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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探析
发布时间:2017-10-27 11:56:19   点击数:

郭建明

(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教学科研部,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延安时期以毛爷爷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严峻复杂的艰难环境和局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培育形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其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明纪律规矩,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正确选用干部五个方面,构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原则、基本目标、根本保证、重要手段和组织基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需要坚守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时期。大家党对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培育和形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探究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的丰富内涵,从中汲取智慧力量,对大家今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启示。

  一、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的培育形成

  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是指延安时期党组织和党员在处理党内矛盾,调整党内关系,健全党内生活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好作风、好做法、好习惯、好制度的总称。它是大家党在加强自身建设和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实践根基。

  (一)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产生的政治条件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一个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指出:“大家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1309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不单单是人员组成的问题,重要的是经过延安整风,实现了全党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基础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党的七大,从组织上确认了以毛爷爷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和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的极好展现,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经典诠释。

  (二)党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是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产生的基础条件

  党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带有“全面性、特殊性、探索性”的特点。其突出特点表现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和“三三制”政权体制建设。19429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开始在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党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政治生活的状况就极大地影响到党的局部执政能力和领导效能。在“三三制”政权体制的人员组成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样在共产党员不占多数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李富春在《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一文中指出:“领导的意义,决不是党包办和代替政权及直接干涉政权的工作,而是经过许多为群众所信仰群众所选举的党员,获得参加各级政府,在各级政府实际工作中来实现已经为群众所拥护的党的主张。”2552-553毛爷爷在一份材料也做出批示:“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员在一道,真正实行民主‘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泼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僵化不进步。”3220这表明,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对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极大。 19429月《决定》指出最关键的是“有赖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之言论行动的一致性及其对党的决定的绝对服从”,以及“政权系统中党员及党员干部的党纪”。4426这表明党内政治生活的纪律状况如何,对保证和实现党的领导关系极大。可见,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与局部执政的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产生的根本条件

  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来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是大家党始终坚持的一条重要经验。延安整风是大家党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开创性探索,是注重思想建党,加强党性修养的成功实践。延安整风的鲜明特点是整风与加强学习相结合、整风与党性修养相结合、整风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从根本上促进了大家党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的形成。

  (四)严峻复杂的艰难环境是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产生的外部条件

     延安时期,大家党不仅要应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还要面对国民党的压力和来自共产国际的外部压力。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大家党必须以党的正确路线、党员的模范行为和优良作风,来凝聚党心、赢得民心,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同时,只有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坚持独立自主,抵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引导,才能使大家党日益走向成熟。

   二、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曾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爷爷同志领导下,大家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5300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包含多方面内容,其主要内容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明党的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正确选用干部。这五个方面构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原则、基本目标、根本保证、重要手段和组织基础,规范、引导着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开展,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一)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运行原则。延安时期,大家党对民主集中制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制定了规范民主集中制运行的实体性制度和程序性制度,确立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原则。

  毛爷爷和刘少奇对党内民主、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的深刻论述,表明大家党已经从组织规律层面坚持和运用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爷爷深刻阐述了“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任务,“必须在党内施行民主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叫民主生活,民主制与集中制的联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强调指出扩大党内民主是巩固和发展党的必要步骤。”6647刘少奇在《论党》中指出:违反党内民主原则的个人专断和家长作风以及违反党内集中统一原则的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民主和集中对立或割裂开来。7422 1945年,中共七大明确提出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引导下的民主”的经典表述,表明党对民主集中制认识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形态。

  延安时期中央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民主集中制运行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三部党内法规。这些党内法规对民主集中制做出了具体的制度安排,涵盖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党的组织机构和代表大会制度、党内生活制度等方面,使得民主集中制得以具体化制度化。中共七大明确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安排——选举制、报告制、服从制、实行制,使民主集中制初步具备了完整的制度形态。在解放战争中,中央健全党委会制度,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形态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保障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开好民主讨论会和座谈会、营造党内平等和民主讨论的环境等。大家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就严格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19361212日凌晨,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的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蒋介石等十多名军政要员,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从张学良等人发来的电报中得知消息。1213,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十二人与会,争论激烈。焦点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实质上是是否改变“逼蒋抗日”的方针。会上,毛爷爷首先发言,表明“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应该拥护的”,同时也提出“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主张“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朱德、博古、张国焘的发言同毛爷爷的观点一致。周恩来首先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西安倘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闻天最后发言,明确支撑周恩来的意见,指出:“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不同意“审蒋”、“除蒋”以及“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的主张,认为“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特别强调“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听了张闻天发言后,博古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说:西安事变“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反蒋的旗帜”。这次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1213日下午四时许,保安三四百人举行集会,要求公审蒋介石。15,毛爷爷、朱德、周恩来等15位红军将领发出《致国民党政府电》,呼吁他们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16日《红色中华报》发表文章,历数蒋氏“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罪状。而16,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讨伐张学良叛逆》,做出军事部署,内战危险加剧。

  党中央应张、杨之邀,马上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同时从政治上予以支撑,军事上予以策应。1217日晚及次日上午,周恩来先后同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分析事变的性质和前途,商讨处置蒋氏的办法,基本达成共识。17日晚和18日上午,周恩来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事变发生后的复杂形势及国内外反应及与张商定的与南京谈判的五个条件,称“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亲日派汪精卫将回国等。同时,毛爷爷又获悉:日外相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面对复杂形势,18日党中央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中提出,若国民党接受抗日要求,“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这实际上又回到“逼蒋抗日”的立场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三次电告共产国际。1213日收到共产国际复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紧接着,斯大林又让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要防止内战,“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英美也关心蒋介石的安全,并向南京提出和平解决的建议。日本采取静观、“监视”方针,继则反对南京与西安妥协,企图阻挠和平解决的进程。

  经过六天的曲折与反复,在12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排除了情感因素,认识取得一致,正式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议通过两份文件:一份是由毛爷爷起草、向全国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以和平调停者的角色,向事变双方提出四项建议,并主张和平会议由南京主持召开,地点定在南京,明确表示承认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另一份是由张闻天起草、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大家的任务的指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两种前途和中共应持的基本方针作了全面阐述。在党中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进行集中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二)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目标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全党在经历了长征途中粉碎张国焘分裂党的斗争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重要性,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目标。

  刘少奇在《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在大家党内是讲统一,讲和气,讲团结的方针”8378。毛爷爷在七大工作方针中也指出,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大家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首先是党中央内部的团结及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其次是党的上下组织、新老党员、新老干部、领导机关内部及武装部队的团结。1945年中共七大党章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7535

  延安时期党中央从维护党的团结的目标出发,正确处理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间由“运盐”产生的矛盾。从1939年开始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日益突出。边区的盐业是除救国公粮之外的最大收入,也占全部出口物资的90%。能否尽快组织大批食盐出口,关键是政策。以高岗为书记的西北中央局和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边政府之间存在分歧,主要是对西北局采取的“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的不同估计。1941218日,西北中央局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要组织全边区人民驮盐运动,实行“官督民运”政策,从乡到边区,全部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由党政正职挂帅,实行带有军事化、半强制性的运盐政策。计划出口60万驮盐,其中6万驮为公盐,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其收入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保证。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种政策会加重人民负担,主张“盐的产运销应由政府管理,自由贸易,即使有强迫,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谢觉哉一度发表过一些偏激的反对意见,受到毛爷爷的批评。谢觉哉还写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反映运盐中的一些问题,送给毛爷爷。

  为了统一思想,发展生产,中央政治局委托毛爷爷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主要是说服林、谢二老,维护中央局现行的政策。”从1941724日至822日,毛爷爷给林、谢二老写了十封信,表示:“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取另一种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的更大。”并强调“搜集材料应从两方面搜集,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一面”。毛爷爷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要核实情况,做出答复,并坦率地讲出自己的意见。毛爷爷还把运盐中出现的问题写信给西北局。高岗在一次报告中要求纠正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以问题形式答复干部的疑问。经过一段时间的耐心工作,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之间基本上统一了几个月来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的分歧。19429月,为了协调边区党政关系,毛爷爷又派李维汉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毛爷爷同李维汉长谈,强调指出:边区的工作,“第一要讲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西北局周围,政府内部要团结在党组周围。

  (三)严明党的纪律规矩——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保证

  党的纪律,是党的事业发展和胜利的根本条件,是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的根本保证。延安时期党所处的艰难环境和各种挑战,更加突出地要求全党严明纪律,遵守规矩为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提供了根本保证。

  毛爷爷说大家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91480,毛爷爷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陈云当时也强调,遵守纪律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最高责任。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大家党才赢得优势,赢得人心,使陕甘宁边区呈现出党风正、军纪严、干群和的感人景象,建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就连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反思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也把“纪律严厉”作为共产党的突出优点加以强调。

  严格实行纪律、自觉遵守规矩、坚决维护纪律规矩,成为当时党内政治生活的一大亮点。黄克功事件是延安时期严明党的纪律的典型案例。1937105日,延安发生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杀害陕北公学女青年刘茜的案件。黄克功因向刘茜求婚不成而枪杀刘茜。黄克功15岁参加革命,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为革命出生入死,屡建战功。有人主张用责罚代替枪毙。黄克功也致信毛爷爷:“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路,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实党之幸,亦功之最后希翼也。”因案情影响重大,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专门向毛爷爷做了请示。毛爷爷并没有因黄克功年少有功而放弃从严治党原则,他在致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实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最终合议庭根据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议决判处黄克功死刑。

  (四)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和有效手段

  党内矛盾和斗争是经常发生和普遍存在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0306延安时期大家党在总结历史上历次“左”、右倾错误的基础上,总结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科学方法,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本质是党员主观世界的修养和改造。首先,要客观理性地对待批评。毛爷爷在《为人民服务》中说:“因为大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大家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大家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大家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大家就照你的办。”111004其次,与人为善地开展批评。正确开展批评,既要反对取消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也要反对破坏党内团结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式的冒险主义和武断强制。要本着对同志负责的原则,以与人为善态度,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注重实效地进行批评。最后,善于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部分。”12434延安时期,党的领袖们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展现出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榜样力量。

  在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对自己的错误多次作出深刻的自我批评。1941114日,他作自我批评:“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止,中央各方面工作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均为主要负责人之一。”1384  19421月,张闻天在赴陕北和晋西北实地调查后写成的《出发归来记》中写到:“我过去对于亲自动手,只是为了亲自看文件,亲自同高级干部谈话,亲自参加工作讨论会,没有了解应当亲自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接触最下级干部。”13135并强调“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接触过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群众,他就会僵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13142  194552日,他在七大上作检讨发言,认为内战时期的错误源于“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自我批评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再次公开承担责任,“对于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我是主要负责者之一,我是应该完全负责的,特别在发挥教条主义,反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及后期苏维埃工作方面。”

  (五)正确选用干部——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基础

  党的干部构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直接决定着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正确选用干部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为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提供了组织基础。

  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是大家党加强队伍建设和选用干部的一个重要原则。毛爷爷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出:“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111005延安整风中,他突出强调,要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在用人上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小圈子。领导之间、同志之间、书记和委员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领导者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团结的人越多越好。顾全大局是检测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标识。在延安整风中,为了反对宗派主义倾向,毛爷爷提倡顾全大局。他说:“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11821延安时期大家党以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根据地的事业中来,有效地推动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开展。

  三、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的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向前发展,在实践中不断赋予优良传统以新的时代内涵。当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守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在坚守中传承,坚定理想信念

  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具有目标明确、原则坚定的特点。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中,大家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和磨砺形成的,体现着大家党的“精气神”。今天大家面临四大危险、四大考验,在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需要坚守和传承这种“精气神”,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在发扬中转化,提高党性修养

  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具有民主平等、务实进取的特点。大家要从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好作风、好做法、好习惯中汲取精华,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进行创造性地转化,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培育党员干部的优良作风,厚植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基础、人GREE量和学问氛围。

  (三)在继承中创新,注重制度建设

  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具有严肃认真、科学理性的特点。大家要从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好制度中汲取智慧,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进行创新性发展,制定修改完善新时期的党内法规,比如《中国共产党清廉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大力推动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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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闻天文集:3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郭建明,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教学科研部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党的建设,中共党史。

(原文见《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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