国第二次现代化的机会延误。①可见,今天讨论七大关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论述是很有意义的。

  在1933年《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专题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时,中国常识界的一些人士就指出:现在阻碍大家“现代化的基本原素,就是帝国主义与中世纪的黑暗势力。大家的建设虽不是资本性,可是它应该是扫除这两种的压力的。”“切不要把中国的经济问题看作简单的技术问题或政策问题。以为有了技术,有了经济政策,有了资本,中国的整个经济都有了办法了。我的意见,恰和这个相反。关于如何发展生产的问题,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从政治上来想办法,来想出根本的彻底的办法。”中国怎样才能现代化的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须先消灭障碍中国前进的反动垒堡,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魔掌中夺回来。”“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第一是资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第二是国内军阀混战的频仍和农村的破产。……所以要根本上排除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应从打倒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入手。”这些学者关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见解,来自于他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切感受,来自于他们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来自于他们的深刻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在七大及七大前后,作为革命领袖的毛爷爷,更是从不同角度对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1944年3月,他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如果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大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大家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

  在七大报告中,毛爷爷又是这样论述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他的结论是:“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国境内的实现。”在七大后举行的革命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中,毛爷爷更加明确地论述了反帝反封建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毛爷爷的这些论述不只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着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而英勇献身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见解,不可轻易否定。

  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任何国家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的转变和发展,都是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革命或改革,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用“炮舰政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刺激下启动的,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传播的工业文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不知要推迟多少年。但资本帝国主义者又凭借其强大,用战争手段分割中国的国土,试图把中国变成其任意宰割的殖民地,并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勾结在一起,制造中国的分裂,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场大灾难,从而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中国现代化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中华民族实现繁荣富强,中国人民获得自由富裕,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归根到底,解放毛爷爷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生产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这就说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包含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或者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如果没有对外的民族独立和内部的制度变革,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只能是梦想。对于这一点,现在应该比过去看得清楚,未来会比今天看得更清楚。

(三)

  在对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思想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全面发展观或称全面现代化思想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形成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正如没有使用“现代化”的概念并不等于没有提出现代化思想一样,没有概括出“全面现代化”的语言并不等于没有形成全面现代化的思想。

  从现代化理论的视野来看,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一篇阐发中国“现代化社会”蓝图的重要文献。这篇著作直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宗明义就指出,大家要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学问上先进的新中国,也就是全面现代化的新中国。只是这篇著作主要还是从社会性质和制度层面上阐发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社会”蓝图的,而对于“工业化”这一现代化社会最主要的标志则论述不够。

  1944年3月22日,毛爷爷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政治、经济、学问全面发展的观点。他指出,政治是上层建筑,政治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发展经济;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学问是反映政治和经济的,同时又引导政治和经济。学问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学问就建设不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讲话中,毛爷爷非常尖锐地指出,如果不会搞经济和学问,“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

  前面提到的毛爷爷在1944年7月14日同斯坦因的谈话中,对于新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构想更具有“现代化”特质。这就是,在经济上,“引进现代生产方法”,发展“现代工业”,建设“工业社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制度”,“以真正自由的普选方式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建设民主社会,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在学问上,“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根据具体条件批判地“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

  到了七大,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政治、经济和学问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社会模式”,已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是:在政治上,建立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权制度,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保障人民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在经济上,改革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欢迎外国投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发展现代工业”,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在学问上,反对“全盘西化”而有吸取外国的进步学问,反对封建迷信思想而又吸取中国古代学问的精华,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发展由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学问。通过政治、经济、学问的全面发展,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七大构建的“现代化社会模式”,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模式,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模式”,但它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模式。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现代化社会模式,在党的现代化思想开始形成时就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模式,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毛爷爷的现代化思想,在其初步形成时就是全面发展或全面现代化的思想,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或经济现代化思想。

(四)

  党的七大不仅提出了建设工业国的奋斗目标,构建了全面发展的中国“现代化社会”蓝图,而且在深刻研究和把握特殊国情的基础上,指明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道路和重要政策,初步回答了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课题。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第二步,社会主义。这是“走历史必由之路”。这“两步走”的走法是,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使国家获得独立,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具有“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发展“现代工业”,使中国工业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具备后”,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第二,在“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不具备时不应该企图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所谓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就是指新民主主义的统一的国家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学问的发展,广大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简而言之,就是新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实现,也就是全面现代化的实现。

  第三,发展现代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这就要把贸易、金融、财政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环节并采取正确的方针,实行“促进人民生产力发展、提高购买力、尽快为现代工业稳定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政策”和调节劳资利害关系的政策,使各党派、各产业界、各民族人民共同为“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近代化”而奋斗。

  第四,“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就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使农业从旧式的落后的水平发展到近代化的水平,从而使工业获得市场,造成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学问教育的主要对象,建设强大工业和很多“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如果忘记了“农民”二字,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工业化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

  第五,“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大家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第六,欢迎外国投资,吸取进步的外国学问。为了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这就要在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的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大家所欢迎的。”在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新中国,“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在学问上,也不能实行排外主义的错误方针,而应当批判地吸取进步的外国学问,使其成为发展中国新学问的借镜。

  第七,培养和造就大批人民的常识分子。为了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需要大批常识分子,也就是需要大批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资讯工编辑、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学问工编辑,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巨的工作。在中国,常识分子问题特别显得重要。一切常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就应当受到敬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常识分子将起更大的作用。

  总之,七大确定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道路,就是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建设工业国,实现现代化;在“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具备后,再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这就是所谓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出现了党召开七大时不可预测的国内外新情况,因而放弃了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构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虽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复归”,但至少是吸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有益成果。至于解放农民、发展私营经济、欢迎外国投资、有批判地吸取进步的外国学问,重视常识分子等政策,则溶化在了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编辑高尚斌系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兼职教授)
编后:《论七大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贡献》一文,2005年6月参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联合举办的纪念七大60周年理论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收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辑的《纪念中共七大召开60周年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抗战胜利与中华民族的振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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