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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立
发布时间:2017-10-27 11:58:36   点击数:

 

王树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北京海淀100080

 

【摘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共同演进的结果,其中共产国际、苏联因素至关重要。鉴于中国南方苏维埃革命运动日趋式微,共产国际、苏联提出中共和红军向西北发展并靠近苏联建立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支撑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总体上是由西进转而北上,中共中央提出北上经略西北的战略方针,并将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作为中心任务,从而形成与共产国际、苏联支撑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的战略对接;西北革命根据地最终作为中共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出发点,关键因素是在共产国际、苏联的引导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苏维埃革命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战略转变。

【关键词】共产国际;苏联;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运动失败,中国共产党将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华中、华南向西南、西北转移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共、红军最终立足中国西北,共产国际、苏联因素至关重要。本文拟以中国苏维埃革命为大背景,考察共产国际、苏联在中共、红军长征落脚点确立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一、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地缘战略的变化

  红军长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地缘战略结构性的变迁。鉴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控制华北,中共丧失华中、华南的苏维埃根据地,共产国际、苏联提出中国红军在四川、陕西,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的设想,进而出台支撑四川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计划,逐渐形成了推进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战略方针,那就是支撑和帮助中共、红军向中国西北地区发展,靠近苏联和蒙古建立中国革命的战略根据地。

  (一)共产国际、苏联支撑中国西南、西北地区革命发展的计划和行动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苏联开始在中国推行苏维埃革命的政策。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模式,斯大林亲自提出并论证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共产国际、联共(布)认为中国革命是在苏维埃旗帜下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和城市贫民的革命。只有这种革命,才能够而且必定不断得到发展。支撑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割据,同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中共六大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认定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才能进行到底。从1927年秋开始,中共领导的苏维埃区域日渐拓展,工农红军日益成为推动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杠杆。193111月,作为中国苏维埃革命标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中国苏维埃运动主要集中在华中、华南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区域:湘、赣、闽、粤、鄂、豫、皖等省份,这里既是国民党人传统的“势力范围”,又是南京政府统治中国的核心地带。争夺中国南方的控制权成为决定国共命运的较量,国民政府的“围剿”与中共苏区的反“围剿”构成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基本形态。由于蒋介石南京政府占据政治、军事、经济资源的绝对优势,共产国际、苏联对华政策本身存在“左”倾的缺陷,再加上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1932年秋至1934年秋,中共苏区的反“围剿”战争接连失利,红军主力部队相继撤离华中、华南的鄂豫皖、湘鄂西、湘赣等根据地,向西南、西北地区实施战略转移。19341010日,中共中央、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撤离红都瑞金,标志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失败。因此,红军长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地缘战略结构性的变迁。

  共产国际对中共和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举措基本上持赞同的态度。193210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失利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主力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部转移,同年底即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积极评价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四川转移,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1354红四方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开中共、红军撤离原苏区开辟新苏区之先河,四川和新疆逐渐成为共产国际、苏联关注中国革命的焦点,而且川陕苏区恰恰处于联结中国西南与西北交通的枢纽地带,极具地缘战略价值。19333月,中央根据地赢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提醒中共中央,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中共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巩固红军的有生力量,加强政治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加紧组建红军队伍;坚持将相邻苏区连成一片的方针,“但要建立和具备几个新的根据地,使政府军难于同大家对抗”。1353-35419342月至4月,中央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丧失战略战术主动权,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是否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上踌躇不决,关键因素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没有谁敢在共产国际七大前夕承担把曾在共产国际的宣传中作为中国苏维埃运动胜利象征的中央苏区及其首都瑞金让给敌人的责任”。117-19实际上,面对中央红军日益险恶的处境,共产国际并非不赞同中共中央放弃中央根据地的计划和行动。

  鉴于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日趋式微,共产国际开始关注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革命运动。19348月,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几乎成为定局,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对不可避免要放弃中央苏区的认识日趋成熟,共产国际的文件和刊物上越来越注意四川新苏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领导人埃韦特认为,“四川的政治形势,对大家来说可能比中国任何一个省都更有利”。具体的利好因素如下:1.四川提前征收30岁到80 岁人的捐税,所有农民都处在贫困之中,不仅表现出极大的不满,而且在许多地方公开举行起义;2.“该省的军阀们虽然在形式上联合起来反对大家,但是他们没有采取最有效的行动”;3.“碉堡体系还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4.“该省难以接近,其他省的军队现在未必敢于进入”;5.四川没有任何铁路,可用来运送火炮等重兵器的道路很少;6.该省在经济方面是独立自主的,有人口5500万或6000万;7.“在建立广阔而巩固的根据地时,四川具有向各个方向,包括向其他一系列省区扩展的可能性”。因此,“从传播革命的角度和军事战略的角度看,这个地区展现出比大家中央苏区具有的更多的发展前景”。2196基于对四川问题的重视,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向红四方面军派遣一名军事专家的意见,并责成东方书记处抽调一批中国人员派往新疆工作,目的是经过甘肃和青海与红四方面军建立联系。2207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核心成员赖安提出,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具有重大的意义,迫切需要在中共中央和四川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工作关系和加强对四川苏区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四川省的苏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决定向四川派遣一位军事专家帮助红四方面军。

  1934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离江西苏区前夕,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讨论中国问题认为,四川苏区就地理位置、自身实力和发展潜力而言,可以在中国苏维埃化的事业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共产国际早已向中共提出在华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那么从四川苏区方面来说,这项任务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完成的,但是,由于形势的原因中共中央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在江西中央苏区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四川苏区问题就提到首要地位。四川苏区的红军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在战士数量上具有相当强大的优势,并不亚于中央苏区红军,它所面临的敌人比江西的敌人软弱得多。但是,四川红军为自己的弊病所困扰,使其不能在中国西部的革命战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威力。四川红军的弊病首先是党团组织软弱,在主要根据地的苏维埃后方组织得较差,党在四川国统区、在敌军后方的工作较差,在敌军中的工作也较差。而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四川红军及其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太软弱。“问题仅仅归结为这里的干部问题,四川的红军不善于造就在数量上和在质量上所需要的干部”。但是,“消除四川红军上述弊病的过程,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需要太多的时间,而且不经过曲折和政治领导层的内部危机未必就能完成。如果从外部给予帮助,这个健康化的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它可以被纳入有计划的发展轨道,这样领导危机的危险性就可以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共产国际、苏联需要关注四川苏区并对其今后的发展给予切实的帮助。

  基于对中国局势的分析,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工作负责人施特恩拟定了支撑四川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计划。该计划实施要点如下:1.首先向中亚地区阿拉木图投入一个核心领导小组,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开始工作;2.西北局最初的任务是研究通过新疆—甘肃、蒙古西部、宁夏—陕西两方面同四川建立通讯联络的可能性;3.在中共上海局、西北局、四川、新疆、甘肃之间建立发展秘密通讯联络网,西北局秘密地进入新疆,接近四川;4.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西北局,选派一些中共党员作为西北局的干部,同联共(布)中亚党组织联系获得相应干部援助,接收莫斯科经常派遣经过培训的新干部;5.西北局的任务是通过与四川的联系来组织和领导中国西北各省的游击战,这种游击斗争最终将与四川红军的斗争融为一体;6.在中亚建立一所秘密的军政学校,培训从西北各省派出工作的干部,接纳从四川红军通过新疆派来学习的干部;7.往中亚调运武装西北各省游击队5万名战士所需要的一切,建立秘密基地仓库,储备能装备50 人、100人和1000 人队伍的成套备用武器弹药;8.整个援助四川苏区的计划预计在一至两年期限内实现。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建议强调,“作为中国西北革命主力的四川红军,其今后的发展进程将取决于有计划地开展业已开始的这项援助计划”,共产国际、苏联至少应该为中共西北局,特别是为其军事任务抽调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干部。2238-241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建议支撑四川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了中共中央要加强陕西政治军事领导,创建陕西苏区,将陕西苏区与四川苏区联系起来的任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认为,陕北游击运动很发展,但是游击队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央应将这地方的工作的注意力提高起来,党应立即派许多政治军事上强有力的干部去,宁可将一些没有多大群众工作的地方党部省委的干部,拿去作这样的重要的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陕南游击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如果在这两方面都加强了领导,最近的将来是可能使这两方面的游击运动联系起来,创造陕西广大的苏区,并且将陕西的运动与四川的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因此,中共中央与四川、陕西党组织,需要共同努力完成这个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意义的工作。中共中央必须设法将在北方的陕西、甘肃、宁夏籍干部派遣回去做游击队和士兵工作,同时利用一切北方干部到西北去完成这些工作,另外派送一部分西北与北方的干部前往苏联学习军事政治。

  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图,中共上海中央局设法沟通与四川的联系,加强对四川省委的领导。19349月间,上海中央局就改组中国国统区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由于距离遥远和信使条件,四川的组织与上海局还没有密切的联系。考虑到要加强对省委的领导问题,必须派一位全权代表来四川就地实施独立的领导”。鉴于四川省委管辖十分辽阔的地域,建议在省委下面成立川东、川北和川南三个特委。2261上海中央局随即派人去川南与红军建立了联系,但是直至年底尚未回上海。由于中共中央正在西征途中,上海中央局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请求派一个人来做中共中央驻四川的全权代表并负责安排湖南和湖北的工作。并称,如果四川省委能与红四方面军及中共中央建立联系,那么该代表将在川陕省委的领导下或者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4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陷入较长时间行军作战的困境,而且中断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事实上无法顾及中共党的全国性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现实状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提出关于在华工作的建议。其中摆在前三位的事项依次是:第一,“调整与[中共]中央的直接通讯联系,而经过[中共]中央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与四川的直接通讯联系。建立通讯联系是为了领导当前的战役。要逐渐扩大无线电通讯网”;第二,“研究各省的军事政治形势(顺序是:西北、东南、西南、西部、满洲和华北各省、华中和华东各省)并向[中共]中央和有关的[中共]中央局提出在一定的期限内要完成的一些具体的作战和组织方面的任务。这样就会为实施统一的有计划的指挥作战创造前提条件。制订局部计划,将其教授给地方”;第三,“首先着手实施关于西北(新疆)的建议”。2287同年11月初,共产国际副总书记兼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请示苏联红军情报局局长皮尔金(即别尔津——引者),设法协助调查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情况,以便考虑经过中国西北边界具体援助中国红军的可能性。19354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明确提出中国红军应当在靠近苏联和外蒙的西北地区创立战略根据地。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为此组成一个三人小组,专门研究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和苏联援助的问题。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上半年,共产国际曾接连六次派人潜入中国西北地区,试图重新接通与陕北红军以及中共中央的联系。3146-148在缺乏有效联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苏联想方设法在中国西北地区支撑和帮助中国红军,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将中国革命重心转移的目标锁定在中国西北,从而达成战略默契。

  (二)共产国际、苏联支撑中国西南、西北地区革命发展的动因分析

  首先,共产国际支撑四川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苏联在中国推行苏维埃革命政策惯性的作用。

  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在同中共领导人谈话中提出,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应当找到一块远离中国心脏地区,同时物资和人力资源充足的地区来作为自己的战略根据地,然后再据此逐步向外扩展。他并未看好中共、红军在靠近南京国民政府中心区域中国南方发展起来的几块根据地,而是比较看重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认为“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36同年,共产国际派出在莫斯科学习的陈中、张义吾、熊效远等人,取道新疆南部回中国内地去搞革命,由于途中受阻,只得陆续返回苏联。是年秋,张义吾和熊效远第二次从塔城边境回国,“任务是在新疆地区开展工作,宣传马列主义,为革命打下基础”。他们在苏联驻迪化副领事领导下工作。但由于新疆地方当局防范严密,截至1933年,共产党人在新疆未能开展活动。4203

  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苏区,共产国际、苏联认为从四川到新疆发展中国苏维埃革命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193523月间,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境地区为摆脱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奋力搏杀。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以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苏区为参照系,对中央红军在西南地区发展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夸大其词宣称,“如果说在19331934年间已由第4军团的干部发展成为超过10万武装战士的军队,那么在最近的半年内也能由集中了优秀军政干部的江西兵团发展成为20万人的一支战斗军队”。如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拥有在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直接领导下的20万人的武装力量,可以不担心与任何一个敌军的单独集团进行决战”。只要中央红军在中国西南开辟新苏区,中共中央就能真正“在最近的历史时期内拥有百万红军”。在四川实现这一计划的土壤是极其有利的,总的形势现在也对红军有利,“只是需要尽快熟悉新的根据地,充分发挥土地革命的力量,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系统,用苏维埃方式改革财产关系、土地关系和社会关系”。2375-3766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郭绍棠提出,巩固中国西部以四川为中心的根据地具有全国意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红军,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阶层扩大其后备力量,把百万红军口号变为具体行动”;围绕四川根据地建立广泛的游击区,争取扩大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将其与红军主力总的战略行动结合起来。2454

  其次,共产国际支撑中国四川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是苏联在远东平衡日本侵华力量,从而保障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

  19319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苏联方面明确表示了“满洲可以成为在远东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跳板”的担忧。532719323月,日本炮制的“满洲国”宣告成立,直接危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共产国际指斥日本在中国东北不断挑衅和制造反苏阴谋,并称苏联不得不在远东增加防御力量;苏联政府则宣称将采取各种方法保证远东的和平,任何国家危及苏联人民的利益,苏联人民将与之斗争到底。为了牵制日本军事力量北进,苏联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在中国南方支撑中共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支撑“亲苏亲共”的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督办独揽军政大权。

  19334月,日本侵华势力由东北逐步渗透到了华北。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领导人埃韦特分析道,“日本要在察哈尔省假造‘独立运动’,目的是为了入侵内蒙古奠定广泛的基地,并准备将来进攻苏联后贝加尔地区,占领这一地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孤立海参崴,切断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贸易通道,从而为自己的‘北方政策’打下基础”。1389-390鉴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域辽阔,防御力量薄弱,苏联对日本采取中立政策。中共建立的川陕苏区是联接华中、华南和西南、西北的战略枢纽,而且具有很大发展潜力,“从将来的战争角度看具有很大的政治战略意义”。235因此,1934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支撑四川苏区和发展西北革命的计划强调,让四川苏区自行发展和放任自流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以后不仅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而且在日本发动对苏战争情况下也会影响日本后方的战略地位”;发展西北的游击战争,“由于这种比较遥远的时刻可能与日本开始进攻苏联的时间相重合,所以限制大家现在就公开给予援助的一些考虑就失去了意义,大家的援助将会成为对西北发展起来的运动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即干部、武器和弹药的支撑”。而创办军政学校培训干部,“一旦与日本发生冲突时,很快就会需要”。2240-241

  共产国际、苏联支撑四川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计划和行动,推进了中国苏维埃革命地缘战略的变化,为现实苏联国家利益与中国革命利益的战略对接提供了契机。中共和红军先后放弃了华中、华南苏维埃根据地,整体性地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逐渐靠近华北抗日前线,在时局演变和地缘变迁两个层面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从而将军事上的失利化解为政治上的转机,为苏维埃革命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奠定了地缘政治基础。

二、共产国际、苏联与红军长征战略方针的演变

  共产国际、苏联提出中国苏维埃革命向西北地区发展的战略构想,但中国红军长征并非是按照共产国际、苏联的规划而行动。中共中央撤离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是将红军主力转移至外线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通过西征就近开辟新苏区。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共中央提出北上经略西北的战略方针。中共、红军在实施北上战略方针的过程中,逐步将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作为中心任务,从而形成与共产国际、苏联关于发展中国西北革命的战略对接。

  (一)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西征,开辟新苏区战略方针的变化

  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战略意图是,通过外线作战从根本上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进而“在中国西部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61,开创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19346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曾设想,如果中央苏区战局不利,中国东南部将保存三个主力作战集团:1.由红七、红三、红十军团组成在中央苏区东北部活动的集团军;2.留在中央苏区进行游击战的集团军;3.在湘赣边境上的西部集团军,其中将包括撤到那里的中央苏区部队,还有红六军团等。显然,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目的地应该是湘赣苏区。2143-145但是,中革军委拟出应变预案称,如若在瑞金地区同国民党军决战失败,中央红军除以一部化整为零散布闽赣各处以牵制国民党军以外,全部主力将经安远、信丰、三南一带转进湘南,前往四川或滇黔边境与徐向前、贺龙两部会合以图四川。而该预案的主要依据即是斯大林“以为中国各省四川最好割据,不畏经济封锁。若向新疆、外蒙发展,可取得苏俄直接帮助”。7303-304917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即秦邦宪)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称,中共和红军“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而“最终的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2251由于外线作战是无根据地作依托的流动作战,在国民党军重兵堵截尾追的情势下,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在长途西征的过程中,军事战略方针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

  中共中央、中央红军西征的最初目标是同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而国民党军在红军西进的行军途中,构筑碉堡,集结重兵,尾追堵截。尤其是折兵湘江,中共和红军失去到湘西的先机。193411月中旬,毛爷爷向中共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1212日,中共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秦邦宪、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爷爷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爷爷的主张。84391218日,在贵州黎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赞同和采纳了毛爷爷的意见,决定西进渡乌江北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过去在湘西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同时指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大家是不利的。大家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9181193511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瓮安的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在通过乌江以后的战略方针是,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澈底粉碎五次‘围剿’”;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9193

  19351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西征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在失去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党自行解除了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爷爷成为领导红军和中共的主心骨。中央红军开始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以求在有利的条件下取得作战的胜利。[1093根据黔北的实际情况,遵义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建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113611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撤离遵义,中央红军遂向川南开进。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9240-241然而,中央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失利,未能实现从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129日,中央红军从元厚、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很快即遭遇川军的袭截。23日至6日,红军向川滇黔边境扎西一带集结,川军和滇军又迅速从南北两面向扎西地区进逼。27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称,“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9252,253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引者)提出,“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大家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9213,2272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重申“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的决定。9261

  2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由四川古蔺的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贵州桐梓地区急进,随即占领桐梓并再占遵义。蒋介石本人统一指挥川、黔各军,采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略,试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之间地区。38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全党同志书,认为遵义战役的胜利,给了中央红军在贵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开始赤化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提出“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的中心口号。10127-1303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往古蔺、叙永方向前进。32122日,中央红军由古蔺二郎滩、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四渡赤水),先机到达遵义、怀仁之间地区,随即南渡乌江继而转进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云南。鉴于川军在金沙江两岸防守力量薄弱,429日,中革军委提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我野战军应运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翌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9321,322-32553日至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暂时摆脱西征途中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追堵拦截。

  中央红军西征的事实说明,西南地区的军政集团实力强大,再加上国民党中央军的跟进,中共、红军始终处于行军作战的状态,根本没有落脚的机会开辟新苏区,况且中共、红军在西南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薄弱,短期内很难形成战争动员的力量。另外,西南地区山高水深、交通闭塞,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而且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因此,51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四川会理作短暂休整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马上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长征的路线由西进转而北上。

(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确定

  在红军长征北上战略方针确立的过程中,红四方面军经略川陕甘的观念和行动具有先导性意义。19352月,为了冲破国民党军的“川陕会剿”,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认为“西北川、陕、甘省是中国革命之紧要后方”,陕南战役就是联合了西北革命火花。提出全军干部与战士要为“巩固赤区,拿下四川,赤化西北”而拼命努力。9451,45334月间,为了向川甘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境作战,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并取得胜利,遂于56月间相继控制茂县、理番(今理县)、松潘、懋功等地区。红四方面军领导机关指出,强渡嘉陵江,进取松理茂,“是巩固赤化全西北的基础;是根本打击瓜分中国、侵吞西北的帝国主义的最重要一战斗”,“更是从西北边境上武装保卫苏联的光荣任务的具体实现”;“松、理、茂是川西天险之区……西方直通蒙古、新疆,根本无后顾之忧”。9462红四方面军虽然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川陕会剿”,但是川陕根据地却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景象是:“良田久荒,十室半毁,新塚满目,哀鸿遍野”。12因此,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提出将川陕甘乃至整个西北作为战略发展方向。红四方面军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为红军三大主力实施战略转移提供了聚合地与歇脚点,从而成为红军长征由西进转北上的战略枢纽。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懋功的达维镇途中,于612日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合。6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9511次日,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主张,“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9517-518从而尽量避开国民党中央军的锋芒。张闻天认为,为了寻求运动战消灭敌人,红军主力常常不能停留在已经开始赤化的地区内,而需要转移地区。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作战,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转移的范围,也就在川陕甘地区内。关于深入赤化的任务,却落在一部分红军、游击队与地方党的肩膀上。“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大家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大家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9531中央红军西征饱受无根据地依托流动作战之苦,一到川西北就去远征青海和新疆或往返南下未免强人所难。由于实施战略大转移的境遇和感受不同,再加上个人战略思维的差异,张国焘与中共领导人在红军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上的分歧显而易见。

  为了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6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详尽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去的理由:1.川陕甘地域便于机动;松理茂地域道路狭窄,利于国民党军封锁,不利于红军反攻。2.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区域,便利红军扩大;而松理茂一带人口只有20万,又是少数民族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3.松理茂地域粮食、牛羊缺乏;川陕甘物产较丰富。红军若陷入松理茂地区,将无前途。报告分析道,红军向南是不可能,国民党军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国民党军已集结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苦;只有向北发展,采取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控制北上川陕甘的通道,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为此,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革军委。会上,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均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意见,决定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13287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两河口会议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大家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同时,红军必须派出一个支队,争取控制洮河和夏河一带,从而能够背靠中苏、中蒙边界的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四省区向东发展。9537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拟打开红军北上川陕甘的通道。由于张国焘拖延部队行动,红军丧失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中革军委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张国焘对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再度动摇,从而直接影响到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团结和统一。8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松潘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会议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地区的土地革命,扩大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会议强调,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是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是一个团集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9608-609毛爷爷分析认为,西北地区“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8465

  松潘战役计划搁浅,83日,红军总部拟定夏洮战役计划,规定“攻取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9604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时,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实际上没有放弃因畏惧国民党中央军而主张退却的打算。会后不久,他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共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815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和张国焘,提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强调“应专力北上”。9626820日,中共中央在毛尔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爷爷的报告提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大家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8467会议要求红军主力“迅速占取以泯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认为“在目前将大家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9636-637

  尽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北上的战略方针,但是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兵强马壮,同中共中央离心离德而执意南下。98日,朱德、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右路即准备南下,马上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9666中共中央认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而分析究其原因是:1.地形利于国民党军封锁,而不利于红军攻击;2.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3.红军处于少数民族区域,有消耗无补充而决难继续下去;4.北面被国民党军封锁,无战略退路。因此,“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9667-66899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实行南下命令。中共中央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认为北上的战略方针绝对不应改变,红军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为避免红军内部潜在冲突,910日,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断言:“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大家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10305红四方面军宣称:“北进已经失去了时机,大家的红军决定大举南下,南下的战略方针是首先消灭四川军阀赤化全四川,然后进而至于赤化川陕甘,创造川陕甘苏维埃根据地以至赤化全西北、全中国。”9786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时,红二十五军长征率先到达陕甘。中共西北工委认为,“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使西北在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占一最重要的地位”。“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汇合,是争取陕甘、川陕的联系及联系全国各苏区,在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的一致行动”。9440原中共鄂豫陕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称,日本占领华北,并且“企图首先殖民地化西北,将西北整个造成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主力红军的离开中区,这一新的战略下获得新的伟大胜利,开展了苏维埃新阶段上的新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区红军最近与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的会合,更大的集中了力量,向敌人新进攻与开创西北革命新根据地,将更有力的掀起了苏维埃运动的突飞猛进和红军新的壮大,更有伟大意义的直接保卫苏联”9443-444。红二十五军同陕甘苏区红军的会合,中共地方组织对创建西北新根据地重大意义的认同,为中共中央坚决实行北上的战略方针,从而实施经略西北的战略规划,提供了动力和基础。

(三)中共中央北上打通国际联系,接取苏联援助战略方针的实施

  红一、红四方面军断然分裂,并未能阻止中共中央实施北上战略方针的坚定步伐。但是,仅仅依靠红一方面军剩余的部队去完成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任务显然不再现实。中共中央开始将实现北上战略方针的中心任务转移到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方面来。912日,中共中央在红一军驻地甘肃迭部的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爷爷提出,“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8473张闻天说明说:“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大家的力量削弱了,所以大家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的来进行国内战(斗)争,而不是得不到国际的帮助,大家就没有办法。中国革命是应得到国际的指示,政治上的领导。最近一时期,与国际失去联系,这是大家很大的损失。”14188俄界会议指斥张国焘,“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9683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谴责中共中央是在毛爷爷、周恩来、张闻天会议包办之下,企图用数千红军战士来掩护各个中央委员跑到蒙古、苏联去找出路。预言不出两三个月,红一、红三两军必然会在冰天雪地中力量不保。张国焘警告中共中央称:“若欲从外蒙取得与苏联关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藉口,成为罪恶行为。”321然而,无论是应对眼前生存危机的挑战,还是寻求长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希翼获取共产国际、苏联的帮助和支撑,从观念到行为均是中共中央唯一的选择了。

  按照俄界会议拟定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目标是中苏蒙边境地区,目的是打通国际路线,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918日,红军在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休整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将北上的红军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设法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意外的事情是,中共领导人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根据报纸上披露的红军在陕甘活动和陕北根据地的情况,张闻天提议,“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实现毛尔盖会议制定的关于发展陕甘根据地的目标,争取中共中央、红军陕甘支队落脚陕北。14189927日,中共中央在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8477博古激情满怀地宣称,“苏维埃的种子在西北原野里已经确立了茁长怒放的根基”,陕甘苏维埃与游击运动的发展是赤化整个西北的开端与先声。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现在正指着陕西、绥远,这样“便将陕西苏区与苏维埃运动提高到反对日本侵略与保卫苏联及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哨兵地位”。9705-7061019日,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甘苏区保安县吴起镇。中共中央提出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的主要区域,决定中共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15136鉴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教训,中共领导人甫抵陕北即整合红军部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并将红十五军团纳入其战斗序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陕甘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错误的纠正,为中共中央立足陕北奠定了军事、政治基础。而事实上,陕甘苏区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物资匮乏、交通困难。国民党军重点“围剿”红四方面军的同时,加紧部署对陕甘红军的“围剿”。中共和红军依旧处于求生存谋发展的危难境地。中共中央很快就恢复了以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为中心任务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长征期间,共产国际、苏联始终关注中国红军发展的动态。193511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从莫斯科来到陕北苏区瓦窑堡。他向中共领导人传递一条重要信息,那就是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9862中共中央一直以来担心中国红军向中苏边境发展会给苏联带来外交冲突的问题不复存在,斯大林的态度更加坚定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的战略自信。直罗镇战役一结束,毛爷爷就提出中共和红军须要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国民党军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大家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9780-781但是,对红军靠近苏、蒙的路径选择上,张闻天建议经宁夏靠近蒙古,以取得苏联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毛爷爷则主张“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认为“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大家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164081223日,瓦窑堡会议确定中共将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方针,而在1936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力扩大红军。其中,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与其密切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从而“把苏联红军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首先是技术条件的结合”。具体行动方针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瓦窑堡会议甫告结束,毛爷爷即集中精力准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针对中共党内对苏区巩固和发展的关系,以及红军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的争论,毛爷爷坚持认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若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大家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大家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17379红军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提出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决定了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19364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东征红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反对以跨越山西向河北、绥远作为第一阶段之基本战略方针,也反对不能以临时的跳跃作为战役方针”。重申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9927红军东征山西,蒋介石借机调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命令陕西国民党军进攻陕甘苏区,封锁黄河。鉴于红军难以在山西立足,毛爷爷提出,“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9933红军东征并未能达到中共中央经山西、绥远接近苏联、蒙古的战略目标。红军回师陕西,国民党军马上准备对陕甘苏区进行新的“围剿”。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中共决定西征甘肃,相机攻取宁夏,“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打通苏联取得接济”。时至8月,红军开辟纵横二百余公里的新苏区,陕甘根据地发展成为陕甘宁根据地。

  红一方面军西征期间,中共中央、林育英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性和苏联的影响力,促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红二、红四方面军因无法立足西南而会合北上并向西北转进。红军主力齐聚西北地区固然能够增强中共发展的实力,同时也便于国民党集中兵力进行“围剿”。陕、甘、宁交界地带,区域狭小,经济落后,不仅战略空间局促,而且军需供养难支。825日,毛爷爷、张闻天等致电王明称: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为着靠近苏联,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而这一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希翼苏联方面帮助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的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只好把三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实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而这种做法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8573830日,中共领导人提出红军三个方面军行动的基本方针:1.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蒋介石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2.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种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3.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4.发展甘南、巩固和发展陕南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红军西征甘肃、宁夏以来,中共巩固陕甘苏区,发展陕甘宁苏区,同时逐渐将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由东出山西转变为西进宁夏经绥远从外蒙接取苏联援助。

  从1936年春起,共产国际、苏联开始通过新疆援助中国红军武器和弹药的准备工作。67月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恢复稳定,季米特洛夫根据中共中央报告的情况,请示斯大林能否每月给中共、红军300万元财政援助,并希翼得到飞机、重炮、弹药、步枪、高射炮、浮桥等军事援助。98日,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建议,同意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将给予大约1.5万到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12月前集中在蒙古南部边境,通过乌里茨基外国企业出售,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18251-252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国际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大家以帮助”。而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10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要》,部署实施宁夏战役。1025日,奉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西渡黄河,第九军和方面军司令部及第五军随即跟进,宁夏战役全面展开。10月末11月初,国民党军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分割开来,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中共、红军兵败黄河的同时,共产国际认为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蒙古方案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红军不可能突破到蒙古边界,尤其担心,这样做可能引起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冲突。建议中共转向通过新疆取得援助上,在哈密将集中上千吨的军用物资。1830-31中共中央提出,除非苏联将物资送至安西,否则红军要经过1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接运,是极为困难的。118日,中共领导人提出红军作战新计划,由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创立根据地,并争取在一年内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红军主力东进山西,争取与蒋介石和阎锡山达成妥协,实行抗日。“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蒋阎尚无妥协希翼,东进有甚大困难,而陕甘蒋军已东调,我可仍回陕甘,如东出有利,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豫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而后再转西北,准备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16652-6531113日,毛爷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结论时明确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红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大家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8609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的战略行动受挫,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形格势禁。

  红军长征的初衷是西进开辟新苏区,在外线流动作战并未形成持久的战略方向。由于通讯联系中断,共产国际、苏联对红军西进战略方针影响甚微。中共中央北上开辟川陕甘苏区,背靠苏联经略西北的战略方针,与共产国际、苏联支撑中国西北革命的战略意图一致。中共中央实施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的战略方针,虽然得到共产国际、苏联的赞同和支撑,但是以失败而告终。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红军长征战略方针的影响,更多是表现在对中共的政治心理引导而不是对红军的军事技术援助,其政治意义超越了军事价值。

三、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革命政治方针的转变

  为了促成中国各种军政力量联合抗日,共产国际、苏联为中共设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逐渐放弃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方针。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西北成为中国地缘政治角力的中心,中共通过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造成西北大联合的格局。在共产国际、苏联引导和帮助下,中共中央逐步实现从苏维埃革命政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战略转变,西北根据地作为中共、红军长征落脚点和抗日出发点的历史地位得以确立。

  (一)共产国际、苏联逐渐放弃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方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成为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协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是共产国际、苏联改变中国苏维埃革命政策的起点。《八一宣言》呼吁中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同胞停止内战,抗日救国;提出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及抗日救国十大方针。10263-267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中表示:“大家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与一切准备真正为拯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进行斗争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反帝统一战线”。184-5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则认为,“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战斗力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而且“苏维埃应成为全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的联合中心”。184-5,42-43这就是苏维埃革命政策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相结合的方针。

  共产国际七大将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之所以提出以苏维埃为中心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处理办法,首先是因为中国本身存在中共苏区和工农红军这个事实。而由于莫斯科缺少有关中国苏区和红军的可靠情报,同时为了宣传的目的,大大夸大了中共、红军的实际力量和发展潜力。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七大发言中先容称,中国苏区占有土地200多万平方里,人口有5600万。红军有50万人,还有100多万人的游击队。其次,中国大革命失败以来,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革命经验,中共一直在实行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国家苏维埃化的方针,而且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警察、特务的迫害,中共和红军蒙受了巨大牺牲。共产国际提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理方式中一个可能的理由是需要考虑,在与中共领导人缺乏有效沟通的情况下急剧改变口号会使中共中央以及与之失去联系的中共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迷失方向。再次,如果急剧改变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政策,就意味着“单方面解除武装”和单方面对国民党蒋介石作出让步。莫斯科新策略的制定者认为,“今天的敌人明天就可能成为就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途径问题,以及一致抗日问题进行谈判的伙伴”。185-6

  红军长征将中国苏维埃革命推向极限,中共显然不具备短期内推翻国民政府的实力,而国共内战与苏联希翼中国在远东牵制日本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驰。由于中国苏维埃化的方针是由斯大林本人提出和论证的,而且中共六大以来实行的苏维埃革命的路线被视为“一贯正确”。因此,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及其后修改和撤销苏维埃口号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中国苏维埃化方针都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86共产国际七大期间,王明和斯大林讲到“抗日政策问题”。他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发表抗日救国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和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斯大林说,中共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当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武装抗日”时,斯大林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软欺硬怕”。“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需团结合作,只有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王明请斯大林给中国红军以军事技术援助,斯大林表示同意。而且苏共中央政治局开始做了实际准备。19289,292斯大林一方面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另一方面同意给中国红军以军事技术援助,实质上是要求中共实行将苏维埃革命与抗日民族战争相结合的方针。这正是共产国际制定新方针的出发点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的立场所固有的矛盾的根源所在,也恰恰是斯大林最终放弃中国苏维埃革命政策的起点。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提出,中共中央制定新策略的出发点是:第一,中国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国民党对苏区和红军的进攻。第二,红军和苏区本身存在弱点。仅仅依靠红军力量不能战胜日本,很大一部分人民不拥护苏维埃,国民党是一个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党。中共制定新策略的根据是民族危机引起了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因此,党的任务是吸取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19297-298会议首次尝试论证和阐明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思想,以及根据抗日救国十大方针拟对中共政策作出的修改。例如,将“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改为“只没收汉奸的土地和财产”;放弃对私有企业特别是小企业不切实际的过分的经济要求,取消实行工人监督生产的无法实行的口号;修改苏维埃宪法,扩大小资产阶级代表以及所有参加同侵略者的武装斗争的人们的政治权利;在组织群众反帝活动时,首先宣传“拯救中国”的口号,而不是“保卫苏联”的口号。1811-12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在探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时,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修改中共苏维埃革命政策方面,以期弥合苏维埃革命政策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内在的矛盾。在较为客观地分析评估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基础上,中共提出联蒋抗日的问题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点。

  193510月初,《八一宣言》公开发表,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以在国内外传播。如果说在《八一宣言》文件形成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尚对中国苏维埃革命持几分乐观态度的话,那么在1015日听取了陈云关于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的报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开始正视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失败的现实了。10 月底,季米特洛夫获悉蒋介石对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反应。蒋确信“共产党只是现在才真正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并想改变自己的战线,也就是同大家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王明向季米特洛夫表示,“在实行正确政策和进行顽强斗争的情况下,在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局面”。1862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试图试探和至少弄清蒋介石是否同意停止同红军的斗争,而在将来能否把他和南京的将领与政治家列入统一战线之中”。181311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并公布《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宣言》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呼吁书》等文件的收件人中首次包括了蒋介石。12月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相关文件中,也未含号召推翻蒋介石的内容。然而,蒋介石乘红一、红四方面军分裂,中共中央立足陕北未稳,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企尽收“剿共”之全功。共产国际呼吁蒋介石停止进攻中共和红军未免显得一厢情愿,但是中苏外交谈判最终还是撬开了国共谈判的大门。

  193510月至12月,中苏两国政府就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并签订相应的中苏协定问题展开谈判。由于苏联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中苏谈判无法回避国共关系问题。12 19 日,蒋介石同苏联全权代表鲍戈莫洛夫的谈话提出,他希翼把1923 年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作为中苏关系的基础,认为中国不具备实行苏维埃制度的必要条件。蒋介石表示,他并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只是中共主张推翻中央政府而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苏联领导人则表示,“如果南京军队不同红军建立统一战线,武装抗日是不可能的,再者苏联政府不会充当调解南京与中共关系的中间人角色”。1815-16苏联政府的立场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共直接接触和谈判。19361月间,蒋介石指令中国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代表王明秘密商谈。邓转达蒋的意见称,建议中共撤销中国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共加入国民党或独立存在。王明提出红军与国民党联合的条件是:“第一,互相信任,第二,红军与南京军队之间切实停止军事行动。”1893,95事实上,蒋介石在处理抗日与中共和各军政集团关系问题上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理念和方针。20626国民党提出苏区改制、红军改编就是让中共放弃苏维埃革命,而中共则要求国民党首先停止进攻红军的军事行动。国共代表接触伊始即在抗日与统一、停战与谈判先后顺序问题上陈述了让对方暂时无法接受的意向和条件。因此,国民党没有停止“剿共”战争的迹象,中共则以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为口号继续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

  鉴于蒋介石仍坚持“剿共”的立场,再加上南京政府抗议苏蒙签署互助备忘录,19363月至4月,共产国际拟将国民党内部一些军政集团作为优先统战对象。3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草拟的《中国的形势与中共的任务》指出,中共面临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全民抗日,“为争取国家独立和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应该是中国人民反帝战线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该文件第一次不提以前关于把争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斗争同扩大苏维埃的任务结合起来的论点,而且其中修订的许多行动纲领到取消苏维埃口号的思想也只有一步之遥。王明认为,中共的政治方针需要前所未有的转变。“大家希翼同所有国民党军队,其中包括南京军队联合起来,这不是一种手腕,而是大家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真实口号”。至于如何对待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是基本策略问题。国民党内部出现一些或多或少支撑中共政策的派别,“这说明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的分裂是可能的,是能够把它们争取到大家方面来的”。吸取国民党军政集团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并不排除同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因为,第一,红军远离华中地区,并不直接威胁南京政府;第二,红军成功地完成向西北地区的历史性长征,南京军队和蒋介石本人确信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第三,日本在中国发动新的进攻,已直接威胁蒋介石在华中地区的主要基地。18178-1824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提出近期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如下:1.集中力量争取张学良陕甘的军队,由张学良、阎锡山、杨虎城和傅作义的大约30 万军队与红军建立中国西北抗日联盟。2.开展红军同桂军、粤军和川军建立统一战线的活动,以便共同与蒋介石作斗争。3.成立一个共同的政治组织,即具有集体或个人资格参加的所有抗日政党和团体的同盟。18194-195

  在恢复电讯联系之后,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通报红军的情况,征询莫斯科对中共依靠红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意见。主要问题是:1.中共和红军在西北的政治军事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共在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总方针;2.给予中国红军的物质援助。18223-228至此,关于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摆在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面前的就有两个计划: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的计划,总的说来是指望国民党分裂,利用地方军政集团的爱国主义情绪亦或反蒋分裂主义情绪;另一个是中共中央的计划,可能引起中国国家政治分裂,需要投入巨额经费,还会使苏联陷入中央政府与西北政府的对抗之中,在日本侵略面前丧失苏中接近的前景。1821

  1936723 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时指出,中共代表团的立场与中共中央的计划有同样的缺点。认为“现在在中国的任务不是扩大苏区和扩充红军,而是要寻找一些机会、一些途径、一些合适的口号和合适的方法,争取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必须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建立共同的抗日统一战线。意味深长的是,季米特洛夫在修改速记记录中删去了这样一段话:“想一想,在中国能否进行历史性的跳越,向苏维埃化过渡,大家能继续前进吗?当然不能。需要考虑条件和局势,特别是现在中国人民所处的局势。”18230-233这实际上提出了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就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根本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采纳王明的草案作为基础,责成王明、康生和陈云会同米夫和曼达良对会议建议作最后审订,呈报季米特洛夫批准。727 日,季米特洛夫写信给斯大林请求对草案提出意见,斯大林在信上作了简短批示——“同意”。18235,240815 日,共产国际决议以电报的形式告知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认为,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应该对自己从前的政策作出重大修改。“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为了武装抵抗日本,还必须有蒋介石军队或其绝大部分参加。因此,必须采取红军与蒋介石军队停战并达成协议的方针。即使在红军“被迫防御”蒋介石军队进攻的情况下也要继续进行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谈判。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但是不能把张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建议采用“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的防御口号取代“马上对日宣战”的口号。18241-244共产国际、苏联关于中共联蒋抗日的政策基本确立,在中国放弃苏维埃革命只是时间问题了。

  (二)中共中央逐步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达到陕北,国民党军随将“清剿”红军的重点移至陕甘苏区,西北成为中国地缘政治角力的中心。鉴于南京政府与地方实力派存在分歧和矛盾,中共、红军在进行军事反“围剿”斗争的同时,开始将地方实力派作为主要统战对象。中共政策观念和行为准则转变的依据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早在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前,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部门就已采取措施,以便让中共及时了解新的策略。林育英从莫斯科来到瓦窑堡,向中共领导人口头传达共产国际新策略的要点:“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9849根据这些信息,1935 11 28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大家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1047412 25日,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同时改变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大部分政策以适应抗日的要求。“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是党引导革命战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19363月,刘长胜从苏联回到陕北,带来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等文件。晋西会议讨论认为,瓦窑堡会议决议符合共产国际决议,中共中央的工作与共产国际的决议是一致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等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8525其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包括上层的策略,为中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联合地方实力派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

  中国西北毗邻苏联和蒙古,远离南京政府的统治中心。红军长征进入西北靠近苏联,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中共在江西曾拒绝同福建十九路军合作反蒋,红军长征途中更是同粤军、湘军、桂军、黔军、川军、滇军兵戎相见。红军长征达到陕甘苏区,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引导中共不再排斥同国民党上层的统一战线,苏联的背景又成为地方实力派联共的动因。1936年春,斯大林关于苏联援助蒙古抵抗日本侵略的谈话公开发表,尤其是苏蒙互助协定以及备忘录正式公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反蒋抗日的各军政集团。而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逐渐深入人心,中国军队的许多高级指挥官和将领都在开始寻求在国内同红军和共产党联合和在对外政策上同苏联联合的自救道路。张学良背负丢失东北的包袱,东北军将士背井离乡,客居陕甘“剿共”损失惨重,“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共,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的念想。东北抗日将领明确提出,若要收复东北,靠南京政府不行,必须要联络中共,并通过中共与苏联合作,否则难以进行。陕西的杨虎城和山西的阎锡山面临蒋介石中央军排挤的威胁,“一起提出了建立西北四省,即山西、陕西、甘肃和绥远,还包括中国红军力量在内的抗日同盟的想法”;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派代表去香港找中共工作人员,“就与红军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和同苏联和中共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谈判”;东北的马占山派代表向共产党人表示“同苏联和中共缔结统一战线”;流亡海外的十九路军代表陈铭枢等人同中共保持着政治接触,希翼恢复十九路军抗日,提出三个纲领性口号:1.为了救国必须对日作战;2.为了加强抗日战线必须同蒋介石作斗争;3.为了保证抗日战争的真正胜利必须联合苏联。18191-194中共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的发展动态成为国内外关注中国政治的焦点。

  在众多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地处西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首先成为中共统战的重点对象。事实上,19365月间,红军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基本停止敌对状态,中共推出了以“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为中心环节的西北大联合计划。17384-385626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称,争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运动,在东北军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居第二位的是杨虎城的部队,在其他部队里成绩不大。“鉴于两广运动在展开,又出现了宋哲元在华北、刘湘在四川的骚动等”,有必要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加速进行准备,以便尽快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根据靠近苏联和在中国西北部铲除蒋介石势力的原则,将会出现军队的普遍发动”。中国西北国防政府以兰州为中心,“张(学良)被推选为政府主席和抗日军司令。大家提出……副主席”。18225-227如前所述,共产国际、苏联对西北大联合计划持否定的态度,明确要求中共同南京政府停战谈判并合作抗日。9月间,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并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问题的关键是,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加紧控制西南,红军三大主力齐聚陕甘,西北遂成为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战略决战地。11月间,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的计划搁浅,中共在西北地区进退失据。就在中共和红军命悬一线的时刻,1212日,惊天逆转的西安事变爆发,地方实力派充任“逼蒋抗日”的前锋,红军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成“三位一体”的联盟。红军长征以“拼将头颅十万血”为代价,赢得了中共抗衡蒋介石的政治转机。

  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苏联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与南京之间的内部冲突,首先争取蒋介石停止“剿共”的政策。12 14 日,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写信臆测称,难以想象张学良采取冒险行动没有中共中央的参与,要劝告中国党采取和平解决的立场。12 16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张学良的行动损害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且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建议中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基本条件如下:1.通过吸取抗日代表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南京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合作抗日;4.与同情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合作。18265-266共产国际的建议得到斯大林本人的赞同,乃是周恩来同蒋介石达成西安和平协议的蓝本,并成为中共同南京政府谈判的基本方针。12 28 日,毛爷爷针对蒋介石谴责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训话发表声明,公布了周恩来同蒋介石的和平协议,其英译稿通过史沫特莱的西安电台报道出去了。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和平协议是秘密的口头协议,是蒋停止“剿共”的条件,也是其获释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宋子文是其中的担保人。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共产国际提出,必须取消史沫特莱“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这实际上是在委婉地警示中共领导人的立场。然而,无论如何蒋介石毕竟再也难以继续实行他的“剿共”政策,共产国际、苏联基本上实现中国停止内战的愿望。

  在处理西安事变善后事宜中,共产国际、苏联推动中共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政策。早在19361126日,斯大林同季米特洛夫谈话即提出,“应该改变对中国工作的决定。目前不能搞苏维埃。要建立民族革命政府,全民防卫的政府,以保卫中国人民的独立。只有在城市可以搞苏维埃,但不是作为政权机构,而是作为群众的组织。不搞没收”。2148实际上,由西安事变实现和平的基础非常脆弱,蒋介石回到南京扣留张学良,集结重兵进逼西安,内战危机再现。为了巩固中国国内和平,共产国际、苏联将中共放弃苏维埃革命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37 119 日,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等就中共支撑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内战的一切措施、苏维埃制度向人民革命制度转变两个问题进行讨论。2152-53是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共以前所采取的争取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办法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不正确的。目前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本身被看作是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被当作是反对南京的同盟,而不是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是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中共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首先是使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放弃消灭红军的政策,争取同南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日本侵略者。中共的基本方针是,“支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独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措施”。18270-271次日,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征询关于从苏维埃体制转变为人民革命管理体制的意见,明确指出这首先意味着:1.将苏维埃政府变为人民革命政府;2.将红军变为人民革命军;3.只在中心城市保留苏维埃,并且不是作为政权机构,而是作为群众组织;4.放弃普遍没收土地的做法。18273-274共产国际、苏联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基调显然是迁就蒋介石南京政府,要求中共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政策。

  共产国际、苏联的态度和立场,为中共政治方针的转变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建议,随即在由张闻天草拟的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2.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引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2238-39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开具的保证,意味着中共将从根本上放弃苏维埃革命政策。共产国际虽然强调中共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但是又担心中共的政策变得太急、走得太远,党内外的多数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可能导致党和红军因迷失政治方向而走向瓦解。25日,共产国际又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最好只发表一般性声明,表示中共和红军决心支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采取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联合一切力量抗击侵略者的措施,同时还表示中共和红军准备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达成协议,以便根据民主原则并在承认南京政府是全中国政府的基础上改组苏区政权。“暂时不发表关于大家苏区政策作哪些根本改变的具体声明。这个问题需要仔细讨论,并需要所有党派、亲近大家的人士和民众对大家政策的这一急剧转变做好认真的准备”。18282尽管如此,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仍然采纳了中共中央草拟的方案。2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第一次提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公开宣布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政策。2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虽然言辞充满反共色调,但是其中含有回应中共中央谈判的条件,即提出中共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23433-436中共的“四项保证”与国民党的“四条要求”内涵大同小异,为国共合作铺垫了政治基础。3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相关决议为基础,“调整两党之间的关系和两党在准备和实行联合抵抗外来侵略者方面的合作关系”。18284至此,共产国际、苏联彻底放弃在中国推行国家苏维埃化的方针,中共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

  红军长征是中共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相统一的历史过程。共产国际、苏联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为中共放弃苏维埃革命提供了基本遵循。以毛爷爷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逐步纠正中共党内的“左”倾路线,从思想观念到政治策略,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创造性转化。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陕甘宁根据地作为国民政府特区试行苏维埃制度,中国西北作为中共和红军长征落脚点和抗日出发点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四、基本结论

  共产国际、苏联支撑四川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计划和行动,推进了中国苏维埃革命地缘战略的变化。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逐步控制华北,中共领导的南方苏维埃运动日趋衰微,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陕西,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为现实苏联国家利益与中国革命利益的战略对接提供了契机。中共、红军先后放弃了华中、华南苏维埃根据地,整体性地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逐渐靠近华北抗日前线,在时局演变和地缘变迁两个层面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从而将军事上的失利化解为政治上的转机,为苏维埃革命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奠定了地缘政治基础。

  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红军长征战略方针的引导和支撑,坚定了中共和红军为苏维埃中国而战的理想信念。中国红军最初的战略方针或者说发展方向基本上是西进,意图是开辟新根据地,推进中国苏维埃革命。在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苏联无从了解和掌控中共的军事行动,对红军西进战略方针的具体影响甚微。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设想是开辟川陕甘新苏区,进而背靠苏联经略大西北,符合共产国际、苏联支撑中国西北革命的战略意图。当中共中央将实现北上战略方针的中心任务转移到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方面来时,虽然得到共产国际、苏联的赞同和支撑,但是以失败而告终。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红军长征战略方针的影响,更多表现在对中共和红军政治归宿感的心理引导,而不是军事技术性的物质援助,其政治意义超越了军事价值。

  共产国际、苏联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设计和实施,推动了红军长征由军事战略转移嬗变为政治战略转变。红军长征并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中共革命重心的战略转移直接牵动中国的内政外交。日本的战争威胁,中共的革命挫折,促使共产国际、苏联逐渐放弃在中国推行国家苏维埃化的方针,转而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以毛爷爷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逐渐改变中国苏维埃革命“左”倾的路线,从思想观念到政治策略,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创造性转化。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陕甘宁根据地作为国民政府特区试行苏维埃制度,中国西北作为中共和红军长征落脚点和抗日出发点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在共产国际、苏联的引导和帮助下,中共放弃苏维埃革命政策,是红军长征最终立足中国西北的政治前提。但是,从回顾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了各种各样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尝试、失败的严峻考验,积累了管理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经验。在红军长征中,数以十万计的中共党员和红军将士为了理想信念英勇奋斗乃至流血牺牲,锻造和保留了一支政治精英和军事骨干,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力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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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云文集: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7]贺国光致北平蒋委员长电(1934103日)[A.//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8]毛爷爷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1]陈云文选: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徐小岩.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父亲徐向前长征中的一段故事[J.百年潮,2016(10).

13]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4]张闻天年谱(1900-1941)(修订本):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1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16]毛爷爷军事文集: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7]毛爷爷传(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9]郭德宏编.王明年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0]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1册[M.台北:中国学问大学出版部,1984.

21]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14册[A.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3]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A.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王树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研究员。

(原文见《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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