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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思考
发布时间:2017-10-27 11:19:48   点击数:

余金成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西青300387

 

【摘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研究需以当代事实和改革实践为背景:首先,应当以中国改革推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问题导向;其次,需要遵循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原则;最后,应以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为基本目标。

【关键词】21世纪马克思主义;现时代;中国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习大大同志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1“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当今时代,一定意义上就是“发展现代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工程当然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事实上,自邓小平以降,历任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其理论成果构成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线,而哲学社会科学工编辑以此为目标的各抒己见、学理探究,构成了党领导实现该目标博采众长、集思广益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当代,一方面,中国改革历经近40年攻坚克难,形成了“五位一体”建设格局、“四个全面”发展战略、“五大发展理念”——代表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正在生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过百余年的震荡调整,所实现的法制体系、民主政治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教育体系——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了从传统侧重体力劳动模式向现代侧重脑力劳动模式的转变,进而使两种制度重大区别从“有无剥削”转变为“何种平等”;中国提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敬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原则,这同时也是两制关系原则——代表着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型关系正在形成。

  上述事实表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的是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中国改革已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这些都要求用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态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即从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层面,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方位,从理论上提供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当代证明。所谓“21世纪马克思主义”,应该以此作为基本内容;而明确其问题所在、确定其方法原则、确认其基本思路,则成为发展该项研究的重要遵循。

一、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理论难题

  习大大同志说:“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中国共产党人所设定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到了21世纪中叶将相继完成,这不仅意味着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为动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会成功定型,也意味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会最终生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要反映并引领这一实践领域的重大变化。一个时期来,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大量研究都与此有关,其中出现的各持己见、众说纷纭现象,客观呈现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需要面对的理论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由于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明确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运用商品经济,所以,当改革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学界几乎在其所有重大逻辑节点上都经历了不同观点的对峙。

  首先,在分配问题上。许多人只注意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把按劳分配视为社会主义原则,把按资分配视为资本主义原则,忽略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一致性。例如刘国光据此认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能丢了这个论断。它指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人产权的发展,容许按要素主要是资本分配收入,但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为前提 ,不能让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为主体,也应该扭转按资分配代替按劳分配为主的趋势。……只要保持和强化公有制这个主体,贫富差距就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否则两极分化、社会分裂是不可避免的。”2

  在这里,刘国光所设置的底线仍然是从生产关系要求出发的,即“不能让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为主体,不能让按资分配代替按劳分配为主体”;这一观点忽略了按资分配是按劳分配的衍生现象,也是其升级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必然导致按资分配,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试图杜绝按资分配现象,其路径选择只能是限制按劳分配,其结果必然会限制劳动,尤其是限制劳动能力强者的劳动,这是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如果转换一下思路,把从生产关系出发的目标模式转变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话,就会得出不同结论,即把劳动者能力的解放和释放作为最高原则,而所有制和分配问题则相应成为服务于服从于劳动发展的条件,这必然会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至于实行按劳分配因劳动能力差别所导致的贫富分化问题,则可以通过政府发挥促劣变优作用形成补偿机制,一旦劳动者在能力水平上趋于接近,就能够为共同富裕提供越来越充分的主体条件——这一实践模式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

  程恩富正确地把“劳动”和“资本”都视为对生产做出贡献的要素,认为:“其实,‘按贡分配’归根到底可以分解为劳动所得或按劳分配与资本所得或按资分配。当把管理、技术、信息等作为劳动来看待并参与实际分配时, 它们属于劳动所得或按劳分配的范畴;当把管理、技术、信息等作为资本来看待并实际参与分配时,它们属于资本所得或按资分配的范畴。”3但他却提出:“目前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比重的快速下降和私有制经济比重的大幅上升,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首因或根本原因。必须重视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振兴集体经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采用各种综合调节措施,以便制止贫富分化和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4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但他在这里仅仅把所有制视为分配条件,忽略了所有制同时且首先是生产条件。传统社会主义试图运用覆盖一切的公有制来解决社会平等问题,就是仅仅把所有制作为分配条件,虽然形成了人们普遍经济平等关系,却忘记了所有制也属于生产条件,需要与劳动能力相一致,结果付出了牺牲生产力发展的代价。

  上述观点没有注意到:中国改革提出所谓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实质上就是打通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壁垒。恩格斯说:“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532传统社会主义通过否定按资分配来消灭剥削现象,付出的代价是限制了劳动。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的最大突破就是通过认同“按资分配”合理性,解放了劳动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将止步于由此所加剧的两极分化。

  其次,在所有制问题上。周新城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所以一般地讲,市场经济的运转应该服从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运行应该有助于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按照邓小平理论,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方法、手段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必然要由某个行为主体来运用它:或者是由公有制经济来运用市场这种手段,或者是由私有制经济来运用市场这种手段。怎么运用市场这种方法、手段,要由行为主体根据需要来定。行为主体决定采用什么方法、手段,而不是方法、手段决定行为的主体。”7周文批评市场经济崇拜是有道理的,有些人一提到市场经济,就希翼向资本主义模式看齐。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周文硬化公有制价值地位,同样存在问题。对于理想社会所需要的先进生产力而言,所有制同样具有方法、手段性质。按照唯物史观,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生产力,而不是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8

  有人提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放弃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就意味着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9这一判断似是而非。在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首先是一客观事实,其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但使之成为“本质特征”则有悖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他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判断,可以概括为“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内容。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改革是从破除“公有制崇拜”开始的,时至今日,学界仍然徘徊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因为混淆了公有制属于“特征”和属于“本质”之间的不同。其实,社会主义命脉所系或本质规定,不是公有制,而是生产力;当年,马克思突出地强调公有制,恰恰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能形成最高水平生产力——他是从先进生产力角度肯定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两相比较,生产力是“本”,公有制是“末”。中国改革千辛万苦,就是要纠正二者本末倒置现象,中国改革的成功实践,证明纠正二者本末倒置现象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需要警惕的是:同样是坚持公有制原则,人们混淆了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忽略了前者让公有制同时具备了既决定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的双重功能——马克思明确提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0172掌控了生产资料就等于掌控了生产力,也相应获得了特定性质的生产关系;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公有制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建立并维护公有制本身成为了社会主义目标。而后者认为“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才是社会主义本质,所有制成为体现该本质的手段和形式,而公有制主要是在生产关系领域发挥作用,虽然该作用归根结底对于形成更高水平生产力有利。与此同时,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特征,公有制经济所产生的按资分配财富,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资源;而当公有制经济适应了市场机制之后,其进一步发展意味着按资分配数额的增加,这同样是政府行使促劣变优作用的宝贵财富。公有制所具有的这两种独特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区别。所以,共产党人仍然需要公开地、大声地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但据此而说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则不妥。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当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仅仅与特殊时期有关,只是“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客观上要求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9言外之意,一旦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旦社会生产力不再处于落后水平,就不再需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而是要求重返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这种观点笃信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正宗地位,骨子里信不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手,仅仅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作初级阶段的选择,一旦该时段结束,随时准备予以放弃。

  刘国光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应该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方面:“邓小平那次讲的社会主义本质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方面的特征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特征是‘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特征确实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等社会制度的特征,而生产力方面的特征则不能这么说 ,因为其他社会制度在成立的初期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这次谈话之所以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包括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是针对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还极其落后 ,而四人帮又在搞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的社会主义更需要发展生产力,以克服贫穷落后的紧迫性。这样讲是必要的。如果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就不会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的说法 ,而只能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还有一篇讲话涉及社会主义‘本质’问题。19901224日他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这是与南方谈话中讲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相通一气的,都是讲的生产关系, 但是不包括生产力方面的东西。”2

  刘国光的上述观点显然忽略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社会主义代表着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生产力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可以并不体现在生产力方面,只要有生产关系规定性即可,这一见解难以让人认同;至于邓小平明确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属于社会主义本质,却被他说明为仅仅针对了“克服贫穷落后的紧迫性”时期。这样一来,人们眼中就只剩下生产关系,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成为可以脱离相应生产力的独立价值尺度。这很容易重返传统社会主义老路。

  最后,在政府作用问题上。魏杰提出:“现在有人将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看成为‘中国模式’的特征,甚至有人将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当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些观点是笔者所不能认同的。至于有没有‘中国模式’,要不要提‘中国模式’,这里且不去讨论,但最起码是不能将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常态化和制度化,把它看成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体制构成和特征。”11魏的观点包含着合理性,是对“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原则的张扬。但是,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发趋势的市场经济只能导致两极分化,却无法体现共同富裕;要达到共同富裕目标,执政党首先必须在市场经济中坚持该目标,其次必须通过“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努力创造实现该目标的条件。至于如何使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配合,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事情。

  比较起来,洪银兴的观点为正确认识政府作用预留了空间:“在现代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不完全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现代发展经济学家针对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家把政府和市场看做是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机制的观点指出:‘更为有益的是把政府当做构成经济体制的必要要素,它的作用在于有时可以替代其他制度因素,有时则是其他制度的补充。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国家和市场的互补关系必须予以重视。’[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他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强政府”。12 这一观点至少从一定角度肯定了“政府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客观性,至于如何区别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职能划分,以及怎么有效形成双方在“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互动,当然需要通过实践探索才能予以确定。

  但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政治权力的介入,政府需要主导经济增长向共同富裕目标发展,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并非没有道理。按照笔者理解,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至少体现为政治权力的两大作用:第一,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并牢牢把控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不使其落入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窠臼;第二,持续推进促劣变优,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帮助弱势群体,坚定地缩小优胜劣汰所造成的利益差距。

  (二)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形成的“中国模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显著实践成果,人们开始关注这一前所未有的经济模式。20045月美国学者舒亚·库珀·雷墨发表《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引起学界热议。2009914日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发表《全球经济掀起中国热》指出:西方模式的核心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中国并非如此但取得了辉煌成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北京共识是市场列宁主义的模式。英国发展问题专家库克认为,中国模式的总特征是“威权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德国学者桑德施奈德认为没有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成就在于“实用主义”。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中国模式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新加坡学者郑永年201054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认为尽管西方人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能否持续表示质疑,但“中国模式”客观存在。詹皇·曼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

  徐崇温认为“中国模式”的提法始于邓小平。高尚全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中华学问、民主政治。叶庆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政治上集中统一与经济上放开搞活的有机结合;凸显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与国家对经济生活强有力干预的相辅相成。

  上述观点不乏深刻见解,但大都强调了“中国特色”而忽略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需要与社会发展规律相联系。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承认社会主义是规律产物,而中国尚未建立与改革实践相一致的社会主义规律理论。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社会将取代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只是,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过分乐观地判断理想社会将很快实现。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真正进入共产主义,还需要经历漫长的发展时期。这样一来,理想社会及其发展模式往往需要经历如下过程:首先作为确定目标表现为政治理念;其次作为实现过程表现为运行机制;最后作为完成形式表现为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创新人类发展模式目标,也展示了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不同,但并没有完成对这一发展模式的最后建构。学界之所以在中国模式上众说纷纭,主要是混淆了该模式建构过程的不同阶段,要么突出其所表达的政治理念,强调了它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夸大了其成熟程度;要么突出其所呈现的过渡性质,强调了其不成熟状态及与成熟资本主义的比较劣势,弱化了其成功的可能。

  20161130日,习大大同志在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来,大家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学问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13应该说,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中国模式,其诞生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逻辑张力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的框架,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关注。学界许多人认为:“时代化”只涉及到策略原则层次的与时俱进,而无须触动逻辑原理方面的修正。例如杨耕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深刻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的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仍然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并且具有内在的当代意义。”14这一见解当然是有某种道理的。但失之于抽象,没有联系社会主义被迫进入改革的实际,忽视了中国改革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判断,还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判断”,最终都使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结论;现在,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代替了,难道前者得以成立的逻辑依据没有出现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最终目的是改造现实社会,其实践目标设置只能是思想逻辑的产物。当前者出现失误,必然折射至后者特定逻辑环节。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的论断是正确的;关于这一规律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论也是正确的;但是,在解读该规律时,关于其中生产力第一致动因素取决于生产资料技术水平的结论则体现出历史局限性。而正是后者使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了理想社会计划经济模式。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把计划经济侧重生产力中生产资料作用转变为侧重劳动者作用,即从充分利用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转变为持续激励劳动者劳动。一旦忽略了这一转变背后时代条件的重大变化,就会模糊该转变本身所具有的根本性质——即涉及到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正确描述问题;兹事体大,必然会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重要任务的认知。

  学界上述意见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今天,已经较为完整地展示了自身基本规定性;但是,由于中国改革本身尚有待形成基础理论层面支撑,学者往往在解读策略理论时各取所需。这应该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属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创新,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理论与实践,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内容,又具有西方学问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成果,还包括了中华学问中社会本位的价值原则,但同时,又很难归结为这三种学问成果任何一个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正在路上,迄今为止,还没有最终形成说明其历史方位的基础理论;加上利益主体复杂性、资源结构多样性、价值尺度多元性、改革推进过程性,所以,学界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各有立场,各具视角,各含其理,虽成果丰厚,洋洋大观,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像笔者所举国内外学者以上各例,都包含一定道理。正因为如此,问题已不在于人们所论“有无道理”,而在于“道理是否全面”,即如习大大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需要区别是否“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是否“既看存在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揭示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1

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依循的方法原则

  中国改革对马克思主义发展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一方面,该实践领域实现了生产力持续发展,坚定了人们沿着市场方向深化改革的信心,但也鼓动了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倾向,形成了对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若明若暗的困扰;另一方面,该理论领域虽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坚持和改造提供了科学理论引导,但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证明沿用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尚未触及并说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必然性问题,致使一些人止步于把市场经济视为仅仅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的另类策略,动辄就想回归传统社会主义老路。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上的二元现象,客观上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践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覆盖范围,即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形态与原创形态的区别,使双方在理论逻辑上产生了某种不一致,导致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被分裂,损害了其彻底性和一致性,不仅影响到对社会精英层次的说服力,而且波及到对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有效传播,致使“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1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标就是针对上述问题,就是为了化解由此所产生的矛盾:立足于21世纪时代事实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反映其经验,表现其成果,使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断对接,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里,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要:

  (一)需要全面贯彻习大大同志所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原则

  1.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强调了两层含义:一是承担“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任务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二是承担该任务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针对全人类,因此,它的理论成果由人类共享,其发展使命也由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共担。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这一问题,自然是从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出发,既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不仅能够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将为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困局的人类提供可靠的借鉴。

  2.原创性。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然以中国改革为前提,当然需集中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方向,全面梳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大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坚持、改造、完善过程,完整推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人类全新发展模式。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其成功的标志在于完整体现“先进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生产关系”这一社会主义本质。如果说,资本主义通过市场经济提供了实现先进生产力的经验、传统社会主义通过公有制计划经济探索了实现共同富裕生产关系的经验的话,那么,把“先进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生产关系”共寓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则既没有前人理论的提出和预设,也没有前人实践的探索和经验,属于当之无愧的创新。并且,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建,需要经历一系列试错性质的发展,所以,该创新不仅仅要求命题或概念的原创性,而且要求过程和目标的原创性。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时代性。当今时代的最大变化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或者说,是人类从工业化时代进入了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化时代。信息时代的显著特征有二:其一是资源配置范围的全球化,其二是资源配置方式的信息化。这是马克思时代所无法想象的,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解放条件的设想——例如所展示出的以精神形态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物质形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景,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定性——例如所展示出的以劳动方式脑力化取代生产方式计划性。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依据,当然需要认识到这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再认识,必须厘清其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论证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是该生产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而也是马克思主义从原创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其完成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成果。

  4.继承性。“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判断,需要归结到对其特征的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区别在于政治权力地位和作用不同——资本主义政治权力要么扮演寻常市场秩序“守夜人”(斯密),要么充当经济危机期间“消防队”(凯恩斯),而社会主义政治权力不仅承担了坚持和维护共同富裕目标的历史责任,而且肩负了配置资源促劣变优的现实责任。政府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如此作用,与社会主义主张社会本位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后者提供了权力净化的价值观基础。而此举由中国共产党人担纲,则与其继承了中华学问优秀成果相关。中华传统学问崇尚社会本位价值观,把个体与家国一体化,无论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士情怀,都迥异于西方学问把个体本位绝对化的价值主张。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集大成,在当代对中华文明成果的吸纳,弥补了过往仅仅吸取了西方学问成果的缺憾,客观上成就了其完善形态。事实证明,西方学问主张个体本位价值观,中华学问主张社会本位价值观,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擅胜场,如今是走向融合统一的时候了。唯如此,才能因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客观需要。因此,此处所谓“继承性”,不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自身传统学问成果的继承,也是指肩负了人类解放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两大主脉学问成果的继承。

  5.系统性。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意味随着中国改革实践深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渐趋成熟。虽然其最终实现须待共同富裕局面基本落实,但作为其初始成果的消除贫困现象则可望可及,而其逻辑前景亦是有理有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客观上呈现出“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全面协调、促劣变优”机制,能够完整地体现“先进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本质,进而表明中国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具有从初始“手段”性质、中经“战略”性质、直至“必然”性质的递进特点,展现为认识不断深化过程。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正在从前后相继的重大战略思想,演进成为目标明确专一的逻辑理论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历史条件基本具备。在此意义上,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针对的就是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性思想体系这一任务。

  为了体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上述方法原则,需要正确认识“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学界于此虽然早有共识,但由于在“坚持”和“发展”两个基本概念上解读不同,致使其边界呈现漂移状态。按照笔者理解,需要在全面梳理马克思主义文本内容基础上,明确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和本质内容,使“坚持”马克思主义获得基本遵循,从而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最大空间。

  (二)需要科学表达“用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内容

  1.确认马克思主义核心理念,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关键、最基本的理论概括。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理念可以表述为“从规律意义上认识并实现无产阶级即人类解放”[15]。其要点:(1)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发展规律,并以此为前提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2)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既是理论,也是实践,是二者的互动与统一;(3)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解放来实现人类解放,因此,其立场站在无产阶级或弱势群体一边。显然,马克思主义核心理念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性,其三个要点均具有不可或缺性质,它们的统一表现在:认同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客观规律是前提,凡是在这一点上持有异议者断难属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转变为实践的,其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同时意味着实践检验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规律判断的正确与否——认同规律存在并非等于掌握规律,凡是在这一点上持有异议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始终站在穷人立场上,主张通过解放穷人实现人类解放,虽然为了发展生产力不得不激励富人积极性,但此举也包括为帮助穷人积累物质条件,共产党人所谓“不忘初心”就是不忘这一点,凡是遗忘了这一初心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2.确认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具有三个层次:核心层次是“方法理论”;主体层次是“逻辑原理”;外围层次是“策略原则”。其中:(1)“方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灵魂和标志,是马克思主义总原则;(2)“逻辑原理”是运用“方法理论”考察时代条件所得出的关于规律的认识成果,是形成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基本依据;(3)“策略原则”是依据“方法理论”和“逻辑原理”考察当下经济政治形势的认识成果,体现为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和策略内容。显然,上述三个层次关系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形态转变为实践运动中,三者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其中,方法理论提供总体逻辑关照和基本思维原则,逻辑原理提供时代规律解读和宏观战略目标,策略原则提供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具体策略选择。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条件变化而理论不断深化中,三者既相互关联,又各行其是,其中,策略原则往往与时俱进,一旦经济政治形势发生重大改变,就会及时更新;逻辑原理往往与时代俱进,当时代条件尤其是人类生产力发展方式出现根本变化,而相关策略原则也因之出现系统改变时,就会对既有逻辑结论作出反思,并依据新的事实做出相应调整;方法理论规定了宏观的思维原则,通常具有始终如一的特征。

  3.确认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具有三个内容:一是认同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客观规律;二是认为该规律体现为经济要素归根结底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认为无产阶级或弱势群体不断变强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标志。以上三方面,分别构成通常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点和立场。不难看出,它们呈现为渐次展开的逻辑过程,即“认同规律——规律内容——规律要求”。虽然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具有宏观性,但它同时也具有确定性。正是在其所具有的确定性意义上,该方法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成功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逻辑理论证明,并不断消解一直以来存在着的中国改革实践与以论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合理性为旨归的原创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之间的不协调,使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象的认识,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逐步趋于一致。一旦最终做到这一点,就能够对实践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三)需要正确体现“用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运用

  1.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在内容上的确定性和形式上的宏观性,使其基本原则具备了更强的覆盖力,得以抹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之间出现的断裂现象。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时代条件不同引出了不同实践模式,其中体现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原则是完全相同的。这一局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实践与理论重归一致性和整体化——这是理论具备彻底性的基本标志,由此将率先对重视思想逻辑的社会精英群体产生说服力,使他们真诚相信并自觉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而通过他们推动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2.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所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再属于权宜之计的策略选择,而是可以直通理想社会的历史必然选择;后者依据中国改革实践,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思想,吸取了西方学问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合理经验,继承了中华学问社会本位价值理念,其逻辑结论具有历史前瞻性,能够对当下中国改革进一步发展提供启迪。

  3.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能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重大战略思想集萃,深化至基础理论,从意识形态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统一,使全世界人民看到一种完整形态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此举可以有力地展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形象,使其公平正义模式得到理解乃至竞相效仿,使社会主义事业重获认同以至逐步凝聚人心,也使敌对者难以抹黑非难寻衅滋事。

  显然,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说,理清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区别,最关键的方法原则是确定正确问题领域,即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类生产力领域变革的一致性:首先,把中国改革看作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其次,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最主要原因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出现了从生产资料向劳动者的调整。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体现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其理论主张归根结底是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中国改革推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生产力环节上从侧重生产资料作用转变为侧重劳动者作用,其认识经历了初始“手段”切入、中经“战略”定位、直至“规律”要求的深化过程,是一次重大具有原则意义的调整,体现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全面协调、促劣变优”的新型机制。本文主张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象”为重点,通过对其发生环境、生成条件、运行趋势的判断,完成对其基础理论的探索。

  由此需要辩证理解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规律思想资源、西方学问市场理论资源、中华学问德治思想资源的集萃,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本质。概括起来,新的方法原则涉及到对传统社会主义如下三个基本观点的重新认识:

  (1)辩证认识按劳分配——按劳分配逻辑展开是按资分配,要真正落实按劳分配必须承认按资分配合理性;按劳分配社会效应是促劣变优,政府自觉促劣变优将改变“优胜劣汰”格局,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具市场作用的按劳分配和政府作用的促劣变优,其历史趋势将是共同富裕或按需分配即共产主义。

  (2)历史考察公有制——在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中,生产资料既决定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计划经济中公有制居基础地位;在当代,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从生产资料转变为劳动者,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但只有先进生产力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8

  (3)合理判断国家职能——西方学问个体本位价值观戒惧国家权力,认为其强制性所导致以权谋私现象压根无解,所以只能取“三权分立”措施并制止权力介入市场;中华学问社会本位价值观,使个人奋斗与家国利益一体化,中国共产党以权力净化为前提,使政府更好发挥促劣变优作用。

  上述按劳分配、公有制和国家职能问题上的突破,集中表达了对唯物史观关于劳动问题的再认识,即从人类“自由的有意识”生命活动特性出发,化解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进而化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能体现20世纪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实际,又能说明19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时代事实,由此证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

三、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思路

  中国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他所有问题都是以该实践模式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科学揭示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为特征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合理揭示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得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计划经济结论,但当代事实表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的视野之外,应该被看作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重新认定。以此为核心,需要基础理论层面的相应调整,这应该就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定位问题,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层面,阐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来,需要完成三个方面的理论研究任务。

  (一)完整把握中国改革所涉及的三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实践依据

  1.重新审视生产力发展第一致动要素,使传统计划经济侧重生产资料转变为侧重劳动者,进而以此为基础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2.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形成互动,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最终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3.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回归共产党人通过无产阶级解放追求人类解放“初心”,使政治权力自觉站在弱势群体立场,持续推动促劣变优转变,最终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共同富裕目标。

  (二)科学判断当今时代三大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时代依据

  1.科技革命借力市场机制发生,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侧重激励体力劳动方式转变为侧重激励脑力劳动方式:一方面,使生产力得以长足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使生产关系得以规范稳定,阶级斗争诉求从政治目标转向经济利益;这些引发了两制关系变化,而资本主义国家优势地位迫使社会主义国家进入改革。

  2.中华学问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趋同,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进入改革之后具备了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政治定力,进而也促成了把中华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振兴一致起来的政治选择:一方面,中华民族只能依靠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百年来民族复兴的梦想,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能借助中华民族才能走出低谷重返光明之路。

  3.中国改革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重新选择,其完成将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侧重于生产力中“物”的要素,特别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侧重于生产力中“人”的要素,特别强调劳动积极性发挥;要避免原生态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结果,社会主义政治权力需要助推劳动能力领域的促劣变优。

  (三)全面梳理总结当代新的事实及中国改革成果,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逻辑证明

  1.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即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体现的时代性,构成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出发点,关键在科技革命。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从事实上修正了传统社会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在生产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解。马克思当年把生产资料看作不仅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衡量尺度,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衡量尺度。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考虑的是能够避免商品经济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浪费,进而充分利用生产资料的作用,劳动者客观上被看作静态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公有制被视为政治权力维护的重要原则;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把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进步看作劳动持续发展成果,全部问题集中于如何充分发挥劳动者积极性,所有制形式需以劳动解放为准则。其逻辑进程如下:

  (120世纪中叶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进入迅速发展时期。

  (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倚重体力劳动向倚重脑力劳动转变。

  (3)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健全四大体系缓和了阶级斗争形势。

  (4)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滞后被迫选择改革。

  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产生的对劳动的激励,势必转向脑力劳动方面。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动机驱使下,科学技术在劳动资料方面的突破,导致后者被大量复制,从而引起劳动对象扩大,并使人力、物力、财力进入这一竞相角逐洪流,推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科学技术上持续进步,进而对劳动者素养提出越来越高要求。这些展示了生产力发展新态势。一方面,传统第一二产业所占比例不断缩小,说明人类越来越多地运用精神方式进行物质生产。另一方面,人类在教育投入方面不断增加,表明劳动越来越采用脑力方式在进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生产力领域的迅速发展,使其拥有财富资源实现法制体系、民主政治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完成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首先,法制体系和民主政治体系推动“自由竞争”趋于合理发展。如果说,法制体系提供了维护和保证劳动者权益基本形式的话,那么,民主政治体系则成为法制体系趋于合理性的基础。其次,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形成了对“优胜劣汰”的补偿作用。竞争中失败的“劣者”也受到了社会保障体系呵护,体现了在生存层面的某种按需分配。不仅如此,教育体系的形成,使劳动能力弱的社会成员,有可能提高能力水平。这些增加了雇佣劳动者对这一制度的认同度,他们仍然会坚持阶级斗争,但主要目标却转向了以增加自身利益为内容的经济诉求,而不是传统的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革命。

  社会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存在自身不能克服的弊端而具有合理性的。计划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落败于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合法性挑战局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改革,实际上都是这种客观压力导致的。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表明,来自于生产力滞后所带来的压力具有对政治制度颠覆的能量,因而具备了生死存亡的性质。中国改革在1992年果断选择市场经济作为发展方向,应该说与这一事实的警醒作用有关。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借助科技革命,与其说是脑力劳动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市场机制对劳动持续性激励的结果。

  2.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即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体现的主体性,构成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前提,关键在两制关系。

  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成功地激励了人们劳动积极性,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领先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尽管社会主义呈现了社会平等局面,而资本主义则是社会不平等;但是,与资本主义运用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普遍改善了民众生活水平相比,社会主义建立在持续匮乏状态下的社会平等关系显得弱不禁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归根结底与社会主义不能为人民提供越来越富裕的生活条件有关。但是,这一事实仅仅发生在如何发展生产力环节,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也没有否定在此规律基础上关于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换句话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绝不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引导思想地位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去解决具体的生产方式调整问题。其间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是:

  (1)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着两大区别:一是“有无剥削”,二是“何种平等”。

  (2)资本主义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使双方区别重点转向“何种平等”。

  (3)社会主义改革对市场经济的选择本质上是自我完善。

  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存在有剥削,《资本论》及相关著述是其最重要的文本依据。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采取给付工资方式购买了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工资即为劳动力价值;而资本家通过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获得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并拿走了其中的剩余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活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而机器等死劳动则只存在自身价值的转移问题,并不创造新的价值。与之不同,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杜绝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现象,也就消灭了剥削发生的基础条件。

  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滞留在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上,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则应该体现为以劳动者为尺度的平等。《哥达纲领批判》集中表达了上述思想。按照等劳等酬原则,“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马克思的设想是:唯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正是“按需分配”原则,体现出从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向以劳动者本身为尺度的平等的转变。

  在资本主义没有形成包括劳动保护在内的完善法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剥削现象始终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以消灭剥削作为自己的旗帜,展示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成果也都与此有关。到了当代,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尤其是当中国改革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式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意识形态在价值理念方面的区别,正在发生着从侧重“有无剥削”向侧重“何种平等”的转移。16

  两制关系区别从侧重“有无剥削”向侧重“何种平等”转变,从根本上扫清了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一方面,社会主义并没有因此使剥削合法化,而只是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方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得以平等参与者身份融入以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为特征的世界经济秩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合作成员。

  3.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载体,即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体现的创新性,构成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主线,关键在中国改革。

  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调整。首先,它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原则,承认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在设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方面的时代局限性,自觉接受计划经济不能形成先进生产力的事实,通过改革,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成功经验,把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从生产资料转变为劳动者——这意味着中国改革不能沿袭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的既有结论;其次,它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结论,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视为规律性要求,坚信人类能够进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而坚持生产关系中共同富裕目标——这意味着中国改革不能照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难看出,中国改革虽有所依循,但其理论依据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止于抽象,其经验依据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激励劳动的模式止于片面,只能走创新之路才能完成自身所肩负历史使命。从整体上认识中国改革,需要从三个角度入手:

  (1)从历史整体上认识中国改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大大时期分别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坚持、改造、完善过程。

  (2)从现实整体上认识中国改革。“四个全面”分别呈现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素构成、运行机制、价值目标、初始成果。

  (3)从综合整体上认识中国改革。“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五大发展理念”分别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机制、运行目标、发展理念。17

  改革历史整体:邓小平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市场是手段”论断,推动改革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打开了民营企业家入党通道,化解了因后者崛起而对改革方向的质疑,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胡锦涛通过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主张“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区别于既有市场经济模式,改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习大大以“四个全面”为目标,开启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程。

  改革现实整体:“全面深化改革”规定了资源配置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两大致动要素,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构成;“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市场行为和政府作用都必须依法进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执政党不忘初心,牢记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动政治权力扶助弱势群体,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现象为蓝图,设置了在生存需要层面实现按需分配任务,表明迈出了共同富裕的第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始目标。

  改革综合整体:“四个全面”展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机制,“五位一体”建设格局展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目标,“五大发展理念”展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理念。三者的结合,勾画了人类新型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面貌。其中,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问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思想成果,又体现了西方学问关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模式成果,还体现了中华学问关于政治权力合理作用经济发展的社会本位价值成果,是三种优秀学问资源的集大成。三者共寓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者因此也将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传统转变为现代的标志;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实践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也将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成果。

  4.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资源,即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体现的继承性,构成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条件,关键在中华学问。

  中国改革在生产方式方面的突破,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听任“优胜劣汰”导致两极分化,而前者则力图使“优胜劣汰”最终趋向共同富裕;其中,社会主义所仰仗资源就是政治权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体现“优胜劣汰”,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通过促劣变优,使优劣劳动能力之间差距逐步缩小,最终体现共同富裕。政府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作用,在于社会主义政治权力不仅体现了其价值观的集体主义原则,而且有效地对接了中华学问的社会本位理念。两相结合,使个人利益与家国利益高度融合,很好地解决政治权力向弱势群体利益倾斜即促劣变优难题,这是一直信奉个体本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学问很难做到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宣示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逻辑上要求完整体现人类文明成果集大成,如果说,其原创形态是以西方学问成果为基础的话,那么,在21世纪,其发展形态则体现了对中华学问成果的吸纳和继承,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马克思主义全面继承了人类文明成果的标志。其中的关键是把握如下三个环节:

  (1)人类在漫长自然经济时期形成两种基本学问形态:在开放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以个体本位为基础的西方学问模式,在封闭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中华学问模式。

  (2)自然经济时期,中华学问社会管理成本较低,得以占据优势地位;商品经济时期,西方学问对个人激励更多开启了智力资源,走上了较快发展道路;而目前信息经济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运用,客观上要求西方学问与中华学问优势互补。

  (3)市场经济自发形成两极分化,引发了持久不息社会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借助政治权力通过帮助弱者予以化解;而中华学问社会本位价值观有望助推权力自我净化,使这一举措成为可能。

  两种学问形态基本禀赋:西方学问恪守个体本位价值观,崇尚法治原则,体现“利益区别基础上的社会竞争”机制;其优势在于一开始就抓住了人类发展的个体基础,使社会进步获得了广泛的动力源泉,其劣势在于长期面对个体差异所带来矛盾和冲突,管理成本居高不下。中华学问信奉社会本位价值观,崇尚德治原则,体现“差别有序基础上的社会协作”;其优势在于一开始就体现了人类发展对社会关系的依赖,使社会管理成为其重要学问成果,其劣势在于因一定程度限制个性化发展而导致保守倾向,发展速度相对滞后。

  两种学问形态国家观念:西方学问往往把个体本位价值观绝对化,认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生命只能采取个体方式存在,人们拥有利己动机天经地义;国家行为具有强制力,组成国家权力的主体却是个人,很难避免以权谋私现象发生——权力必然与腐败相联系,国家属于“不能没有的坏东西”;为此必须采取“三权分立”限制权力,必须杜绝权力介入市场。中华传统学问把个体与家国一体化,主张个人奋斗最高境界体现在社会利益层面,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仁人志向,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情怀,都展现了社会本位价值观,这些与社会主义追求的通过无产阶级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目标具有价值同构;为此,中华学问历来重视国家作用,在权力分工、权力担当、权力问责、权力净化等方面形成的丰富思想成果,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下“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思想资源。

  中国共产党人是社会主义道路倡导者和中坚力量,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核心。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和权力运用净化就成为十分重要的环节。而对中华学问相关思想成果的继承也就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需要。

  5.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成果,即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体现的系统性,构成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目标,关键在基础理论。

  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人类理性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其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往往依靠人们理想和信念予以支撑。如果说,中国改革成果仰仗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从实践层面表明了“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性”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成果则通过逻辑体系完整性,提供了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现实证明,从理论层面表明了“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两者结合,就能够为当代人们接受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形成相互印证的说明体系。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完整呈现——其中,“四个全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系统生成机制;“五大发展理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科学发展理念;“五位一体”建设格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合理实践目标——从基础理论层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方位的条件已经成熟。后者同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现的标志性成果。其意义不仅在于助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之梦,而且为人类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最新思想成果,使困惑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当今人类获得一种全新启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需要重新认识劳动现象:

  (1)马克思主义“从劳动发展史寻找社会发展史的锁钥”。在一定意义上,现代马克思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调整了关于劳动问题的认识。

  (2)对劳动激励的一般原则是按劳分配;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势必会导致劳动能力强者占有越来越多财富,致使他们有可能从中分出一部分转变为生产资料,进而带来按资分配现象。

  (3)对于马克思而言,所谓剥削发生在按劳分配衍生的按资分配环节,后者是按劳分配成果积累的产物;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表明,按资分配是按劳分配的衍生现象,属于按劳分配的一种深度表达形式。

  市场经济领先于计划经济的事实表明,所谓生产力发展,往往通过劳动充分解放途径展开,即开启按劳分配向按资分配持续转化的通道——劳动能力强者把所得财富转变成新的生产资源,使生产力拥有了更多物质和精神要素,借此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条件,形成新的发展契机,以推动生产方式持续进步。马克思用计划经济代替商品经济,阻断了按劳分配向按资分配转变,虽然有效防止了剥削现象发生,但也使社会主义失去生机与活力,无法超越资本主义。

  在生产中,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构成不可或缺要素,在创造价值方面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按资分配像按劳分配一样都属于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劳动过程所引起的社会危机只能通过劳动进一步发展来化解,而不宜采取限制劳动方式来消除。真正或彻底的按劳分配,应该允许劳动充分展开,包括允许劳动能力强者将其所得向生产条件转变。中国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以及确认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完整地接受市场机制对劳动的持续激励作用,也意味着按劳分配向按资分配转变再无障碍。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通过对劳动中无限资源的发掘,从此将牢牢守住生产力发展这一命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意味着全面打开劳动解放的实践空间:作为发展过程,按劳分配自发转向按资分配,其延伸意义包含后者,传统社会主义因此主张对其限制;作为运行结果,按劳分配自发促劣变优,其逻辑展开包括共同富裕,中国改革因此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通过政府作用推动促劣变优;作为历史趋势,按劳分配自发接通按需分配,通过激励脑力劳动并使其精神成果共享趋向理想社会。

  事实上,只要在生产中需要的要素,都成为价值形成的一部分,其所有者都有权获得相应的利益报答,否则就会贻误生产力发展。按照今天的标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应该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还带有显著的自然经济烙印,他关于生产资料技术水平的形成机制判断,即所认为的是人类历史过程生成的成果,属于人类共享的资源,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声称属于自己所有——在现代常识产权制度越来越完善的今天,这个观点显然是过时了。马克思的逻辑其实很清楚:既然生产资料这种物的要素所体现的技术不属于所有者,那么,真正属于所有者的只剩下生产资料这种物质形式本身——在此基础上,说机器设备并不创造价值,只存在价值转移问题,就变得合理了。而一旦生产资料中科学技术有了主体归属,那么,该科学技术创造的价值就是其所有者的劳动价值,就不能再断言机器设备不创造价值了。

  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打通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一直保留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隔断,使资本变成了劳动的衍生现象,进而使按资分配成为按劳分配的派生方式——这样就使人们劳动获得了进一步解放;虽然,由于劳动者之间能力水平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虽然由于这种差距致使按劳分配会导致两极分化结果,但是,这种局面至少正确表达了问题,从而也为社会主义化解矛盾展示出正确方向——社会主义必须抓住事情的根本,为了最终消除两极分化,需要在人们劳动能力趋同方面施加影响,而不是像传统社会主义那样,在控制劳动能力强者的能力施展方面制造障碍。

  人们已经看到的事实是:传统社会主义对强者能力的压制,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迟滞的原因,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反复经历斗争造成紧张关系的原因。要想返回传统道路的想法显然是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展示的历史规律脉络,是人们解读中国改革的一条主线。

  把社会主义解读成一种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为了说清楚中国改革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属于一种根本性质的改变。人们别想着轻描淡写地回避这一问题。现在学界一些人动辄拿出邓小平的话来强调市场经济是“方法”或“手段”,社会主义能用,资本主义也能用;但现在实践已经表明,社会主义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用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附加条件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需要借助政治权力,通过“促劣变优”方式来化解“两极分化”所造成的后果。

  当然,首先是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本质上是通过直接激励劳动者积极性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从这个层面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能够用,应该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在如何激励劳动者积极性方面,应该还存在着不同的选择,对于资本主义而言,选择的是“自由竞争”,体现自由竞争公平性的条件是法治环境,即人们竞争行为选择都以遵守法律为共同前提;而社会主义同时还选择了“全面协调”,即针对劳动者能力的客观差别,采取优胜劣汰和促劣变优相协调的方式——利用前者积累财富,利用积累财富推动后者,使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目标在一个较长历史过程中得以逐步实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市场经济一直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当年,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认为,只要是商品经济,无论起点如何,最终都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其特点是强者支配弱者合作关系。马克思依据当时客观事实,把该关系解读为剥削关系,与其说依据的是经济学事实,不如说依据的是历史事实——是特定时期的经济现象,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现象。社会主义选择了市场经济之后,不再纠缠剥削存在与否问题。

  剥削问题涉及到“劳动”与“非劳动”的判断。社会主义者在付出一系列惨痛代价之后才得出结论,“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其实,脑力劳动者不仅是劳动者,而且属于劳动能力强者,因为只有脑力劳动才能展现人类生命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特性。马克思一度认为:体现为科学技术的精神成果,是由“社会劳动”形成的历史性资源,不属于任何人——这虽然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但不应该做放大解读。既然社会分工是人类劳动的一般形式,那么,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相互依存就是一种客观现象:一方面,社会创造的精神财富应该包含着体力劳动者的贡献,脑力劳动者不能独占精神财富,另一方面,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应该包括脑力劳动者的贡献,体力劳动者不能独占物质财富。二者都是人们应该共享的资源。

  但是,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野并非是一种必然性,它仅仅与人类文明早期相联系;按照人类生命活动特性,脑力劳动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呈递进方式,最早主要形成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后来就演变成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进一步就变成了人的自由个性了。所以,马克思断言精神成果是人类共有的资源,仅仅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是合理的,后来就失去了事实依据。其实,能够包容所有现象的说明,应该是从一开始就把脑力劳动现象视为人类生命活动的本质表现,与之相比,体力劳动不过是人类还没有能力消除但终将消除的一种非本质的生命活动方式。人类文明史发展,体现的就是体力劳动方式越来越被脑力劳动方式替代的过程。

  市场经济主张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原则,使资源逐步向强者手中集中,一方面,使既有资源得到最大效能的利用,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弱者不得不成为被强者雇佣的劳动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对抗。计划经济在理念上是依据物的条件来安排人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真正体现生产力水平的是生产资料所包含的技术能力,所以,计划经济对所有劳动者平等看待,客观上压制了劳动能力强者。一方面,使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另一方面,使生产力陷入某种迟滞。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一切根源就在于生产方式不同。资本主义站在强者立场上去组织社会劳动,采用的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站在弱者立场上去组织社会劳动,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两种方式对比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败北。资本主义通过财富的高速积累逐步缓解了因两极分化所带来的社会对抗——而当初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因为这种对抗而推出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客观上造成了其弱势群体获得的较低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社会主义一般生活水平。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稳定已不再是其专利了,但社会主义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却被凸显出来。以计划经济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陷入窘境,迫使其走上了改革之路。

  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这种二元结构是为了在持守市场机制对生产力发展作用的同时,制衡并逐步消解市场自发形成两极分化趋势。这里首先涉及到的是可能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同时容纳两种主体作用?对此问题的回答应该看到:政府作用的两个层面,无论是化解市场失灵矛盾,还是力推促劣变优目标,都没有导致与市场机制的正面冲突。前者体现为对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出现的缺位现象予以补充,客观上完善了原生态的市场机制,使市场对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体现了对市场机制的辅助作用。而政府促劣变优作用因应了市场机制按劳分配所自然衍生出的弱者趋强趋势,不过是把后者从自发性、分散性、随机性状态转变为自觉性、集中性、必然性状态,体现了对市场机制的强化作用。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成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引入了政府作用的话,那么,政府作用得以融入市场经济环境的原因则在于它不过是市场机制的补充与完善,是更高形态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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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金成,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原文见《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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