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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研究
朱德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发布时间:2007-06-05 09:45:00   点击数:

高尚斌

[摘 要] 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刻,朱德提出了“发展边区经济建设”新方略,竭力倡导“军垦屯田”政策,亲自领导南泥湾开发建设,大力推动“建立革命家务”和生产竞赛运动,为陕甘宁边区克服经济困难,实现丰衣足食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 朱 德 陕甘宁边区 经济建设

  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在协助毛爷爷指挥军事斗争的同时,参与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为边区克服严重经济困难、实现丰衣足食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因而,边区人民用真挚纯朴的歌声颂扬总司令“为人民谋生存”,使自己“能过好光景”。

一、在财经危机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新方略

  从1940年开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危机。李富春于8月18日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边区全年收入计800万元,而支出已达2500万元,经济非常困难。朱德所看到的情形是:“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党中央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工作的领导,多次研究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毛爷爷、张闻天与党中央负责领导边区工作的任弼时等都对解决边区的财经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朱德不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应主要依靠增加生产特别是民众生产的办法来解决财经困难,而且特邀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以及一些负责财经工作的人员,到延安西川等地专门调研了经济建设问题。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他相继在《新中华报》、《中国工人》、《团结》三个刊物上发表了《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翼》、《完成边区一九四一年度财政经济计划》三篇系列文章,特别是作为《新中华报》代论发表的《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这篇权威性文章,把“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问题“重新提出”来,深刻地论述其重大意义、基本任务和关键举措,比较系统地回答了边区如何克服财经困难和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新问题,形成了“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的新方略。1940年12月3日,林伯渠在延安“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作报告时说:“最值得我欣幸的是朱总司令最近曾到过大家边区各地各工厂参观过,贡献给大家很多宝贵意见,对于大家明年的生产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

  第一,在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上,朱德提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由农业的依靠输入的地区向工业发展的“完全自足自给的地区”。朱德认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意义“非常重大”,一是作为“全国模范的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在坚持自力更生进行经济建设上就应当“成为全国的模范”;二是搞好边区的经济建设,不仅可以巩固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后方”,而且还可以“加强对于前方的接济”;三是搞好边区的经济建设,也就是奠定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基于对边区经济建设的这种战略性认识,面对边区处于被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现实状态,朱德提出,边区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使边区“由农业的、依靠输入的地区,变成向工业发展的、完全自足自给的地区”。毫无疑问,朱德所说的“自足自给”,根本不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自足自给”,而是赋予了“把边区变成工业地区,奠定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准备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新内涵,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时代性和现实性。朱德对边区经济建设基本任务的认识和明确,很快在边区工作中得到采纳。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1941年5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于1940年11月12日作出的《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强调指出,广泛开展边区经济建设之所以是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这首先就是为了使边区由半自给自足迅速走向完全自给自足”,保障长期供给,“更进一步的改善人民生活”。随后,边区党委和政府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强了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使边区的经济建设转移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的有计划的新阶段。

  第二,在经济建设的基本环节上,朱德提出要“积极开发边区的资源”。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地脊民贫、交通不便、资金短缺,但矿藏资源丰富。虽然早在1937年9月边区政府成立时,蔡子伟发表的《抗战阶段的边区经济建设》一文就提出要“发展矿业盐业”,以“增加财政收入,繁荣边区经济”,但正如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有几宗以前未大注意”:一是盐,二是石油,三是毛,四是交通,五是建设人才与建设资本。而这归结为一点,就是忽视了边区资源的开发。针对这种情况,朱德特别指出,边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盐、碱、和一切铁矿,以及广大的森林,大量的羊毛和药材等等,这些宝藏的最大部分也不是私人所有,而是由政府管理着的边区全体人民的财产。”这是“发展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指望”。因而,发展边区经济的基本环节就在于:“积极开发边区的资源。”通过资源开发,建立和发展食盐、石油、煤炭等矿产业以及纺织业,化学业,造纸业,制药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贸易业。朱德的这一关键性意见,很快体现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中。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于1940年11月23日作出的《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确定,在边区工业的发展上,要“着重于选择边区特有中心富源(如盐、煤、油、毛、棉、药材)”,“首先是盐、煤油、纺织、制药、应用化学,集中人力财力,突击这些企业,使之有迅速的成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1941年《经济建设计划》,对如何开发边区资源,发展盐业、纺织业、制革业、造纸业、矿产业、化学业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要求。从此,开发资源成为边区经济建设的强大牵引力。

  第三,在经济建设的实施步骤上,朱德提出开发资源首先要大力发展边区的盐业与毛纺织业,特别是要“先从盐下手”。为实现“自足自给”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朱德就是把边区的经济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研究的。他在论述“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问题时,既重视工业的发展,也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且特别强调要“积极开展农村生产运动”;既重视生产事业的发展,也重视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既重视资源的积极开发,也重视劳动力的动员和组织;既重视合作事业的发展,也强调大批技术干部的培养。但是,在国民党“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实施这项系统工程,朱德主张:在资源开发上“首先就应当大量的提高盐池的盐的产量和发展边区毛纺织工业”,特别是要 “先从盐下手。”他的理由是,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正闹“盐荒”,只要将边区的食盐大宗输出,就能够为边区的经济建设积累资本;如果把边区每年200万只以上的羊毛纺出来,并设法做到毛棉以及毛棉麻交织,不仅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穿衣问题,节省大量物资输入,而且还可以为边区奠定工业发展的基础。在边区过去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发展盐业很少被提及,更没有狠抓。朱德指出要把发展盐业同毛纺织业一起作为边区资源开发的首要任务和经济建设的重点,特别是他提出的要“先从盐下手”的主张,一下子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在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很快得到了贯彻实行。就发展盐业而言,从1940年冬天起,由于各方面的努力,使“盐的产量激增”。在此基础上,中共西北局于1941年5月18日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边区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食盐的运销,使1941年几乎成为边区运销食盐年,“盐的运销几乎成为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最有效的办法”。从1941年到1945年,边区每年运销食盐均在30万驮(当时边区政府1驮按150斤计算——笔者注)上下,食盐始终是边区生产的大宗和出口的最大产物,“成为平衡出入口的主要因素”,这对于边区度过财经难关,推动经济全面发展是个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1940年4月11日,毛爷爷在致彭德怀的电文中指出:全国18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恰在这一背景下回到延安的朱德被党中央留下来协助毛爷爷工作,并以极大的心血调研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问题。他在边区财经危机的关键时刻提出的“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的新方略,初步破解了边区如何克服财经困难和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重大课题,对边区度过难关,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引导作用。

二、竭力倡导“军垦屯田”政策,亲自领导南泥湾的开发建设

  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脱产人员由1938年的1.6万人增加到6.5万人,只靠这块贫脊土地上生存的140万人民是养活不起的。这是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集中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经济建设自给自足的任务,必须党政军民学各界齐动手;尤其是军队的劳动力最为强壮,又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可以充当先锋,发挥带动作用。为此,朱德在提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新方略的同时,“竭力提倡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丰富的劳动力,投入有用的活动,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为实施这一“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军垦屯田的“南泥湾政策”,他“亲自踏看南泥湾,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

  地处延安东南方向的南泥湾,曾经是人口稠密的富饶地区。由于近代战争的洗劫,人口几乎灭绝,良田荒芜,一片狼籍。1941年春朱德去勘察时,只找到两个破窑洞作为住宿之地。但从实行“军垦屯田”的角度来看,这里却是一个森林茂密,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气候适宜的开发宝地,是人民军队依靠自己动手,实现自给自足的用武之地。“一九四○年六月乐天宇同志率领森林考察团,沿梁山山脉考察森林状况,发现了这块辽阔的土地。”为了解决边区养活军队的问题,进而推动边区克服严重困难,实现“丰衣足食”,朱德决心调“能肯硬骨头”的359旅为主力,实施南泥湾大开发,吃掉他所说的这块“大肥肉”。他对王震说:南泥湾开垦起来困难较大,希翼你们好好搞。

  1941年开春后,朱德就带领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洁、359旅718团政委左齐以及技术干部多人,再次赴南泥湾实地勘察,掌握了领导南泥湾开发建设的基本情况。就部队屯垦来看,359旅717团首先开进南泥湾地区的临镇,“五月,八团(359旅718团——笔者注)到金盆湾;七月,炮兵团(八路军炮兵团——笔者注)到南盘龙川(团部在桃宝峪——笔者注)……十一月警卫营开到”。1942年,359旅下属的“特务团开来驻马坊;六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八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在359旅718团开进南泥湾当月,朱德就来到金盆湾深入干部战士之中,一方面听取他们对开发建设南泥湾的意见,另一方面嘱咐他们:“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好好的成家立业吧!”在接见团以上干部时,他深刻讲述了“屯田政策”的重大意义,鼓励大家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把生产运动搞好,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6月20日,朱德专门给718、717团的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他们以长远的眼光认识“军垦屯田”的重要性,“每天都向前推进,建立起模范的生产运动。”他强调,开发南泥湾不仅是为了解决“目前自给自足的生活”,而且也是为边区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为将来的国家建立“优良的产业”。他特别要求359旅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发展畜牧业、运输业、手工业和商业,“建立起永久的基础”。朱德还叮咛这两个团的领导人,在生产建设中,每月要有总结,除向旅部报告外,还要向军委和他“作书面或口头的系统报告”。7月,即八路军炮兵团开进南盘龙川当月,朱德再次到南泥湾视察。他在桃宝峪向指战员讲话时强调:大家红军、八路军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南泥湾的屯垦,不仅要达到自给自足,还要向边区政府交公粮。

  在朱德的亲自领导下,南泥湾第一年的农业就取得了较好收成。718团在即将下种时才开荒,收割的粮食也至少够吃半年。而开进南泥湾较早的717团,一年的收获就“可以把家务建立起来”。1942年4月,朱德到南泥湾视察农场和工厂后,称赞工农商各业的“日益发展”。7月,朱德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时,他看到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的庄稼感慨地写到,只经过一年多的开发建设,“遍地皆荒草”的南泥湾,就变成了“有似江南好”的景象。到这一年年底,359旅已开发了2.5万亩土地,解决了一部分粮草及各种用品;建设了各种工业,如纺织、肥皂等共约十种;饲养了600多匹运输牲口并建立了47个骡马店;除粮食外,1942年全部开支自给67.55%,其中经常费自给96.16%。这是惊人的成绩,被中共西北局称为“发展经济的先锋”,受到隆重奖励。

  朱德倡导的“军垦屯田”政策和他亲自领导的南泥湾开发建设的重大意义,起初有许多人并未深刻认识到。针对这种情况,他“苦口婆心,做了许多说明”。1941年11月,朱德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保卫边区的部队来多了没有饭吃怎么办?在南泥湾看出了办法,这就是屯田。1942年1月,他在军委后勤经建部干部大会上批评说:“南泥湾农场是很有希翼的,但是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忽视了它。”1942年10月19日,毛爷爷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幕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大家的军队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朱德则在这次会议开幕时与12月25日的两次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实行“南泥湾政策”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他强调:军队开办工厂和农场,直接参加生产,成绩相当大;这种屯田运动今后还要搞下去;边区有的是土地,只要这样做,自己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这次重要会议期间,《解放日报》特意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号召边区各部队都向359旅一样,实行朱总司令的“南泥湾政策”,“在边区各军驻地,都建设起自己的‘南泥湾’”。在毛爷爷和朱德的指示下,在这次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后,南泥湾驻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开发建设,陇东驻军要把大凤川变成自己的“南泥湾”,“三边”(定边、靖边、安边)驻军掀起“屯田”新高潮,关中驻军要把槐树庄建设成“第二个南泥湾”。朱德的“军垦屯田”政策化为边区各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自觉行动。

  朱德在讲述“南泥湾政策”时说过:陕甘宁边区劳动力缺乏,大家组织生产运动,“首先从军队着手,军队有五六万人,大部分是有劳动力的,所以从军队着手。”“顽固分子”时时刻刻要打进来,是因为“边区养不起军队”,军队没有饭吃。靠了“南泥湾政策”,就能够度过难关,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这是个战略问题。朱德不仅竭力提倡“军垦屯田”政策,而且亲自领导创造了南泥湾这个“屯垦”典范,从而带动边区军队创造了许多“南泥湾第二”。1943年,仅农业生产,359旅开荒10万亩,产粮3.7万石;其他部队开荒20多万亩,产粮3万石。这就很好地解决了“边区养不起军队”这一关系中国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而基本上解决了边区军队的自给问题,就等于基本上除去了人民群众对军队的负担问题;减掉人民群众的负担有多少,实际上又等于人民群众增加的收入是多少。这本身就是对边区经济发展难以估量的贡献。不仅如此,朱德亲自领导的南泥湾开发建设和军队大生产运动,还以典型和示范作用,带动了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推动了整个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并以发展工业、商业、运输业的巨大成就繁荣了边区经济,因而成为陕甘宁边区克服严重困难,实现丰衣足食的关键环节。

三、大力推动“建立革命家务”和生产竞赛运动

  在参与领导陕甘宁边区克服严重困难、实现丰衣足食的经济建设中,朱德在竭力倡导“南泥湾政策”、亲自领导南泥湾开发建设的同时,还大力推动“建立革命家务”和生产竞赛运动。这是朱德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作出的又一突出贡献。

  从有关书籍和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朱德在部署南泥湾的开发建设时,就提出了“建立起革命的家务”的要求。朱德于1941年6月20日给359旅718、717团领导人写的长信,应该是他倡导“建立革命家务”的第一篇重要文献。他在这封信中强调:“大家是共产党,要时时刻刻想着为国家建立一个很大很好的家务”,而不能“只求自给自足”。由此可见,朱德在开始参与领导边区的经济建设之时,就是以“建立革命家务”为现实目标的。为此,他不仅亲自领导南泥湾的开发建设,而且从1940到1942年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陕甘宁边区政府会议和县委书记会议上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出谋划策,亲自出席边区每一年度的生产动员大会并发表讲话,甚至先后出席边区工厂厂长联席会议、贸易局各分局局长及光华商店分店经理联席会议、科长和仓库主任联席会议等,精心引导各方面的经济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43年初春,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推动下,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和生产竞赛的新高潮。安塞县劳动英雄、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于2月24日向著名农业劳动英雄吴满有发出了生产竞赛的挑战书,吴满有很快复信,不仅表示他个人愿意应战,而且提议他们的两个村庄也开展竞赛,他还主张把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和群众中去。朱德在3月1日从《解放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认为非常重要,当日就电令边区所有部队积极响应。他特别指出,要认真发现部队中的劳动英雄,以作竞赛运动中的中心环节,并由此而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个人与个人、单位与单位之间劳动竞赛。他还鼓励说:“八路健儿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来自工厂,来自农村,对于生产和劳动,都是最积极的,像吴满有这样的劳动英雄,一定很多。”3月3日,中共西北局向各地党委发出《关于开展劳动竞赛的指示信》。从此,发端于1939年的生产竞赛运动,以空前的气势与崭新的形式和内容逐步深入到边区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

在声势浩大的生产竞赛运动全面发动的时刻,朱德以“建立革命家务”为主题,先后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生产动员大会、边区工厂厂长联席会议、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讲话。在边区工厂厂长联席会议上,朱德指出,在生产竞赛运动中“建立革命家务”,就要加强对工人的教育,使人人以“主人公”的姿态“把革命的家务处好”;就要厉行节约,对一针一线都要好好保护和顾惜;就要提高质量,而不能只图数量。他特别强调:“须知革命的家务,是老实、坚固与经用,不是自欺欺人,要建设永久的基础,一劳永逸”。在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生产动员大会上,他谆谆告诫,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不许有一个败家子和二流子,必须扩大建立集体家务的思想基础。他激励大家:“大家一方面艰苦的劳动,一方面改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革命的家务是一定可以发达起来的。”1943年5月1日,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建设革命家务》一文,着重从工业建设的角度阐发了“建立革命家务”的主张,号召所有职工都要像赵占魁这样的新劳动者一样,把革命放在第一位,养成大公无私、先公后私的新道德观念,负起当家人的责任,把工厂看成自己的事业一样来经营爱护,以恒心来治恒产,“把这份革命的家务搞好。”后来,朱德还强调,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家务有两部分组成,除了公家的家务,还有“一部分是私人的家务,这就是每个人的家庭。”大家的生产运动不仅要为公家建立家务,而且要为个人建立家务。

  朱德在边区生产大竞赛运动的进程中,反复强调“建立革命家务”的主张,就是要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以“建立革命家务”激励生产竞赛运动,又以生产竞赛运动促进革命家务的建立。他的这种引导,给边区生产大竞赛运动以重大影响。在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生产动员大会上,李富春指出: 1943年的生产将比1942年的显著进步之一,就是“掌握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靠自己劳动,创造生产基础和财富,建立起集体的家务。”林伯渠在这个大会上号召:要对全边区的生产大竞赛好好组织和领导,“使它成为大家建立革命家务的推动力量”。在党中央以及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界1943年的生产大竞赛热火朝天,一浪高过一浪。在军队,各旅都形成了团与团、营与营、连与连、排与排、班与班、个人与个人的竞赛,还有的个人与吴满有竞赛,有的单位与吴满有的村庄吴家枣园竞赛,特别是组织了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的开荒大竞赛,创造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生产奇迹。在地方,有的分区向各分区挑战,有的县向若干个县挑战,区乡之间也互相比赛,使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在1943年大竞赛的基础上,1944年又形成了创造模范村乡、模范班连、模范工厂的更加深入的生产竞赛新热潮。

  以毛爷爷提出的“丰衣足食”和朱德倡导的“建立革命家务”为现实目标的生产竞赛运动,促使边区军队1943年开荒30.6万亩,几乎达到全边区群众开荒总数的三分之一,各旅超过原定计划最低10%,最高156%。1944年,边区军队种植谷物达到83万亩,产粮9万余石,其他副业收获值粮20余万石。全边区的经济建设同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从粮食生产来看,1943年,边区产粮184万余石,比1942年增产16万石以上,余粮22万石;1944年,粮食产量达到200万石,比1943年再增产16万石,余粮已有73万石。从植棉来看,1943年为15万余亩,生产棉花可供边区需要的一半以上;1944年猛增到35万亩,生产棉花基本上实现自给。从工业生产来看,无论公营、私营与合营都有发展。从军民生活来看,农民收入大大增加,负担则连年减少;部队、机关、学校“建立了家务”;工人、军人和学校人员“为个人建立了家务”。1944年12月5日,林伯渠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满怀喜悦地说:“边区军民生活已开始进入丰衣足食境地”。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建设起来的模范根据地。在边区遇到异常严重的财经困难时,以毛爷爷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自力更生的根本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有效政策,带领边区军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实现了丰衣足食。朱德作为党和军队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为发展边区经济、克服严重困难,深入调研,谋划良策,狠抓典型,推动全局,带头生产,率先垂范,其卓著功绩将会永久铬刻在党和革命的史册上。

注释(略)
(编辑 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院长、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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