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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
发布时间:2017-10-27 11:18:21   点击数:

徐觉哉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上海黄埔200020

 

【摘要】2016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综合了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社会主义经典文献解读,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纵论,对世界左翼运动现状的考察,深化对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的研究,社会主义多元思潮的理论建树及其交锋,各国政党的自我调适和转型发展,社会主义思想史新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破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基于解密档案的历史真实等十个方面,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进展与动向。

【关键词】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2016年度

 

2016年国际政坛风云的记事本上留下了太多的笔墨:法国尼斯的恐怖袭击、英国的公投脱欧、土耳其的军事政变、俄美两国在叙利亚的“暗战”、欧洲应接不暇的难民潮、南海仲裁案的搅局、白宫入场券的荒唐搏杀……人们透过这些一览无遗的X光片,看到的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新干涉主义的剑拔弩张、民粹排外主义的登台亮相、民主输出战略的推波助澜,结果造成政治生态的混乱和失序、新的世界战略格局的重新组合,乃至历史变革在许多地方萌动兴起。

  人们似乎听到,自20多年前象征东西方对抗的柏林墙倒坍后,北约又在东翼抓紧军事部署的隆隆声,并在第5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新冷战”与俄罗斯斗嘴,让人闻到了战争的阵阵火药味。环顾全球,经济危机前曾经让那个时代激动的对全球化的吹嘘正在转变为担忧,“去全球化”已成为资讯媒体的热门词汇。英国脱欧即使不意味着欧洲或全球经济的解体,也是表明人们所熟悉的全球化时代结束的重要标志。就在英国脱欧风暴搅得全球晕头转向之时,中国国家主席习大大与旋风式到访北京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连签署了三份“重量级”的联合声明,以不点名方式批评美国及其盟友在南海、朝鲜半岛、乌克兰等问题上对地区事务的干涉,不仅重申了对对方领土以及核心利益的相互支撑,而且重申在国际领域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立场,携手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

  在这一年中,世界各国学界刊文纪念社会主义思想家T.莫尔发表《乌托邦》500周年,回顾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科学、从思想到运动、从一国到多国、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发展历程,从21世纪新时代的层面上,再现500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演进规律;中国人民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回眸历史并非怀念逝去的时光,而是为了铭记这段罕见的传播理想的征程,用这座永恒的精神丰碑去解疑释惑、寻找答案、找回初心,并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左翼社会主义者B.桑德斯在美国大选初选中异军突起,宣布“不能再去维持华尔街和亿万富豪阶级用金钱收买选票的政治献金体制”,美国需要用激进理念“创造一种服务于全体人民而非仅仅那1%富人服务的体制”,这种“反常”的现象对于一个长期被视为“社会主义例外”的国家来说,简直是对传统政治的颠覆;拉美左翼“标杆性”国家政权遭受重创,阿根廷左翼丢失总统宝座、巴西左翼总统D.罗塞夫遭弹劾黯然下台、秘鲁总统大选中右翼胜出、委内瑞拉左翼力量日渐式微以至苦撑危局,而右翼力量则在选票箱中脱颖而出,重新走上多国政治舞台的中央,形成地缘政治版图“右升左降”的定局;八一九事件25周年之际,俄罗斯社会不断出现怀念苏联政权的现象,戈尔巴乔夫也表示惋惜“苏联不复存在”,同时承认自己对苏联解体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普京怒斥“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并认为在当前世界地缘政治背景下,苏联应当成为俄罗斯的一种模式,使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民主的“第三波”退潮之后,匈牙利总理O.维克托背朝巴黎、柏林、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与波兰、克罗地亚、斯洛伐克这三个新加入欧盟的国家会晤,旨在清理25年来“后共产主义”留下的对秩序失控的自由遗产,让自己设计的“非自由民主”模式扩展到中欧国家,致使世界政治出现“再权威化”现象;在S.亨廷顿的畅销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出版20年之际,他的警世预言再次为历史发展所证实: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既不会产生普世的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文明圈的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一种以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产生、西方的普世要求导致边界冲突、全球文明冲突只有当西方团结一致而美国自行后撤时才能避免。面对正在抬头的文明冲突,人们重新思考这位美国教授提出的种种警告。

  国际社会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博弈、冲突、调试、革新和事变,是当代世界发展变革调整进程的现实征象,人们正在适应时代要求,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全局、从当下到未来、从现实到理论,开展研究与思考,形成着新的思维、新的观点、新的理念。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与历史条件下,本文综合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报告如下:

一、社会主义经典文献解读

    马克思是一位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他提出的许多理论为人们所接受和传播。但有人告诉你,真实的马克思不是后来德国社民党和列宁所描述的主张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权、公有制等教条的提出者,自1850年代开始对英国经济状况的研究之后,马克思思想衍生出相对独立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你信吗?德国著名学者F.史傅德(Fred E. Schrader)是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学者。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委,他负责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载过的历史笔记,有不少新的发现和心得。在《寻找真实的马克思——德国著名学者F.史傅德谈马克思思想中的另一条历史线索》一文中,他详细描述了一位思想家的心路历程,从中可以得到这位伟人许多既熟悉又陌生的、甚至是颠覆性的结论。在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思想是超前的而恩格斯比较现实,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前者不断在进行思想实验而后者仅限于政治层面。F.史傅德指出,马克思承认私有制对社会推动和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个人的发展和人的自由也很重要。只有当金钱变成资本、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循环体系,私有制就异化成了社会公共财富,它不是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来转变,而是自我演化的内在逻辑;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强调社会的自身演进,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也不能认同苏联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马克思认为无论政府还是军队,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所以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彼此之间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所腐化。在F.史傅德看来,马克思思想从来没有结论而是发展开放的,而K.考茨基、列宁都觉得恩格斯实现社会主义的线索很清晰,所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所以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负全部责任,尤其是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认为要改变一个社会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来打碎它,而只能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F.史傅德指出,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天才,他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在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其中透露出一种预见性,他的思考层面已经触及到了可能的边界,所有之后的政治家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

  马克思的一生都在探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对人本身的关怀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思索,促使他追寻先进的思潮和科学的理论,而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正是在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寻求人的解放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西北工业大学郝保权副教授《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未来社会价值取向——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生成及内在逻辑》一文,对该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了全景式的动态扫描,重新回到探求人生价值的历史起点,追溯实现人的解放的思想源头和成长轨迹,考察扬弃异化劳动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运用,厘清世界历史视野的逻辑脉络和体系架构,侧重实证的研究以把握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以进一步加深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必然规律的认识。该文指出, 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生成和演变的历程中,始终贯穿着三条重要的逻辑主线,即“哲学逻辑”与“科学逻辑”的颉颃消长;“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契交融,实质上蕴涵着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未来社会取向。   

  在《G.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内容丰富的手稿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探讨的核心主题,然而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人民大学赵玉兰副教授《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认识——〈克罗茨纳赫笔记〉在〈G.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过程中的意义》一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2版(MEGA2)为基础,对这一组对应且对立范畴的出场、概念演变发展的过程及其发生飞跃的节点和原因作了历史的考证。该文指出,在《批判》中,尽管在“王权”“行政权”以及“立法权”的开篇部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不断递进的阐述,但是局限于G.黑格尔体系的内在逻辑,在批判《法哲学原理》第303节,即手稿第XXIII页之时,马克思的写作发生了中断。伴随着这一中断的是马克思所开启的、以《克罗茨纳赫笔记》为成果的全面的历史学、政治学研究。正是以这一研究为中介,马克思后来用宽广的历史视野具体地、详细地阐述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一次飞跃。该文认为,在马克思看来,G.黑格尔的错误在于试图把市民社会纳入到政治国家的范畴,从而由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但事实却是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根本决定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不是两种本质、两个真正对立的极端,政治国家也只是从市民社会中得出的抽象。立法权所包含的矛盾恰恰揭示了市民社会同自己的抽象即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理论中关于“社会”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社会学、经济学或哲学的概念,而且是一个经济—哲学概念,需要从不同层次上去把握。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莫小丽《马克思“社会”概念的本质规定及其历史嬗变——从主体、生产关系总和、经济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层次进行考察》一文,遵循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梳理“社会”概念的本质规定和外在影响因素,立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做出一种说明和说明。该文指出,“社会”概念本质规定的嬗变过程,既是不同层次的展开,也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哲学宏观层次向政治经济学微观层次展开的过程,需要从主体、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的社会形态以及生产方式这4个层次去进行考察。历史嬗变的进程为:起先,马克思在批判G.黑格尔“头脑中的思维”即主体的过程中,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认可外在于思维的主体即“社会”;进而,他把“社会”理解成“社会关系”,由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接着,他又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不同方式,作为区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标准和基础,从而构成一定的“社会”;最后,他重点从“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关系变化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微观透视,强调生产方式是最深层次的内涵,必须站在这样的高度才能认识“社会”的概念。

    “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一个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分析马克思主义者G.科恩曾试图澄清无产阶级的具体含义,但没有成功,原因在于他没有注意到异化和私有财产在定义“无产阶级”概念中的地位和作用。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田毅松《基于马克思异化论的“无产阶级”概念解析——对“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反驳与论证》一文,在解析马克思《神圣家族》等文本的基础上,从异化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出发,对无产阶级概念进行了界定。该文指出,马克思是在私有财产、无产阶级和财富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来说明无产阶级内涵的。在经典作家看来,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普遍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经济上的普遍性,即它是在以劳动产品的异化和交换为基础、以资本和雇佣劳动对抗为核心的市民社会中得以实现的;一是政治层面的普遍性,即它是“推翻旧势力的政治主体”,担负起了自我解放乃至人的解放的历史重任。该文认为,如果认为消灭私有制是一种历史目标,那么这仅仅是无产阶级的认识问题,但如果认为它就是“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的答案,这实际上就已经转变成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问题,即消灭私有制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题中应有之义,无产阶级作为私有财产的否定方面本身就包含着消灭它自己。假如像分析马克思主义那样,通过分析的方法而抛弃掉历史和社会的维度,那么就很难全面、科学地理解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概念的真正内涵。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之一,也是批判P.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一部论战性著作。以往学界对P.蒲鲁东的研究和理解较为匮乏,甚至有将其“脸谱化”的倾向,只用马克思相关著述中的描述便对P.蒲鲁东盖棺定论,而忽视了其思想本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这对把握马克思的核心思想会存在偏颇。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杨洪源《重新研究〈哲学的贫困〉:意旨、思路与结构——再现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史价值及其现实意义》一文,认为P.蒲鲁东不仅几乎关注着当时所有的重要社会问题,而且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理论与变革社会的实践的关系、社会革命的方式等问题上有着独到且深入的见解。因此,有必要结合《贫困的哲学》,在比较中重新研究《哲学的贫困》,将其置于马克思和P.蒲鲁东各自的思想演进历程、两者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去加以考察。该文指出,事实上,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P.蒲鲁东“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重组—社会革命理论”这条思想主线,对自己思想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整合。这就决定了在重新研究《哲学的贫困》时,应从整体上把握P.蒲鲁东的思想原貌,厘清马克思与P.蒲鲁东之间在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上的分歧与争论;破解所有权“斯芬克斯之谜”的不同方式;价值理论上的分野与差异;对分工和机器、竞争和垄断之间内在关联的不同理解;对社会革命及共产主义的不同审视,从而再现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史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在列宁的思想中,迄今为止人们争议最多的,是责备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不民主、不人道、践踏人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安启念教授《用人道主义批判无产阶级专政有失公正——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内涵及其历史理论根源》一文,对列宁这一思想的内涵、理论根源、现实根源和历史评价4个方面做出了客观的历史分析。该文指出,在列宁的思想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领袖利用手中的政权对整个社会的强行改造,一定意义上整个社会都是专政的对象。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先行性有关,也和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关。该文认为,要理解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必须看到俄国封建社会与众不同的特点,即农民村社是俄国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塑造了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深厚的东正教传统,造就了俄罗斯人对资本主义文明本能性的拒斥,培养了他们救世主义的情结;地处欧洲最东端以及蒙古人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使其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这就决定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借助暴力进行的社会实验,专政只是保证实验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因此,用人道主义批判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不公正的。该文强调,人道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暴力的倚重是俄罗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所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不能站在自己的今天指责别人的昨天,似乎自己不是经过昨天才走到今天。 

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纵论

    研究地缘政治格局,要立基于对时代本质的把握。这几年理论界很关注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研究,人们提出了不少与时俱进的见解与分析,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探讨正在深入。中国社科院李慎明研究员发表《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一文,不仅区分了时代和时代主题这两个概念,而且阐述了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及其一系列问题。该文认为,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并且会持续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只有认清其既腐朽垂死,又可在特定条件下得到迅速发展这一特征,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应对各种复杂形势下的斗争。随着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时代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当今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至今依然没有变化。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要高度警惕金融帝国主义西化分化的图谋以及在特定条件下的战争相加;要与俄罗斯结成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要辩证看待形势,坚定社会主义发展的信念。该文预言,21世纪中叶前后将要诞生一大批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分配关系越来越容纳不下“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然呼唤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诞生。

  当代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走势,始终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定战略与策略的一个基石。今年一场英国公投给国际政坛带来了极大的震荡,“脱欧”大戏仍在一幕幕续演。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发表《英国“脱欧”会带来什么样的世界格局变化?》一文指出,英国“脱欧”说明,如果政府领导能力弱,还会有国家退出欧盟。根据历史的惯性,苏格兰与北爱尔兰未来分裂出去的可能性呈上升趋势,但是现在国家分裂作为主流趋势尚未到达历史拐点。目前欧盟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东扩带来的,它衰落的原因在于自己并不拥有全部主权,部分主权都在各国政府手里,这样的机制决定了它难以迅速出台政策并无条件实行。该文认为,英国“脱欧”带来欧盟的进一步衰落,由此会加快两极化的进程,估计2020年两极格局有可能定型。大国崛起是一场战略锦标赛,中国能进入中美两极决赛,意味着中国崛起有望,民族复兴有望。中国崛起必将改变现有的世界格局,而美国要维持单极格局,于是会形成两极格局结构性的零和矛盾。国际社会的本质是无序性,在无序的条件下,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推动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适应即将到来的两极格局,该文提出中国对外战略的三个要点:即和平竞争原则,为保证大国之间不发生战争,中国需要加快国防建设,缩小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网络竞争方向,今后谁拥有网络领域主导权,谁就将成为世界主导国家;有效的结盟策略,在两极格局下,作为一极的大国来说,没有比结盟能更有效地争取国际的支撑,把结盟定义为“冷战思维”,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

    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是战争还是和平的“修昔底德陷阱”,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铁律”,用战争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而和平合作是“非常态”。因此,寻找确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变得极其重要。《有效规避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途径和手段》一文,就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编辑指出,中国若想规避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一是要避免和美国的战争;二是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和平崛起。这就需要充分理解美国,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自己和平崛起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对中国来说,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不是全方位的、不会很突然,所以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来定义中美关系,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该文认为,中国选择加入现存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结构性保障,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又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既有合作又有斗争,但两国并不存在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因此,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工具性共识,并通过对话进行互动。该文强调,中国力图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在于不与美国争霸,却能在充满各种变数的情形下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并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

    针对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将遭到削弱、“中美两极格局”可能在2020年定型、在两极格局下“结盟”是两个大国都不得不采取的战略等一系列观点,中共中央联络部肖枫研究员发表《世界多极会走向“中美两极”吗?》一文,对此提出质疑。该文指出,中国这一极的力量虽然在明显上升,然而论综合国力离世界第二还差得很远,世界“多极化”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决不可能在2020年“定型”所谓“中美两极”的格局。该文认为,中国要成为“中美两极”中的一极没这个实力,同时外部条件也不允许,在多极力量的世界中,中美“两极论”的提法不符合实际。该文强调邓小平在谈到世界格局和中国立场时讲过的两句名言,即“中国不能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和“大家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认为在对外战略上,要高举人类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旗帜,打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体系。这种新的国际秩序观是建立在世界多极化的基础之上,是承认世界的多样性、敬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和民族特色,因而符合当今世界的潮流和发展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在政治讨论中已经很少用到“欧亚大陆”这个字眼,但美国负责长远趋势分析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G.富勒(Graham E. Fuller)提醒人们,21世纪这个地区将出现全世界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活动。他在今年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主导全球的时代已经结束》的文章,让美国不要太过专注于“遏制”俄罗斯、所谓的“伊斯兰国”组织和中国,而忽视更大范围的新欧亚主义战略版图的形成。该文指出,中国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典型的实力和影响力“上升周期”的模式,并规划“一带一路”,通过铁路、公路和海路把中国与欧洲、中东、中亚、南亚和远东连接在一起,已经成为欧亚大陆的中心;俄罗斯展现的是一种斯拉夫学问,其历史中具有深厚的欧亚根基,目前它正在经济上把白俄罗斯、中亚和其他国家统一成为一个欧亚经济联盟,“欧亚主义”将始终潜伏在俄罗斯战略和军事思维的表象之下;伊朗是天然的“欧亚”和“丝绸之路”大国;土耳其也不再囿于西方大国的身份,并再次加入了欧亚博弈,要在中东乃至欧亚表明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该文认为,新欧亚主义不再像19世纪那样以陆地和海上实力为核心,而是承认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全球的时代已经结束。不过,华盛顿越是试图把欧亚主义作为一股真正崛起的力量来加以遏制或扼杀,各国就越是会下定决心成为这个日渐兴起的欧亚世界的一部分。近日,随着D.川普的成功当选,为修改美国地缘政治战略提供了可能,前国家安全顾问Z.布热津斯基公开表示,美中俄可以在解决全球化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媒体也在呼吁举行“新雅尔塔会议”来制定世界秩序的新规则。这实际上重新提出了“大三角”的战略格局,这个“大三角”的构成与1945年的不同之处在于用中国替换英国,并重新承认俄罗斯这个昔日的“地区大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

三、对世界左翼运动现状的考察

    在近年欧洲及各国议会选举中,一些打着反全球化、反欧盟、反紧缩、反移民旗号的极左翼政党强势崛起,其民粹主义主张获得部分选民的认同和支撑。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打着反对市场经济、推行广泛平等公正旗号上台,是民粹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西班牙“大家能”党发动抗议代议制民主虚伪的“5.15”运动,是民粹主义力量在欧洲崛起的最新案例。与此同时,无论是法西斯诞生地的德国和意大利,还是传统自由之乡的荷兰、比利时及北欧国家,极右翼政党也都高举民粹主义旗帜,敢于触及主流政党回避的种族、民族等话题,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排外主义。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柴尚金研究员《民粹主义思潮冲击理性民主政治秩序——警惕西方左右翼极端政党群体的崛起》一文,对民粹主义再次兴起的现实原因作了全面的分析。该文认为,作为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社会政治现象的出现,根源于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担忧,刺激民粹情绪的积聚恶化;全球化加剧了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从而引发新一轮民族、种族矛盾的冲突;多党民主体制的僵化和极化,加速了西方政治的民粹化;新兴网络媒体对极端政党和民粹主义的崛起,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文指出,民粹思想说到底是民众不满情绪的聚合反应,它往往以理想和激情代替理性,其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特点,易被不良政治势力操纵和利用,从而把民族利益、宗教信仰等演变成政见分歧和意识形态争端,挟持民意,冲击理性民主政治秩序,引发极端主义泛滥。

    苏东剧变20多年来,中东欧国家的情况令人关注。近年来,那里的社会抗议运动频发,左翼也积极参与其中。如果说当初左翼完全是一种“没有思想的运动与没有运动的思想”,思想与运动基本处于断裂状态的话,那么如今当老一辈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集体失语时,青年一代的左翼理论家则重新拾起和大胆谈论马克思主义了。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赵司空研究员《祛除资本主义魅惑、寻找社会主义替代——近年来中东欧左翼运动呈现新特征》一文,传递了来自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息。该文指出,随着市场和民主所许下的美丽承诺破灭,中东欧本土年轻一代口中喊出的“马克思主义”少了怀旧,更多是从剧变后的现实中得出的结论。他们反思政党政治与自治政治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的地位与意识、精英与平民之间的隔膜等,说明这些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新反抗运动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指向,“祛除资本主义魅惑,寻找社会主义替代”成了新左翼的呼声。该文认为,目前中东欧左翼运动呈现出三大特征,即新主体与新媒体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新结合、年轻一代看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必须被遗忘的幽灵而是具有持续惊人的生命力,从而加速了从迷恋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祛魅的后社会主义进程。

    20世纪末,拉美左翼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声浪中,用“21世纪社会主义”旗帜开启了左翼执掌政坛的时代,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地缘政治力量。然而,去年岁末的短短几周内,拉美政坛发生了剧烈的“变天”,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和智利执政的左翼政党在大选中接连被右翼政党拉下马。中共中央党校史小今《拉美左翼的冬天已经来临——左翼政党为何在大选中纷纷下台》一文,对这场突变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分析。该文指出,经济体制不健全是导致拉美国家社会不稳、政局动荡、政府更迭的主要原因,而民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累积的过多问题,也间接导致了左翼政府的下台。该文从拉美左翼失利中得出的重要教训是:1.在执政期间,各政党需要针对自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出有效的经济制度改革,不然经济发展会积重难返,引起民众的不满;2.在制定福利政策时,应该避免盲目的、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的福利政策,不然一旦降低刚性的福利水平,民众会因其利益受损而反对政府;3.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呈现上升趋势,且会被一些国家的特权阶层所利用,因此要警惕权力与民粹合流来绑架改革;4.任何政党不进行制度化的约束、加强党内外的监督,都会出现腐败问题,而它对政党公信力的伤害巨大;5.拉美向来党派林立、思潮众多,执政党只有主动强化党派间的合作,加强沟通和协商,才能创造有利的政治生态环境。

    源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南亚地区毛主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进,先后经历了高潮、低潮、复苏和整合的历史过程,目前“回潮”的热度不断攀升,其发展前景值得关注。四川大学讲师吴国富《是恐怖主义活动还是社会主义运动?——当代南亚地区毛主义及其发展态势》一文,对该地区毛主义的演进简史、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做出分析,并回答了该组织“是恐怖主义活动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该文认为,该运动不仅坚持运用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从实际出发进行异域解读;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掌握着一支人民军队并处于地下状态;不仅采取两手的革命策略,而且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开展人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由此,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独特的派别,而不是西方视为的恐怖主义组织。该文指出,在追求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当代南亚地区毛主义的斗争环境、生存发展和组织建设都面临着挑战,发展前景也只能由其理论探索和策略调整做出回答。由于在毛主义的旗帜下开展的运动,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中国的转型和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挫败所带来的后果,所以简单地重复过去的道路可能没有前途。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基本价值和可行的战略策略,进一步探索能够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形式。

四、深化对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的研究

    国内外学界在重读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时,提出了一些商榷的意见,尤其以“空想”对应“乌托邦”,认为这是用一个贬义性的日常语汇取代了一个关联着西方历史上多条文学、哲学、政治脉络,内蕴极为深远的关键词,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经典的庸俗化。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李广益《重新评估“乌托邦”的当代价值——要结合历史语境认识乌托邦思想冲击既有秩序的意义》一文,试图从学理的角度对原著作重新的审视,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乌托邦的当代价值。该文指出,无论哪种语言中,“乌托邦”和“科学”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义词。19世纪以前的乌托邦往往置于现实时空之外的异域,但近代欧洲思想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乌托邦的面貌。在文艺复兴中,人们发现自己对生活其中的社会还有别的选择,开始意识到理性的无限力量,明白未来是由自己来建构;在启蒙运动中,人们发现理性能够让自己不仅拥有幸福生活,还能达致人之完美。可见,19世纪的思想者笔下不再是对希翼心存犹疑的乌托邦,而是拥抱进步、憧憬未来、倡导行动的善托邦(euchronia)。马克思之所以称自己的研究为“科学”,乃是因为它是以对社会经验事实的观察为基础的系统和缜密的批判分析,这与早期社会主义者试图本着善良愿望推导出“绝对真理”的努力在方法论上是截然不同的,从而使“乌托邦VS科学”的叙事成为可能。然而,该文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就其深刻性而言远远超过乌托邦社会主义,在引导社会运动和革命斗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也让乌托邦社会主义望尘莫及,但就目标的可实现性而论,应该承认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在编辑看来,研究者不应再受经典著作中特定修辞的束缚,而需要结合整个历史语境认识各种各样的乌托邦思想冲击既有秩序的意义,否则既无法公正地评价乌托邦社会主义,也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衰机制达成深刻的认识,更束缚了自己创造历史的意志。这就需要为乌托邦正名,重估乌托邦的当代价值。

       《乌托邦》的世界影响不仅表现在这本金书不断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广为传播,而且有众多的后起之秀步T.莫尔后尘,推出多种新的乌托邦作品,形成“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潮流。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要继承、超越、践行“乌托邦”的理想——〈乌托邦〉的三次形态转变和八个观念创新》一文,认为从T.莫尔最早提出理想社会以来,共发生过三次形态转变。第一次从1619世纪的“乌托邦”发展为20世纪2040年代的“恶托邦”(dys-topia),期间西方出版了三本被称为“反面乌托邦”的文学名著,即苏联作家扎米亚金的《大家》、英国作家A.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和英国作家G.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它们不是预见人类社会美好的前景,而是预测人类社会邪恶的未来。它警示人们切不可在实践中扭曲和歪曲社会主义,否则将会出现恶劣效应。1960年代,“乌托邦”第二次转变为“异托邦”(het-erotopia),法国思想家M.福柯认为,与“乌托邦”不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确实存在着殖民地、兵营等“异托邦”,它的价值在于促使人们思考怎样去改革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缺民主。1980年代,“乌托邦”第三次转变为“实托邦”(prac-topia),美国著名社会学家A.托夫勒指出,从《乌托邦》发表以来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信息社会确能克服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种种矛盾和弊病,从而塑造一种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实托邦”。该文指出,当前继承、超越、践行“乌托邦”的理想,就要创新观念。首先,要把“乌托邦”着重理解为“优托邦”,要践行其优异的社会理想,同时摒弃其不切实际的空想;其次,要重新认识从“优托邦”到马恩“科托邦”(scientopia)的第一次飞跃;再次,要为从“科托邦”到和谐与中华崛起的第二次飞跃而奋斗,追求“谐托邦”(harmon-topia)、“华托邦”(Chin-topia)的世界社会主义光明前景;最后,要完成从“科托邦”到“真托邦”(trutopia)、“善托邦”(goodtopia)、“美托邦”(beautopia)和“世托邦”(world-topia)的第三次飞跃,达到真、善、美三境界统一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广泛实现。该文认为,三次飞跃要经过上千年以至更长时间持续不懈奋斗的历程,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放松懈怠。   

  让大家打开另一页,看看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H.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高度评价马克思思想的同时,如何对马克思进行剖析和批判的。首先,在她看来,马克思之所以在现实和思想两大领域都有如此重大的影响,主要得益于他放弃哲学、毅然地向“历史、经济和政治”领域“突围”后而建立的“政治哲学”;其次,她认为马克思对“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终结”,主要体现在他改变了传统的劳动、暴力和自由三个概念在传统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从而实现了对它们的“颠覆”。H.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把劳动提升到体现人类尊严的地步,这是对传统劳动观的改造,同时也是用劳动力剩余的概念,描述和揭示了当代社会财富积累的实质;马克思“暴力是产生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结论,是对暴力作为“必要的恶”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颂扬”,但她整体上对之持反对态度,以为暴力一旦和经济上的必然性联系起来,就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马克思尽管以自由为目标,由于他错误地把自由理解为“制造历史”,实际上是鼓舞追随者使自身服务于强制过程,从而“错置”了自由。洛阳师范学院史现明副教授《马克思对劳动、暴力、自由概念的“颠覆”——H.阿伦特笔下马克思的三维形象》一文,详细地先容了这位思想家对马克思政治理论的评述。该文为人们展现了H.阿伦特颇显诙谐笔触中马克思的三维形象,即具有巨大影响的伟人马克思,激进、叛逆的马克思,被“恶用”、误解的马克思。该文指出,H.阿伦特在自己很多著作中对马克思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辩护,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受到了西方思想传统的误导”,另一方面当今的“极权主义社会”是时代造成的,将其归罪于马克思的思想是有失公允的。

    那么,作为“极权主义社会”的苏联,是什么导致了它最后的崩溃?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继续激起人们的深入思考。俄罗斯著名学者А.布兹加林和А.科尔加诺夫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崩溃?》一文中,发表了独到的分析和见解。该文认为,十月革命从它要解决的社会经济矛盾上看,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从一切革命要解决的政权问题来看,又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是以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联盟为基础的一场革命,结果便形成了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革命进程中产生的现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不符合苏联的实际生产力水平,因而它的本质属性遭到破坏、自身生产关系被扭曲和变形;另一方面,它又是强制的、与物质生产条件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关系发展的产物。它给资本主义关系创造了自由发展的条件,却又没有让其获得明显的特征,这种状况当然不可能长远地持续下去,因而走向崩溃也就是自然的了。

    多年来,各国学者都在探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高潮转入低潮的原因及其教训。《只有进行改革才是社会主义唯一的出路——国内学者李景治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的几点思考》一文,也参与了这场讨论。在该文看来,首先,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进入高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它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所面对的挑战、压力和威胁也是前所未有的。对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却缺乏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这无疑是后来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的重要外部因素。其中包括看清资本主义的重重矛盾,却忽视西方国家联合成统一的政治军事体系;重视同西方国家的军事对抗,却忽视它们的和平演变策略;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却忽视世界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民主化三大浪潮的兴起;承认资本主义处于总危机中,却忽视它长期稳定的发展;看到战争的危机,却错过和平发展的机遇等。其次,苏联传统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模式难以持续解放生产力、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体系难以调动人们的政治积极性、长期的闭关锁国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再次,苏联东欧改革没有真正建立起适合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没有激发起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活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探索徘徊不前、国际共运的论战和分裂,都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高潮转向低潮的重要因素。该文指出,只有进行改革才是社会主义唯一的出路。

  去年底,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D.科茨(David M. Kotz)就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现状、如何看待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界定“社会主义”、“参与式社会主义”的要义、如何看待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两种经济思想的综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持续崛起等问题接受了采访。在他看来,虽然新自由主义盛行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成为历任执政者所推崇的经济范式与政治纲领,但要看到它只为少数人服务,无法为大多数人带来繁荣,随着时间推移只会变得更糟。J.凯恩斯曾经进行过改革,在他眼里资本主义仍是一种最好的制度,但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监管,所以“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并不是转向社会主义,而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模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唯一乐观的未来依然是社会主义。另外,D.科茨认为,市场带来的最主要问题是产生了一批富人阶级,他们甚至会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的观点正迎合了他们的需要。所以,市场机制在提高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产生一个“资本家阶级”并威胁到社会主义的生存。但D.科茨指出,也许市场和私有企业都会存在于社会主义早期阶段的国家中,这里重要的是社会的发展方向,即扩张计划和公有企业的各种形式去替代和边缘化私有企业。如果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理念来解读的话,那它就是一种为需要而生产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只有兑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才能说完全实现了。

    德国左翼党R.卢森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M.布里(Michael Brie)应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邀请,作了题为《社会主义已进入第三次浪潮》的报告。在他看来,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出现在1789年至1917年期间,当时形成多种社会主义,包括革命前卫主义、改良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试图为社会主义思潮提供科学依据;第二次出现在1917年至1991年期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民主主义政党在不少国家夺取了政权,但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释放出全球资本增值的新动力,迫使苏联社会主义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陷入了失败与守势。M.布里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毁灭了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这导致了生态危机;物质过剩不能使人获得更多自由时间来进行创造性发展、互相关怀和从事学问生活,这导致了认同危机;以资本增值为信条,必然与民主相抵触,这导致了政治合法性危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金融市场资本主义分裂了国际社会,这导致了国际安全危机。编辑认为,现代资本主义陷入的多重危机唤起了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第三次浪潮,而“社会主义3.0”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即较高的生产力,有利于生态;多样化的所有制形式,使个人自由通过团结互助而有利于一切人的自由;为多样性统一创造条件的政治协商与决策机构;团结互助、同生共处的学问;使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在和平中共同发展的国际体系。编辑强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3.0”最重要的诞生地,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重要作用,而伴随着第三次浪潮,社会主义将实现其历史使命。

    近年来,那些谈论专政与阶级斗争的文章,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也有人反对将阶级与专政联系起来,甚至反对再用“阶级”这样的概念和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同政治语境下的政治逻辑及其话语表述——国内学者杨光斌论一党执政体制下“人民—阶级—团体”内涵的变更》一文,提出了一个开放性的新范畴,即在中国语境下一党执政对于阶级结构的作用问题。该文认为,围绕“阶级斗争与专政”的争论无助于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因为论争者基本上都是囿于旧范畴内的讨论。不同的政治语境应有不同的政治逻辑,不同的政治逻辑就有不同的话语表述。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加上单位制等社会体制,使得阶级意识得以消弭,塑造了新型的人民性而非阶级性的社会结构,这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阶级关系的根本性原因。在编辑看来,阶级性是革命的政治逻辑、人民性是执政者的政治逻辑、阶级(阶层)分析是绕不开的历史逻辑、团体是政策分析的逻辑。该文指出,革命的逻辑是阶级斗争,而执政的逻辑则是政治和谐。上升为统治阶级的革命者继续推行革命的逻辑,其结果便是灾难。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作为执政者的共产党不能再大谈什么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而应建设以政治和谐为导向的法治;同时,任何政权的存续都离不开强力后盾,成熟的统治者一般展示的都是“蛋糕”,而不是“大棒”,当然关键时刻也需要“秀肌肉”。

    在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有些学者喜好简单地照搬《资本论》的体系框架,复制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公理,把改革实践中鲜活的质料生硬地塞进教条主义的分析框架中。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由“国富论”转向“人民财富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考》一文,提出了既不同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又体现经济动力论、经济效率论和经济价值论三者统一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理。该文探索性地把这一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内涵,定义为追求全球经济正义、实现社会主义强国富民的经济学说。从A.斯密开创的资产阶级“国富论”,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人民财富论”,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该文指出,唯物史观具有的独特批判精神,有助于政治经济知识题意识的显现、历史意识的时空检测、时代精神的追问,以及前提与方法的真与假、对与错的鉴别,通过反思到达真理域。该文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不是工程学,不是以简单的技术数据来昭示市场的机运或风险预警,而是在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确保经世济民、治国理政的理性决策,更多是思想的力量和数据的人本主义价值判断。该文以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包括: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要探讨当下资本与劳动的相容性和对抗性、推进合理的劳资关系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找出调动资本与劳动双向积极性的平衡点;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要明确两者之间的内涵,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或强调公平而牺牲效率,都是不可取的;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中,要探究如何理解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既看重市场的驱动,更看重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提升功能;在经济自由与法的关系中,要重视在赋予市场更多经济自由的同时,如何健全完备的法制环境;在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中,要强调经济改革每进一步都要考虑与政治制度与政策的对接,从中找到制度沟通的合理性及平衡点。

五、社会主义多元思潮的理论建树及其交锋

    20世纪50年代,英国第一波新左派运动兴起。与E.汤普森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P.安德森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并驾齐驱的,还有S.霍尔(Stuart Hall)的“开放性的抵抗政治”思潮。英国工党理论家A.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1956)一书的出版,使S.霍尔意识到自己与前者在构想社会主义未来道路时所处的共同语境及原则分歧,由此创作了《无阶级的观念》(A Sense of Classlessness,1958)等作品,通过对“无阶级感”的形成过程和作用机制的分析,重新发明了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阶级意识,率先在学问和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跨越。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陈挺《重新审视传统的社会主义分析框架和政治实践——英国新左派与工党关于阶级抵抗政治的一场潜在对话》一文,对他们之间理论冲突的表现及其实质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评论。该文指出,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缺乏革命的阶级意识,是当时新左派面临的思想危机的核心要件,即经典马克思主义还能否说明“丰裕社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身份变化和革命主体的地位变迁问题。S.霍尔与A.克罗斯兰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传统社会主义的分析框架及其政治实践的问题上,而后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为前者提供了一个对话的来源和批判的场域。该文认为,A.克罗斯兰的目的在于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愿景彻底从社会主义的政策中分离出去,以此达到鼓吹“阶级无用论”和“革命要不得”的政治目标。相反,S.霍尔则试图使“革命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主动性在“改良主义成为英国社会乃至英国工人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中降至最低谷时,通过英国化的“学问马克思主义”,来发明一种唤醒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阶级抵抗政治,这就把对社会主义未来的构想带入更加广阔的理论展开空间。

    从古至今,人们对自由概念的理解是多元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有着迥然相异的自由观。毋庸置疑,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也是其根本理论旨归。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秉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基本思想,从纳粹统治和苏联压制下特殊的历史学问境遇出发,对“自由”重新作了阐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颜岩《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自由”概念》一文,对该学派A.赫勒(Agnes Heller)L.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A.沙夫(Adam Schaff)G.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c)、M.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c)Z.哥鲁波维奇(Zagorka Golubovic)K.科西克(Karel Kosik)等人独特的自由理论作了全面的述评。该文指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尽管对自由的理解各不相同,但还是形成了一些共同见解,即自由是一个质性范畴,关乎人的本质;自由意味着选择和创造;自由是一个规范概念,内含批判性的维度;政治自由和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是一种有限自由;集体和国家不能凌驾于个性自由等。由此出发,他们拒斥和批判了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自由观;辩证分析了社会决定论和个体自主选择的关系;揭露了经济决定论、经济主义和“经济人”假设的意识形态本质;坚持了自由概念的批判性和科学性的辩证统一。该文认为,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能够客观辩证地看待自由,他们对自由的诠释无疑大大深化和拓展了人们对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解,对当前政治哲学视阈内重新反思自由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美国哈佛大学自由至上主义政治哲学家R.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发展J.洛克的劳动获取理论的基础上,试图回应马克思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他试图否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存在着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同时,又根据持有的资格理论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提出多方面的质疑和挑战:其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自愿交换; 其二,资本家获得利润是因为他们承担了生产和销售的风险,因此不能被看作是对劳动工人的剥削; 其三,在生产资料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并存的情况下,工人可能自愿选择在私有企业工作,因此不能认为工人在这些企业中受到了剥削;其四,违反分配正义持有原则的再分配等于是强迫劳动和剥削,并由此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义倾向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石副教授《对马克思剥削理论批判的批判——回应哈佛大学教授R.诺齐克的质疑和挑战》一文,详细讨论了这4方面的挑战,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予以回应。该文认为,R.诺齐克从“自愿交换”、“企业家承担风险”以及“私有企业更有吸引力和竞争力”三方面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提出的质疑并不令人信服;但他基于其持有的资格原则提出的“新剥削理论”,即基于再分配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中的获利者的“剥削”,确实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义倾向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将促使大家进一步寻求社会平等的理论根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社民党政治上整体下滑的趋势,一场有关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挑战及其未来发展的讨论在欧洲思想界持续展开。争议中的分歧显示,欧洲社民党正处在一个面临方向性选择的十字路口,是回归传统还是激进改革?不同的力量试图做出不同的说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林德山教授《回归传统还是激进改革——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正处于方向性选择的十字路口》一文,对这股思潮和政治力量的现状及其走向作了全面的点评。该文展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危机根源的不同诠释,认为随着工业时代的结束,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变得多余;在政党光谱中允许它进行纲领性定位的空间已经被狭窄化, 处于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中间的“三明治化”;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主流话语范式下,它已丧失重要社会议题的话语支配权;“第三条道路”的改革背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因而不再被认为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中间道路战略导致了与其传统支撑队伍的疏远,核心选民群体日益萎缩,并已分化为支撑和反对全球化的两大阵营;左翼精英的“世界主义”及学问多元主义与社民党原有核心选民的价值理念发生冲撞等,从而使肯定二战后黄金时代的“怀旧政治”(politics of nostalgia)和否定“第三条道路”的“绝望政治”(politics of despair)观开始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阵营蔓延。该文指出,近年来改革中出现了两股新的力量,一派以T.迈尔(Thomas Meyer)等人为代表的“新修正主义”,试图在传统中左政治核心精神的基础上,面对一些全球化和结构性的问题; 另一派以O.克拉姆(Olaf Cramme)P.戴蒙德(Patrick Diamond)为代表的改革派,强调社会民主主义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只有根据变化的环境作出战略选择。该文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虽然迄今为止仍没有清晰的方向和路径,但从长远发展来看,立足于变化了的世界的改革才是出路;从实践层面上看,迫切需要处理好变革进程中一系列关系的平衡,包括平衡不同的思想观念,平衡党的不同构成和利益集团的诉求,以及在政治战略中平衡变革与传统的关系。

    在当代反思现代性的思想运动中,A.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被认为是提出自己独到看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尝试从现实出发说明现代性的困境,而且以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为基础,探寻现代性的未来出路,并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邢媛教授《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反思的现代性理论——试论A.吉登斯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一文,试图从事实基础、目的诉求和理论指向三个方面,对A.吉登斯的分析框架做出分析。该文指出,A.吉登斯从经验主义的事实出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分的制度设计和思想理念已经不复存在,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才能拯救人类社会和秩序;以功能主义的方法,系统地分析了产生人类现实困境的原因及其根本特点,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灾难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无奈,并为“重构激进政治”提供了基本前提;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把现代性的各种理论和社会实践中有益的因素集结起来,用唯智选择的基本原则,打造了一个“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的制度框架。但是在该文看来,A.吉登斯的政治框架有着先天的不足,他把经验主义的症候阅读看作分析的事实基础,漠视了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功能主义的整体透视使之滑向了工具主义的漩涡,看不到社会变革主体的精神追求;现实主义的唯智选择缺乏科学理性的统领作用,从而使其思想不仅零散,也未达到理论的内在自洽。这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

    在国外社会主义理论谱系中,拉美马克思主义迄今仍未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其实,拉美既是思想试验场,也是理论观测哨,且马克思主义已深入其社会血脉之中,因而开展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丰富社会主义世界图景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冯昊青副教授、郑祥福教授《对“欧洲中心主义”和“拉美例外论”的超越——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探索历程及其基本特征》一文,对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各个历史时期主要理论成果及其特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归纳和评价。该文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背后主导思想的剖析,证明将拉美历史、学问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绝对化的“拉美例外论”与用说明欧洲19世纪历史进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机械地移植到拉美的“欧洲中心主义”,始终贯穿在拉美马克思主义演进的历程之中,而只有克服或超越“固化的特殊主义”(Hypostatized Particularism)和“普遍的教条主义”(Universalist Dogmatism)这两种倾向,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拉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达成辩证统一,才是促进拉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确途径。

六、各国政党的自我调适和转型发展

    政治现代化路径选择中的各国政党,为了生存而张扬各种改革。拿社会党国际来说,成立时只是“欧洲社会党的俱乐部”,但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在W.勃兰特的倡导下,放弃了“欧洲中心主义”,致力于向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渗透和扩展,实现了该组织的“国际化”。社会党国际能取得如此成效,主要依赖于其手段的灵活性。他们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口号,利用西方媒体获得道义上的制高点,并通过领导人出访、出版刊物、培训与资助,培养认同其价值观的党内外积极分子,甚至当发现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实行一党制,为了克服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便放弃了其一贯坚持的民主和多党制原则,吸取许多长期实行一党统治和压制民主的政党。为此,20135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英国、法国、瑞典、奥地利等70多个老牌社会党,共同发起成立与社会党国际对立的国际组织——进步联盟(Progressive Alliance),并以观察员党的身份出席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这就大大削弱了社会党国际的实行力与影响力。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向文华研究员《社会党国际向亚非拉地区的渗透及其成效——西欧老牌社会党反对与一党制政权合作导致内部分裂》一文,详细分析了该党国际向三大地区渗透的历史进程、主要手段及其最后成效。在编辑看来,社会党国际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其能否处理好与“进步联盟”的关系。

    大家知道,越南宪法是越共执政地位的根本法律保证和管理国家的主要工具,也是调整越南社会关系最重要的基本法理文件。因此,修宪是越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适应革新开放的新形势,实现“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目标,2011年越南再次启动了修订1992年宪法的工作,引发了越南社会各阶层的大争论。中国人民大学陈新明、杨耀源教授《越南修订1992年宪法引发的争论及思考——围绕越共领导地位、人民主权思想、宪法审查三大问题展开》一文,先容了此次修宪值得关注的一些动向以及带给人们的思考。该文指出,在越共领导地位问题上,有人主张领导人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将越共领导纳入法治框架,通过权力多元化来约束越共的权力;在人民主权问题上,不少社会团体和新兴组织主张修宪采取全民公投的形式,反映出体制外的力量希翼拥有更多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更广泛政治参与的权利;在宪法审查问题上,国内部分人士借此要求越共将一些实质性的权力或正式权力移交给国家机关行使,并主张执政党应重点关注战略性领导和长远规划,避免对已得到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事务进行直接干预。该文认为,这次修宪争论的焦点是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权力自我克制的认可以及实施措施,引发争论的实质是越共党内出现思想政治分歧的信号,是越共体制外力量要求分享权力进而夺权的信号。

    2015年底,在西班牙举行的新一届议会大选中,新兴激进左翼“大家能”党(Podemos)强势崛起,从而终结了自后F.佛朗哥时代以来近40年由右翼人民党与中左翼工人社会党两党轮流执政的历史,无疑成为决定政权终将花落谁家的最大变量。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于海青副研究员《西班牙政坛强势崛起第三股力量——“大家能”党的兴起、特征及其发展前景》一文,对之逐一做出了观察与分析。该文指出,“大家能”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经济危机的发生以及主流两党推行的紧缩措施,致使社会层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加上普遍存在的政治腐败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它与传统左翼相比,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拥有与传统左翼政党不同的话语体系、采取类似于新社会运动松散性的组织形式、拥有年轻化激进化的社会支撑群体、受益于现代网络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利用传统大众传媒作为宣传载体和工具等。该文认为,该党采用虚拟网络等非传统组织工具,虽有助于扩大党的生存空间,但不足以替代传统的政党功能及其运作机制,因此需要在草根运动与功能性政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同时,其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模糊政治”策略,也很难使其在左翼政治光谱中确立优势地位,这就需要开展一场“立场战”,围绕新的政治变革运动,重新构建发展战略和组织基础。

  2016918日,俄罗斯联邦举行了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从整个选举进程看,还进行得比较顺利,选举后也未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俄罗斯政党政治的风向标——著名学者李兴耕对俄罗斯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的评析》一文,对这次选举的全过程及其结果作出点评。该文指出,在新一届杜马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局面进一步加强,俄共、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三党的力量遭到削弱,同时又增加了2个小党和1个无党派议员。该文认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杜马中获得了绝对的多数席位,主要原因在于该党得到了普京总统的大力支撑;多数民众希翼依靠执政党保持政局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也由于杜马选举制度的改变,有助于该党在单席位选举中获得大胜。这一结果对俄罗斯今后的发展及2018年总统大选将产生重大影响,也成为普京总统2018年竞选连任的风向标。

    20世纪80年代,绿党开始登上欧洲政治舞台时,曾被认为是一种暂时性现象,但是它们通过多年来包括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主张和选举议题等在内的自我调适和转型调整,不仅组建起自己的议会党团,还主动与其他政党合作竞选,一度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第4大党。上海社科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轩传树研究员《欧洲政治舞台上一支超越左右的重要力量——从欧洲议会选举看绿党的基本属性与现实方位》一文,从议会选举的角度,分析了绿党的基本属性、政治光谱及其现实方位。该文指出,鉴于欧洲绿党不同于传统政党而又要适应并融入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战略困境,以及在推进自身“欧洲化”的同时要推进欧洲政策“绿色化”的互动过程,对绿党的分析不能仅从阶级代表性这一传统的政治学出发,而应立足于选举政治,从意识形态主张、选民基础和实际影响三个角度进行综合考察。首先从欧洲绿党的价值原则、议题设置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看,该党已不再是一个仅仅依赖环境议题来吸引选民的单一议题政党,而是有自己的价值原则并努力在现存政治制度框架内为之奋斗的体制性政党;其次从绿党选民的社会结构和基本态度看,该党所代表、所依靠的选举基础并不是某个特定的阶级,而是“超越左右”的温和左翼;再次从绿党通过议会内外活动进而影响欧洲政策议程看,该党既推进了欧洲的权力下放和治理民主化,又成为一体化“绿色欧洲”的领跑者,显示出欧洲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但从未来发展看,绿党仍然面临一系列的战略策略困境。

    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已经走过了17个春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经历了不少风雨和坎坷。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会议组织松散、意识形态色彩浓重、运转资金困难、体制机制不健全等,但是会议围绕“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这一主题依然顺利开幕。辽宁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王喜满和张瑜《为了各国党的政策整合和社会主义的国际联合——第17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一文,先容了这次会议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会议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最大特点是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帝国主义重组发展到最新阶段;二是帝国主义为摆脱结构性危机,采取各种反人民的政策,并引发人民不断的抵抗斗争;三是法西斯运动在乌克兰、日本、希腊等地区的升级;四是世界帝国主义军事化危险日益泛化;五是新兴力量正在冲击美国的霸权地位。而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源来自于系统性、结构性和多重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而使军事冲突、恐怖主义、移民浪潮、贫困和社会不平等日益加深。会议强调,今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有两大目标:第一,坚定社会主义目标毫不动摇,要发起一系列革命性的阶级运动,为实现维护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第二,进一步整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不少国家共产党围绕这一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七、社会主义思想史新探

  以《乌托邦》一书的发表为起点,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走过了500年的历程。这是风云激荡的500年,是前仆后继的500年,是翻天覆地的500年,是继往开来的500年。《世界社会主义风云激荡500年——国内著名学者高放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察与思考》一文,揭示了500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及其运行规律,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4个历史进程。该文指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符合世界资本主义4大发展阶段的自然历史进程,不能急于求成,更要通晓不发达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这个规律包括处理好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4个主义的关系,即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余毒,不能让专制主义等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不能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办法急于过渡到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要领导人作“社会公仆”的表率,与民众同甘共苦,逐步为长远的共产主义目标做准备,不能先享有“各取所需”的特权,命令群众加快进入共产主义。

  那本“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的编辑T.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是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也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英国历史上有其显赫的地位,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也有其一席之地。然而,思想史上的T.莫尔形象是模糊的、复杂的、多元的: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是无神论者,似乎都能饶有兴味地谈论各自的T.莫尔。随着《乌托邦》被译成各种文字广为传播,“乌托邦”一词衍化成了一种符号,开了后世乌托邦文学、乌托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先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蒲国良教授《在通向社会主义的入口处站着驰名全欧的伟人——纪念T.莫尔〈乌托邦〉一书发表500周年》一文认为,T.莫尔在吸取古代思想元素的基础上,借助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现实素材和时尚的文学表现手法,表达了对所处时代不公正现实的抗议和对公有制社会美好生活的憧憬,就其深刻性和影响力而言,直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为止,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还找不到一部能够与之比肩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T.莫尔完全有资格被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鼻祖,而《乌托邦》自然也成了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滥觞。该文强调,500年来社会主义思想逐渐由少数先哲对社会不公正微弱的呐喊,演变成一种思潮,进而变成运动,随后衍生出制度。它从欧洲一隅的点点星火燎原全球,从涓涓细流激荡为洪波巨浪,所呈现的发展轨迹显然是社会主义理念不断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以及人类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和渗透的过程。其间,有改天换地的波澜壮阔,也有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当大家惊叹于前者的“伟大”与“惊心动魄”之时,切不可忘记后者同样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当“伟大”与“惊心动魄”暂时退出人们的视野时,历史并没有就此驻足,社会主义依然在经历了数百年风风雨雨后而持久不衰。

  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种“潜移默化”。国内学界对第二国际的研究有很长一段时间设为禁区,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进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领域。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下,第二国际党被认为是“西欧类型的社会民主党,那种在国内和平条件下熏陶出来、被机会主义分子牵着走、幻想‘社会改良’而害怕社会革命的党”,而布尔什维克党是“新型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能够训练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决战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于是思想史的语境被意识形态的语境所绑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何萍教授《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语境——应突破第二国际研究的意识形态禁区》一文,试图为突破意识形态语境,建构思想史语境做出努力。该文指出,第二国际虽然以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为理论的出发点,但绝不是复制或照搬经典作家的原理,而是结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工人运动的新发展,发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提问。正是这些批评和创造,构成了第二国际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断裂点,从而需要去反思修正主义现象产生的西欧背景和提出问题本身的意义。该文认为,建构研究第二国际的思想史语境,需要通过认识论的层面来分析第二国际的理论争论,揭示它的西欧特色、时代特征及其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从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发生转变的内在机制,破解长期未能解决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争的难题;同时,要从学术思想创造的层面,思考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和在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方面的理论贡献,从而打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创造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格局。

  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掌握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而国内这方面存在很大的空白。拿E.伯恩施坦来说,现在已有《E.伯恩施坦文选》等书籍的出版,但这对于他浩瀚的手稿来说,只是冰山一角。其中,有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献,即1897129日他应英国费边社实行委员会之邀,作过一次题为“马克思究竟教导了什么”(What Marx Really Taught)的演讲。如果他转向修正主义是一次长期“脱毛”的过程,那么这次演说就是一个开始。因此,就了解E.伯恩施坦的思想转变以及反映其转变过程的著作完整性而言,这篇演讲的真实文本是有历史和文献价值的。有鉴于此,不少欧洲社会主义历史的研究者们都在寻找这一手稿。直到1977年,德国历史学家H.赫希(Helmut Hirsch)才确证了E.伯恩施坦费边社演说的文本,并在《E.伯恩施坦:一个费边主义者》(Der Fabier Eduard Bernstein)中首次公布于世。最近,上海社科院来庆立博士已将其翻译成中文。从演说中可以清晰地看出,E.伯恩施坦通过对进化、阶级斗争和革命三种概念的阐释,将马克思和社会改良联系在一起,将马克思主义说明为一种通过不断改良使社会得以缓慢进化的学说,即承认资本文明的一般历史进化路径,用工人立法等阶级斗争方式干预生产进程,使现实的未来进化方向走向所谓的社会革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E.伯恩施坦最终在经济、政治和哲学三个层面上替换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将马克思主义和西欧“自由”文明的进化模式相对接,最终改变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生长寻找到了一个新方向。

    比利时地处德国、法国思想交流的要冲,社会主义运动起步较早,在第一、二国际组织的发展中曾发挥过特殊作用,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和经验,因而成了一扇观察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变化的窗口。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邓超《比利时:从“棉花起义”到“制服革命”——一扇观察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变化的窗口》一文,对革命与改良两大主题在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演绎,作了回顾和展望。该文指出,自1839年在纺织中心根特召开的工人会议遭到政府军镇压、演变成一场史称“棉花起义”的暴动后,比利时工人运动走向激进。早期的社会主义先驱J.卡茨(Jacob Kats)曾经呼吁成立“劳动组织”,要求普及免费教育、普选制、充分的信仰和政治自由;B.柯林斯(Baron Jean Hipplytede Colins)更是构建了庞大的“理性社会主义”体系;N.凯色尔(Napoleon de Keyser) 抨击了所谓的“双重封建主义”,主张革命是建立新秩序的必要手段;C.德巴普(César de Paepe)主张对国家的土地、矿山、港口和铁路实行集体化。尽管如此,P.蒲鲁东主义和M.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仍然在比利时占据主导地位。1894年比利时工人党提出强调非暴力、追求普选权的《卡尔尼翁纲领》(Charte de Quaregnon),表明工人运动已转变为改良运动,议会道路从党的一般策略变为主要目标。1945年重建后的工人党改为“比利时社会党”,宣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只能通过渐进的过程实现,并致力于推行福利国家建设。冷战后比利时两大社会党无论是在思想和实践方面都缺乏重大创新和突破,疲于应付各种挑战,以致退出政治生活的中心,而工会组织抗议者身着统一的工会服装,发动了多起“制服革命”。该文指出,比利时的实践表明,当改良还有缓和社会矛盾的空间之时,革命不会成为民众首选的抗争手段。从最新发展的事态看,比利时社会改良的空间日益缩小,而产生一种新型革命的氛围却在与日俱增。社会主义者能否抓住这一时机,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战略和政策,关系到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

    在思想史上,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重要领导人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在批评苏共党内民主严重不足的过程中,围绕党内民主问题曾经有过大量的理论思考和阐述,但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他强调党的领导机关不能代替全党考虑和解决问题,应重视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批评自由是党内民主不可或缺的内容,发扬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条件;党内民主绝对不是允许派别活动的自由,但要防止派别活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缺失必然带来党的领导干部的蜕化和苏共的变质等,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南京师范大学王进芬教授《一位悲剧人物对党内民主的进言——托洛茨基发出国家机关官僚化的警示》一文,对这份理论遗产和进言作了述评。该文认为,托洛茨基对苏共党内生活状况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并在如何防止派别活动等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主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对斯大林个人集权的认识要比西方学者更为深刻;他关于党内民主匮乏势必会引起国家机关官僚化的警示,首次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揭示了党内特权阶层和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内在联系。该文指出,由于当时苏共就国内外问题的激烈争论、党内权力斗争等复杂的政治因素,再加上托洛茨基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他关于发扬党内民主的合理主张,最终并没有赢得党内的应有重视和广泛支撑,反而最终被打成修正列宁主义的反对派。这种结果无论对托洛茨基本人还是对苏共而言,都是一个悲剧。

    2016年初,普京在两个场合罕见地批评列宁,认为1922年底建立苏联时,他主张“各成员国完全平等,并拥有退出苏联的权利,这是在俄罗斯这座大厦埋下的定时炸弹”。华东师范大学周尚文教授、山东理工大学张祥云教授《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提出及其思想内涵——普京关于“在俄罗斯这座大厦埋下的定时炸弹”之说站不住脚》一文,梳理了这一思想的由来和发展。该文指出,苏联是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各族人民砸烂沙俄这座“民族监狱”后,以沙俄疆域内各民族客观存在的凝聚力为基础,顺应时势创建起来的。从苏联成立的历史过程和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思想看,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基本精神是维护被压迫民族的权利,并不是一味地主张“民族分离”。在各民族关系问题上,列宁强调自主、自愿和平等,反对大民族尤其是压迫民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十月革命后,在建立联邦制国家、各加盟共和国拥有“自由退出”权利的问题上,列宁和斯大林并无分歧,他们的分歧只在于建立联邦制国家的方式与原则。史实表明,斯大林及其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在实践中,背离了列宁一贯倡导的民主、自愿、平等的联合原则以及让步、谨慎、耐心的工作方针,将俄罗斯联邦置于其他加盟共和国之上,以致联邦制国家结构严重变形,民族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和隐患逐渐沉淀、积存下来,直至苏联晚期民族危机与经济、政治危机掺杂在一起总爆发,导致苏联的解体。该文认为,苏联的崩溃不能归咎于列宁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和主张,而是由列宁之后的历届领导人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造成的,所以普京的“定时炸弹”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中央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论战,中外学界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双方有诘难、有辩解、有交锋,引发了社会主义国家对“管制经济”模式的再思考。奥地利学派著名的经济学家L.米塞斯是激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对经济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中央计划经济非可行性理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欧阳向英《经济核算体系对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意义——L.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与局限》一文,对这位经济学家的理论作了述评。在L.米塞斯看来,复杂的经济活动需要核算价值才能使交换行为得以实现,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无法形成经济计算,是“对理性经济的否定”,因此须使现实的社会主义与理想的计划经济模式脱钩。该文认为,尽管经济核算和市场效率问题已被社会主义国家重新审视,但L.米塞斯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一是针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看不到或者歪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有理论与实践脱钩之嫌;二是他用价格机制批驳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歪曲;三是他不承认也不能解决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看来唯市场论并不科学。虽然L.米塞斯理论的价值在于解构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正是他的有力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192019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期,要了解其早期思想的形成,除了知晓这一时期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国际和各自国内的社会历史和时代背景外,还需要从思想史角度理清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张秀琴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思想史线索——在与第二、三国际理论家论争中恢复总体性原则》一文,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与第二、三国际思想家群体之间的思想史线索。该文指出,其早期创始人G.卢卡奇、K.柯尔施和A.葛兰西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著述《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和《实践哲学》等,既是对第二国际唯物主义的批判,又随即引发第二、第三国际理论家们的批评;而后G.卢卡奇等人又展开一系列形式不同的“反批评”。正是基于同第二、三国际理论家的论争,即通过批判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原则;通过批判第三国际的直观唯物主义,说明什么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才逐渐恢复了总体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本质属性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才得以作为一个具有相同学术传统的共同体而逐渐形成。

    这里要提及的是,在自主性国家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首先描述了民族国家建构初期经济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后来列宁提出了后发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建立时政治领导权中的国家(政党)自主性。在此基础上,A.葛兰西特别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和政党自主性,从而共同构成了领导权理论中国家自主性的完整篇章。西南财经大学高卫民副教授《重构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总体性国家——A.葛兰西领导权理论中的国家自主性新析》一文,系统地解析了A.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史发展过程中起到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该文指出,在A.葛兰西看来,西方新型总体性国家社会主义策略应该是阵地战,而不是苏俄式的简单暴力革命的运动战,策略的重点应该转向争夺或运用包括市民社会在内的总体性国家领导权。这种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新型总体性国家的出现,是新的时空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结果,国家向市民社会渗透和市民社会向国家渗透的趋势同时发生,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界线开始改变。可见,A.葛兰西的总体性国家领导权是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辩证统一,是对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的继承和开拓。该文认为,A.葛兰西领导权中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丰富内涵带给人们许多启发,可以用来引导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

  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但人们不太知道它的出笼背景。近期,俄罗斯历史学家P.A.麦德维杰夫对该书如何在斯大林引导下编写,作了详细的考证。编辑指出,自19375月《布尔什维克》杂志刊载斯大林《论联共()历史教科书——致联共()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的信之后,斯大林全面介入了对该书的引导。他不仅修改了而且亲自撰写了其中不少涉及理论的篇章;不仅全书的框架而且章节的标题都是他拟定的;不仅说明了自己大量删除、修改和补充的情况,而且回答了问题并提出了建议。那时候,只有斯大林能够对党和苏俄历史上的所有活动家做出官方的评价,只有他能对从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直到集体化、工业化以及通过新宪法等历史事件的意义做出说明,只有他能对俄国各政党以及党内各流派、反对派、小集团的性质做出说明。在编辑看来,斯大林对所有以前出版的联共()历史教科书都不满意,原因在于这些教科书所叙述的联共()历史脱离国家的历史,只限于简单地描述各种派别斗争的事件,而没有做出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结果党内派别的斗争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被看作是一些无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打架的人。编辑还指出,赫鲁晓夫曾根据《简明教程》,指责斯大林几近剽窃,“你们看到,集体创作的成果令人吃惊地变成了斯大林个人的著作”,而且“在教科书中大量使用他的引文并大肆吹捧自己”,对不合适的人物,甚至对理解历史事件非常重要的人物干脆从教科书中除去。但是赫鲁晓夫错了,因为斯大林修改和补充的打印稿保存下来了。

    研究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史,总结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既是当今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也是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谋发展、求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晨晔教授《20世纪西方学者社会主义批判史演进轨迹初探——一份值得发掘整理和批判反思的学术资源》一文,着力从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探讨、对斯大林极权主义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后极权主义的批判、对苏东剧变前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否定三个方面,全面清理了西方学者社会主义批判思潮演进的历史轨迹及其主要观点。该文指出,西方学者社会主义批判的正式乐章是伴随着对战时共产主义最初实践及其遭遇的问题而展开,进而探寻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新路径,还深化了对极权主义多元起源及其实质的研究,最终由苏联东欧的剧变引起了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否定,重弹西方思想界唱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老调,并筹划21世纪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抵抗战略。该文认为,西方学者对现实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研究,既有疏于深入细致调查研究而浮于表面现象所形成的误读,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主观臆断所造成的曲解,但其中也不乏切中问题要害的真知灼见,是20世纪留给大家的一笔值得系统发掘整理和细致解读反思的重要学术资源。

    纵观数百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如何定义“社会主义”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人们往往不是用这个词来描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本质特征,而是用来描述那些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手段及其政策。英国工党理论家A.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对之提出不同的看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彭远《用“社会平等”的价值目标定义社会主义——英国工党理论家A.克罗斯兰提出“目标”和“手段”的命题》一文,向人们先容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在A.克罗斯兰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解放,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这个根本目标相比,其他一切都是手段。无论是公有制或私有制、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还是公有制的具体形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等,在社会主义者看来都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A.克罗斯兰进而认为,对于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来说,所有制因素越来越不重要,从社会的、伦理的还是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没有理由认为国有化会使大家更加接近社会主义。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再是决定一个社会根本性质的决定性因素,而追求无阶级社会的平等才是社会主义者的共同价值目标。在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和国情的不同,不断地调整赖于实现这些价值的具体手段,这是A.克罗斯兰给予大家的重要启迪。这些论断无论对于理解英国工党政府的相应内外政策,还是理解战后整个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阐释

    近年来,随着中国化道路的进一步推进,“共产主义”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热词。有些人认为,这条道路似乎离共产主义远了,又有人喜欢在“共产”上做文章,以为中国的现行政策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这里需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中联部肖枫研究员《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中国道路》一文,围绕“共产主义”具有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辩证地使用“共产主义”概念、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实践中全面总结经验教训、斯大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教训极为深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共产主义”近了而不是远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脚踏实地迈向共产主义等问题,从理论的高度畅谈了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该文指出,共产主义除了指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外,又泛指整个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以及为实现这种思想体系所确定的目标而进行的社会实践,即共产主义运动。大家现阶段的实际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要超越阶段去实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决不可动摇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一切实际斗争和运动,尽管不同时期具体任务的性质各不相同,但毫无疑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该文认为,只有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一内涵,才能认识到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脚踏实地迈向共产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笔下,至少有150多件作品的800多处论及过中国。海外对这笔财富的真正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处于俄、英、德文专题文献编译导读阶段;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学者触及共产主义中国性质的论争; 8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人们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考察,随之对经典文本的研究也进入了多维审视的阶段。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东红博士《经典作家笔下的“中国印象”——海外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编译及其评论》一文,对这三个阶段的研究历程作了回顾,并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专题文集的编纂、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和关于毛主义的论争、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论述是否存在“欧洲中心主义”以及“颂华”或“贬华”的倾向等问题,作了梳理和总结。该文认为,对于19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典作家一方面关注来自其外部的冲击及其带来的反响,并对由此造成的破坏性或建设性结果,从道义和历史两个方面给予了全面的评估;另一方面,他们也关注到中国社会结构对其生产方式的固化作用,重视中国对欧洲以及世界的作用和影响,强调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不断转变的地位。这种观念大大深化了他们对亚洲国家和东方社会之差异性、复杂性、稳定性的认识,丰富了他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多样性的思考,实际上也影响着后来欧美关于近代中国和共产主义中国的研究篇章。

  “中国道路”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尤其是它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国内外学界可谓见仁见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汪宗田、黄艳霞《近代以来中国道路的历史嬗变及其内在逻辑——在西学、马学和中学的相互冲突和交融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对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及其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形成是某一历史进程的具体产物,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即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该文指出,近代以来,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不断冲击与挑战下,中国在选择和探索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18601911年的开明专制、19121948年的资本主义、19491978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和1979年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4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实现了4次发展模式的转换。尽管这些模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在它们的背后却有一条共同的内在逻辑,即从“西化”到“中化”再到“马化”,其实质就是“西学”、“中学”和“马学”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在不断学习、实验、试错和创新过程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该文认为,中国道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继承性和创新性,它的基本格局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市场机制、加权威政府,强调社会和谐,体现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市场与计划、社会主义与民族特色的统一,既不是传统学问的翻版,也不是西方学问的移植,更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照抄,其实质是一种中国式的国家主导的混合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要求围绕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力量交互作用而形成历史合力,从而全面推进经济、政治、学问、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必由之路。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垄断的西方话语对中国话语的扼制和挤压,以至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被西方话语所淹没或吞噬,并最终转入西方现代性模式。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田鹏颖教授《在解构“西方话语”中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把握世界视野、历史视野、当代视野和未来视野》一文,阐明照搬和套用西方话语逻辑没有出路,而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必须把握这四个视野。该文指出,在世界视野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可以发现不管哪个国家和民族都必将走向现代化而无法摆脱现代性的“纠缠”,但现代化模式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坐标应当有中国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历史视野中把握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近代中国170多年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500年的跌宕起伏、中华民族5000年悠久文明的传承,可以发现西方模式并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成功的原因,在于理论符合实际,道路符合规律,制度符合民意,价值符合潮流,创造符合传统;在当代视野中把握文明可以交融和借鉴、不能照搬和克隆、应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发现“西方模式”不能复制和传导,“中国模式”可以博采众长;在未来视野中把握自觉坚持与自我发展的关系、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可以发现任何现代化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道路也需要不断地自我完善和修复。该文认为,中国的发展总是在颠覆西方政要的预言、修正教科书的论断、革新理论家的观念中前进的。把一个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展示给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了解中国模式的真谛和内涵,使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强势话语,得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普遍认同,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围绕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出现了一些误读和争论,问题的症结在于是否需要墨守西方的政治逻辑,复制它们的制度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奚广庆教授《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新形态——中国政治改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从回眸昨天:为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而奋斗;立足今天:努力开拓民主政治的新形态;瞻望明天:为世界民主政治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等方面,作了系统阐述。该文指出,坚持西方中心论,就是把欧美政治发展的逻辑宣扬为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把西方的议会选举、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鼓吹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同时把它强加给东方发展中国家。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群构成、学问积淀、历史传统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同,其国家权力的结构、特征、发展逻辑和运行规制必然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形式都是自己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的产物,不会一模一样,可以相互借鉴,但不能抄来搬去。该文认为,中共创造了全新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阐明了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它应当在各个方面代表人民意愿、体现人民利益、保障人民权利、实行人民管理;创造了“豆选”、“三三制”民主政权、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区域自治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形式,表明我党始终不渝地为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政治而探索创新,并使这个制度成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提高、学问进步、公平正义、民族团结、国力增强的有力保证。同时,应当以建设性的态度、主体性的思维,吸取世界政治文明的最新成果,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民主发展的丰富实践,总结它的成果、阐明它的经验、研究它的问题、开掘新的资源、形成新的观点、探索新的答案,把人民民主政治推到新境界。

    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后,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跨越说”和“补课说”之争就难解难分。前者立足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依据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公社的论述,认为同属于东方社会的中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积极成果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者则坚持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依据马克思对三种共同体如何过渡到市民社会所做的阐述,认为东方社会即便跨越了也必须回头补上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的课,才能向更高层次社会过渡。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沈斐副教授《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另一种诠释——“新A.斯密马克思主义”提供学理依据和逻辑思路》一文,试图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与社会互构模型中重新发现的A.斯密市场经济理论,论证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从而依据这套学理依据和逻辑思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中国崛起的动力和未来发展做出另一种诠释。根据这种研究,市场经济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以古代中国为典范的、按“农业—制造业—对外贸易”顺序发展的自然道路;一条是以16世纪荷兰为典范的、按“对外贸易—制造业—农业”顺序发展的非自然道路。前者走的是内卷式的、自我维持的发展道路,形成了非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模式;后者走的是外向型的、国家军事机器与资本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展模式。“新A.斯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证明,通过“非自然”的道路打造出的只能是一个以资本家的私利凌驾于自然的“市场”之上的跨国国家体系,而中国具有“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基因,将在未来复活A.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真实含义,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打开大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正在为改造跨国资本、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九、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长期以来,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仅被作为其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插曲,既与他的哲学思想绝缘,也未能成为其政治思想的主干。根据他的自述,自1919年起他便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且一直持续到晚年。但这个信仰的内涵却随着他对不同的历史语境、政治运动和哲学理论的反思而不断变化。因此,只有从哲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张君劢的政治思想流变,其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脉络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清华大学博士生宋溟《“挟社会主义以号召国人”——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脉络》一文,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其整体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该文指出,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十分复杂的哲学背景,对西方哲学理论的选择,形成了他在各个时期形态各异的社会主义构想。英国的自由主义、德国的生命哲学、G.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I.康德哲学、中国的儒家传统等,都曾是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由于这些理论资源的复杂与矛盾,使他的思想深处存在诸多问题,也为反思社会主义思想在不同时期中的不同内涵提供了新的维度。该文认为,张君劢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既是政治诉求,也是哲学理想,虽然它们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有所变化,但总体上给出了一套不同于苏联道路的社会主义方案,并做出了与儒家传统努力勾连的尝试。尽管这些尝试存在着诸多问题,而如何在儒家传统的内部重新确立更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原则,却是张君劢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留给当下的思考起点。

    中共在草创之际,通过对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引介,在各种新思潮的博弈中树立起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帜。国共联合战线建立后,中共政治精英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将对巴黎公社的认知化为凝聚革命力量的共识,公开运用这一思想利器对民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此举不仅为国民革命注入了赤色的共产主义元素,而且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行预埋了宝贵的政治能量,这一能量的释放对日后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江苏省社科院束锦副研究员《为国民革命注入赤色的共产主义元素——中共早期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传播》一文,从道路的抉择,中国共产党传播巴黎公社的缘起;旗帜的树立,中共早期领导人奠定对巴黎公社认知的基础;行动的前奏,中共政治精英凝聚巴黎公社中国化的共识三个方面,全面展示了中共早期对巴黎公社认知与传播的整个过程。该文记录了李达勾勒“组党—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图;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系统认知巴黎公社;陈独秀、周恩来、瞿秋白等人扩大巴黎公社的传播范围;张太雷在纪念活动中公开宣扬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毛爷爷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播撒巴黎公社的赤色火种;两个“三·一八”纪念活动深化中国革命者的巴黎公社情结等历史篇章,说明巴黎公社已然成为中共独立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象征与政治符号。在继起的苏维埃运动中,中共政治精英将这一蕴含深意的政治符号化为领导大众变革中国的有形力量。

    1924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宏观性引导常常面临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带来的挑战,这是中国早期常识分子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理论性问题,包括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本身所追求的世界性与中国革命内在包涵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在国共合作时期如何解决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的理论鸿沟?如何调节阶级斗争观念与阶级间联合战线之间的差距?如何阐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以及土地革命等关键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都留下来瞿秋白的探索和解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潘若天、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岳亮在《在社会主义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调适——瞿秋白对中国革命早期理论的前瞻性建构》一文中指出,瞿秋白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提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上是国际主义”这一论断,强调中国的民族革命只有放在更广阔的世界革命之中才能挖掘出其内在的意涵,这就消泯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倾向之间巨大的鸿沟,沟通了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民族革命的隔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历史意义。同时,他还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置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之中,弥合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理论鸿沟;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并认为争取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领袖权之客观条件是具备的;比较早的关注到农民问题,强调中国革命应以土地革命为中心,才能保障国民革命的胜利等,都是根据中国具体语境对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调适。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神话。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战胜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爬雪山、过草地,挫败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体现了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英雄业绩。上海大学海派学问研究中心朱少伟《举世无双的远征史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壮举的传播起步于上海》一文,披露了这一伟大壮举最初见诸报刊和书籍而受到全球关注,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为了领导恢复白区党的组织,陈云从长征路上辗转来到黄浦江畔,挥笔书写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前期情况的报告,并被整理成《英勇的西征》发表于《共产国际》杂志上,可以说它是最早向世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之后又将文稿整理成《随军西行见闻录》;美国记者E.斯诺也是在上海逐渐了解到中国西北黄土地上活跃着为世人称道的红军,并在宋庆龄的推荐下赴陕北考察,后来也就有了《西行漫记》,书中关于长征的内容在上海编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围史实》出版;著名作家丁玲还是从上海出发抵达陕北,与成仿吾等一起负责编辑第一部长征集体回忆录《二万五千里》;共青团江苏省委在上海创办的《少年真理报》7次连载《中国红军的铁流》,这应是上海第一种宣传长征的书籍;最后,在收到萧华辗转送来的20多幅反映红军长征历程的漫画照片后,阿英决定在上海风雨书屋推出第一部《西行漫画》,这既是无比珍贵的革命史料,也是长征片断的形象纪录。作为中国革命的传奇名片,红军指战员的不朽之作已超越历史时空,继续激励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新的长征。 

十、基于解密档案的历史真实

    1.法国首次公布美国记者向社会党国际局提交的反袁“二次革命”前后实况的亲历报告

    1913712日,被历史证明为“昙花一现”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不到两个月便匆匆宣告结束。期间,美国记者G.哈丁(G.L. Harding)在中国作实地观察,并写有一份亲历的实况记录,向社会党国际局(ISB)秘书C.胡斯曼(Camille Huysmans)报告。可惜的是,这封重要的信件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找不到下落。近期,法国巴黎人文科学基金会(the Fondation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图书馆公布了该国历史学家G.豪普特(Georges Haupt1928197840份有关一战以前欧洲社会主义历史的全宗档案,所幸的是G.哈丁那封信件也在其中,这就为历史学家研究中国早期革命史提供了一份有关“二次革命”及孙中山作用的翔实资料和广泛分析。本报告记录了宋教仁被暗害于上海火车站、北平外国银行引导本国政府给袁世凯以决定性的经济支撑、南方派对江南制造局发动的第一场袭击、不畏恐惧的年轻人誓为报复独裁者的恶行断指血书等多处场景。G.哈丁在分析中国现状时指出,“虽然中国还没有工业问题,也没有自觉的无产阶级运动,我却发现国民党已经完全被社会主义渗透”,“主要是通过孙博士的个人运作,民族主义革命几乎成为了社会主义运动。”他认为,重要的是革命者已经在这个全世界最古老的国度释放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已经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国度。

    2.中共首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始末

    19216月,当上海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时,远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三位中国共产党人正肩负着千钧压力,为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亮相共产国际舞台,进行着一场生死较量,并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缪国庆《不能忘却的一场生死较量——中共首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始末》一文,披露了这段珍贵的历史片断。那时,让中共代表没有想到的是,与他们先后到达莫斯科的竟然还有国内其他所谓的“共产党”组织代表:一家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另一家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而且这两家已经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如果三方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中国今后将同时存在三个“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国革命将面临复杂的局面。在这当口,张太雷等人十万火急地发出《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接着又发布了《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揭露姚作宾、江亢虎十足的政客嘴脸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给予中共以最大的支撑,果断地收回了他们的代表证。这次历史性的胜利,使共产国际第一次确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唯一合法的政党。这是一段鲜为后人所知、却曾经被世界目光注视过的历史;这是一个尽管时空遥远、却不能为中国共产党人忘却的记忆。

    3.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催化下1956年英共党内的分裂

  1956年是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标志性年份,也是国际共运史的一个分水岭。那年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为开端,以匈牙利事件为节点,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机,对英国共产党而言也是分裂的“灾难性”之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客座研究员初庆东《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催化下的英共分裂——档案史料回溯1956年党内危机形成的真实原因》一文,根据大量的英共档案、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报刊等史料,回溯了1956年党内危机形成的真实原因。该文揭示了这一危机的形成与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秘密报告”的出台、匈牙利事件等密切相关。当时,以英共历史学家小组为核心的常识分子党员不顾领导层的限制和反对,在党内出版物上对“秘密报告”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要求重新评判英共对社会主义、民主、党和国家、与苏共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并进行党内改革。但是,英共领导层为了国际共运与党内的“团结”,压制党内公开自由的讨论,这引起了英共常识分子的不满与“造反”,他们要求英共划清与苏联的界限,而领导层却发表声明支撑苏联一手造成的匈牙利事件。在英共领导层与常识分子党员的激烈对抗中,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和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常识分子与英共分道扬镳,从而使党遭遇自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英共1956年危机的形成是赫鲁晓夫“拨乱反正”的附属品,也是西方国家共产党面临的共同命运的一个真实写照。

  4.美国学者G.弗揭露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由谎言编织而成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给当时的国际共运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斯大林的高潮。50年后,美国蒙特克莱州立大学教授G.弗(Grover Carr Furr)在俄罗斯出版了他研究“秘密报告”的第1部专著《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Антисталинскаяподлость,2007)。该书彻底颠覆了西方某些历史学家关于“秘密报告”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演说”的结论,并认为它“全部由谎言拼凑而成”,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贝利亚“罪行”的论据没有一件与事实相符。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马维先研究员《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演说竟是欺世之作——美国学者G.弗揭露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由谎言编织而成》一文,围绕个人崇拜、大规模镇压、斯大林与战争、践踏列宁民族政策等问题,先容了美国学者有理有据的调查考证及其结论。该文认为,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有些刻意回避的内容,被G.弗称之为没有发表的、暗藏在背后的第二个“秘密报告”,试图披露赫鲁晓夫极力想抢在自己30年代搞大镇压被揭发出来之前,发动“平反”运动,并将“镇压”的责任转嫁到斯大林身上的历史事实。该文指出,无论苏联时期还是1991年之后,当局都没有让研究人员接触有关的侦查档案材料,其中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而仔细地研究这一关联,可能会得出斯大林和贝利亚都无罪的结论。虽然赫鲁晓夫使尽浑身解数,将所有罪状都加在他们头上。   

    5.封存于苏联内务部档案库的布哈林狱中遗稿重见天日

  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1938),曾身陷斯大林的囚室,而就在一年的“铁窗”生活中,他创作了《社会主义及其学问》、《辩证法概论》和小说《时代》三部作品。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们一直被封存于苏联内务部的档案库中,直到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才重见天日。中央编译局郑异凡研究员《封存于苏联内务部档案库的布哈林狱中遗稿重见天日——新版〈布哈林文集〉收入其身陷囚室创作的三部作品》一文,披露了这段不凡的经历。1937227日布哈林被捕,在卢比扬卡监狱中度过12个月,写了三部书和一扎诗稿。手稿马上被当作“绝密”文件送交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斯大林,藏之于他的绝密档案库。苏联时期的档案资料几经浩劫,能够保存下来的一些文件,主要是上面盖有“永远保存”的图章。后来,遗稿得以重见天日,是布哈林的亲属和美国布哈林问题专家S.科恩(Stephen F. Cohen)多方努力的结果。这位专家在续写布哈林政治传记时,发现布哈林有可能在狱中写下了一些东西,但直到同戈尔巴乔夫的一名助手私下谈话时才得知确实存在四份手稿的事实,于是他开始以布哈林的妻子拉林娜和儿子尤里的名义搜寻手稿。1992年,S.科恩找到叶利钦的一个亲密助手,他被拉林娜想要知道自己丈夫悲惨命运的要求所打动。经他的联系,数周后四份手稿的复印件送达布哈林的亲人手里,但在逮捕时被没收的有关学问的部分手稿已被遗失或销毁。该文认为,布哈林在手稿中提出的独特哲学思想及其新观点,直至今天仍有其价值,它是创立与斯大林主义不同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象的最后一次尝试。

  6.俄独立调查人员对“卡廷事件”的官方结论说“不”

  1943413日,“柏林电台”播发了关于在卡廷森林发现1.2万名波兰军官墓地的报道,纳粹分子断言,他们是被布尔什维克消灭的。该报道震惊了世界,史称“卡廷事件”。两天以后,苏联情报局指控德国纳粹分子是屠杀波兰战俘和囚犯的刽子手。直至19904月,时任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时,当局才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有绝对的和单方面的责任,称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并于19929月公开了证实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卡廷罪行的克里姆林宫“一号密封袋”绝密文件。近年来,以В.施韦德为代表的俄独立调查人员通过长期调查得出结论:“一号密封袋”内绝密文件伪造的可能性极大,并在其发表的《卡廷秘密》(《ТайныКатыни》)、《卡廷:当代问题史》(《Катынь.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等著作中证实,在卡廷森林大规模屠杀波兰战俘的罪犯是德国纳粹分子。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马维先研究员《德国纳粹分子是屠杀波兰战俘的罪犯——俄独立调查人员对“卡廷事件”的官方结论说“不”》一文,报道了俄罗斯学者的调查经过及其结论。该文指出,不对全部已知的和新发现的事实作进一步的研究,就对卡廷悲剧作出所谓最终的结论,将是非常草率的。   

    7.原民主德国社会统一党总书记E.克伦茨(Egon Krenz)披露柏林墙倒塌的内幕

    1990年两德合并以来,关于柏林墙倒塌的历史记述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描述。民主德国被描绘成了邪恶政权,故意把民德党和政府说成是和平的反对者,并一直渲染柏林墙是在西德影响下的东部民众自发推倒的一种假象,从而把德国统一的世纪功绩戴在西德政府的头上。《柏林墙倒塌的历史真相——原民主德国社会统一党总书记E.克伦茨披露内幕》一文,以历史见证人和亲历者的身份,就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的历史真相和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该文指出,关于流传甚广的“倒塌”一说,其中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第一,柏林墙不是被民众冲破的,而是民德方面自动开放的,是民德党和政府作出的一个主权决定和符合民意的历史性抉择;第二,苏联和西德本身对柏林墙持开放的态度。该文认为,柏林墙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建造的,由于西德制订和实行了一套挖民德墙角的政策,所以建墙在当时状态下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是资本主义集团和社会主义阵营斗争的历史必然。不料,由于经济原因修建的柏林墙后来成了政治上的象征。在编辑看来,民德的沦亡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一是自身的失误,改革进行得缓慢,漠视民众的情绪和要求;二是民德的存在与苏联的战略利益紧密相连,民德的出现是因为斯大林需要一个缓冲地带、夹在与其对峙的冷战敌人之间,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希翼构建一座欧洲大厦,于是民德成了累赘和弃儿,可见民德从出生到被放弃,始终都是苏联战略利益大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三是戈尔巴乔夫的谎言和背叛,他以 200 万美金的要价把民德卖给了西方社会;四是美国的渗透和颠覆,当时美国最大的意愿和战略是借助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问题,从东边开始来彻底地搞垮这些国家;五是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不团结、政策不一致等。

    8. 20世纪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多侧面记录

  20世纪初至80年代遍及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既是这个时期该地区和各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兴衰的一个重要体现。自冷战向亚洲扩展以来,国外学者一直关注和记录着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刘莲芬教授、上海理工大学施屹立《20世纪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多侧面记录——国外学者相关研究著述一览》一文,从地区、国际和国别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大量英、法文著述,对20世纪以来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和泰国等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其中有的比较了各国共产党的纲领、社会诉求和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立场、战略和战术的变化;有的研究了东南亚共产党与苏联阵营各国以及国际共运的关系,尤其是中苏两种模式以及中苏冲突对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有的分析了各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起源和沿革、同政府军斗争的策略及其成败;有的探讨了各国党的早期历史、关于民族政治及经济环境的策略和诉求、东南亚地区非共国家的反共政策等。该文认为,浏览这些文献资料可以明显感到,多数学者的研究受到亚洲冷战形势发展的一定影响。

    9.作为中共革命与象征的“镰刀锤子”的历史演变

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符号经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从简单模仿到质朴创制,从简单制作到统一制式,最终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形成了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旗帜符号,诠释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国胜副教授《“镰刀锤子”的革命与象征——中国共产党旗帜符号的历史演变》一文,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该文指出,从土地革命时期的“镰刀”加“斧头”的军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加“地球”和“镰刀锤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再到解放战争时期“镰刀锤子”的党旗、由“红五星”和“八一”字样组合的军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中共旗帜符号的演变经历了建党初期的萌芽与曲折、土地革命时期的恢复与彰显、抗日战争时期的消解与重构、解放战争时期的形成与引领,最终形成了反映中国革命道路、引领中国发展的象征符号。该文强调,在革命历程中中共旗帜符号不尽统一,但基本围绕红色和“镰刀锤子”加五角星的组合而展开,在大部分中共旗帜中得到了不同演示,体现了中共的奋斗轨迹,反映了中共所代表的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们在引领革命道路、教育革命群众、区分革命组织、彰显革命象征、传播革命理念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徐觉哉,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原文见《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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