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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基层参议员的地位与作用探实
发布时间:2017-10-27 11:59:37   点击数:

杨东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北辰300134

 

【摘要】基层参议员是中共为顺应现代民主革命运动的基本诉求,通过广泛选举产生的基层权力主体。这一基层权力主体,既是承载革命时代民主制度的重要法制载体,也是沟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纽带。在社会变革作用方面,参议员既是基层民众社会心态变化的推动者,又在很大程度上凸显着基层社会公共身份的表征。实际上,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监督,始终凸显着监督批评政府这样的政治逻辑与运行机制。基层参议员在监督批评政府的过程中,也在推动着乡村社会的革命性变迁。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基层权力;民主政治

 

延安时期是中共开展群众监督与批评最有成效的历史时期。当时的群众监督,始终凸显着一条政治逻辑,那就是必须给予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力。正是以此为基点,中共以参议会为制度载体,通过检查政府工作、监督干部作风、裁汰不合格干部等方式,诠释着延安时代的民主蕴涵。基层参议员作为延安时期基层社会的权力主体,在中共建构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框架结构内,又是一个凸显民主价值及其内涵的极其重要的载体。特别是在一个经济学问落后的地区,这种从未有过的政治架构和运行模式,对于基层民众而言不啻是一个破天荒的制度建构,而所有的这一切又是促进抗战及随后解放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支柱,因此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一、参议员是民主制度的重要载体

  按照毛爷爷的说法,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学问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1179。而不论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还是学问民主,归根结底就是能够达到“政“与“民”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能够形成“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做,在大家公认的条件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全体),谁都能发表意见,好的意见一定能被采纳,谁都有出来做事的义务与权利”2240那种局面。

  然而,无论如何,这仅仅只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前奏。重要的问题是民主政治从何处入手?在边区政府的制度设计中,一再强调基层民主的极端重要性。“政府同人民的关系首先是在区、乡政权直接地表现出来。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首先是直接地检查区、乡政府的工作和人员,而发动群众首先依靠区、乡干部去发动。所以选举方针的贯彻,关键在于乡选,要在乡选中放手地和充分地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检查工作做得好,选举就能办得好;而乡选办得好,上级选举也就能办得好。”3259因此,从基层民主入手,加强基层参议会的选举,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重要一环。

  不过面对如此众多的民众,是不可能使每个人都来议都来管。由于“人民多得很,不易集合,区县以上的事,不能人人都来议来管,只能选派代表(议员)去” 4660。于是便形成了代议制。而代议制作为现代国家民主的基本的普遍的标志,首先是通过选举这种具体制度和形式来体现的。有议会不一定有民主,但没有议会,却必然没有民主,离开了选举,民主也就无从谈起。而对于民众而言,所谓的选举,就是要选举能够代表自己的参议员。正如谢觉哉所说:“边区的民主,不是干部议管就够,也不是政府做的事情好就够,而是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亲自议管,人民通过直接管理国家事务,会深切感到自己的责任,不是以旁观的身份拥护政府,而是积极地把管理政府的重担放在自己肩上。”5477正是依据这些原则,陕甘宁边区以参议会作为其民主制度的载体,规定了具体的运行结构模式。即参议会由人民选举民意机关,再由民意机关选举产生行政机关,构成一套政权机构。各级民意机关都是权力机关,它有常驻机关和常驻代表,行政机关必须服从和实行民意机关的决议,一切行政大计须经由民意机关的通过和批准。民意机关有督促和检查行政机关之全权。也就是说,参议会在由人民选举组成后,又以参议员的身份选举同级政府,监督、罢免政府人员。“未经过选举的地区,各级政府都是临时的,必须由老百姓选举,才能叫正式政府。”6213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正是在这种“亲自议管”的制度建构内,承载着边区民主的价值内涵。

  如果说参议会的制度架构是凸显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重要载体,那么在基层参议员中数量众多的非党议员群体,特别是那些在基层社会享有较高威望的地主士绅被选为参议员,同样成为凸显边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载体。

  陕甘宁边区之所以被称作模范的革命根据地并被中外人士所称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参与政权人员的广泛性。尤其是在参议员的社会成分和党派关系中,非党人士更是占有着绝对多数。可以说当众多的地主士绅被选为参议员,这本身就凝结着边区民主的价值理念。正如毛爷爷所说:“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而“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不少中外观察家在考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时,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此为切入点来认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民主的。

  斯坦因在考察了延安一些地方的参议会之后这样描述到:“有几个是农民,赤足、短棉袄,吸着烟袋、剥着西瓜子,倾心的谛听。另有几个是典型的旧式商人,精明强干,吸着土制香烟,穿得比别人好。一个是年老的学者,长袍白须,在会议的进行中,他不住地点头,偶尔作出不同意的手式;几个是当地的年青的共产党员,穿着蓝制服,带着坚决精干的面容;两个是女人,一个强健的快活的乡下姑娘,一个面色苍白的,戴眼镜的常识分子,她是一个小报的副总编辑”。“这是一个秩序良好很有生气的会议,这些人在几年之前还没有听说过地方自治这个名词。他们似乎是很满意这个新的机会,喝茶,剥瓜子,吸烟,不在乎地打断别人的话。其中一个人对我说,这样的会议对于他们是一大教育,他们慢慢地习惯了。”735,38-39另外,在一些中外记者同绥德士绅的对话当中也同样有着反映:

     爱泼斯坦:你过去和现在的思想有什么不同?

    王德安:我相信真理。后来对他们不感兴趣就回来了。

    爱泼斯坦:具体有什么不满?

    王德安:部队里官兵关系不好,经济不公开,抗战不力,前途不光明。

    ……

    爱泼斯坦:你对国民党的看法怎样?

    王德安:国民党基本上不民主。在经济、军事、政治各方面,他们由少数人包办。共产党基本上是民主的,虽然现在还不太够,但还向更民主的方向发展。

    爱泼斯坦:你现在和过去对共产党的看法有什么不同?在高桂滋部队时及现在,你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

    王德安:我以前不了解共产党。回来后,我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所做的事实和国民党大不一样,便同情共产党了。8125-126

  显然,一些士绅态度的转变以及最终参与基层政治,民主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媒介。特别是当他们通过与先前的经历相比较之后,自然也就积极参选而成为基层参议员。正如绥德士绅安文钦所说:“袁世凯时代,贿选众议员,成立国会,老百姓不知其所以然,只盼着真龙天子出现,边区选举真是家喻户晓,大家了解民主的真义。”9839这一论述,可谓是基层参议员凸显边区民主价值载体的最好注脚。

   二、参议员是民众心态变化的推动者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众的政治心态主要表现为依赖朝廷、企盼明君、仰仗清官、借重循吏。因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民众的利益表达通常是以封建王朝的言路机构为中介间接地上达君主。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民众可以以某种形式进行有限的利益表达,诸如申诉疾苦、控诉冤狱等,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很难通过合法渠道和专门机构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更不容易将这些要求转换为权威性政策。这样,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民众只能被动地选择皇权与皇帝作为自己的庇护人,从而形成典型的“统治者兼庇护人——被统治者兼被庇护人”的模式,即由“天下之父母”充当全社会的利益综合者,并为广大臣民提供保护及各种公共性服务。而广大民众则自觉地或被动地为皇权提供劳役、赋税及其他的政治资源并顺从既定的统治秩序。10319正是在这种结构体系之下,形成了乡村民众对政治的冷淡。

  而对于地处偏远的陕甘宁,这种冷漠的政治心态,即便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依然没有明显的改观。这也始终都是中共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难题。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普选运动时,一些选举团在赴绥德县帮助发动选举,却发现群众的“正统观念比较严重。在茶馆、酒肆等公共场所仍到处张贴着‘莫谈国事’的条子。一些中上层人士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在一些商人中流传着‘吃好一点,穿烂一点,见了八路军走慢一点’的说法,以为共产党不喜欢有钱的人”11296。甚至在这抗战时期,“许多区乡镇长还同一般农民站在对立地位;地方政府对于农民既不信任,大多数的农民对于地方政府也不深切了解。”结果当有人去动员农民时候,“一方面他们得不到地方党政机关和区乡镇长的协助,甚至还要受到许多不必要的干涉;另一方面,农民以为他们代表政府来向农民派捐抽丁,因而厌恶逃避。”12309

  使民众对政治表现冷淡不愿参与民主,正如谢觉哉所说,并非民众不要民主,而是由于专制统治从来不把民众当人,民众不自觉的也好像自己不是人。因此那种以老百姓学问水平低下、政治觉悟低下、政治程度不高、民主需求淡漠的观点是靠不住的,只“不过是少数掌权者企图‘把持政权、自私自利’造出来的一种借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13103。因此只有选举才是改善政治,发扬与提高民气的一个推进机,进而才能激发广大民众参政意识的觉醒。于是随着边区政府的广泛动员和组织发动,乡村民众逐渐走出狭小的天地参与民主选举。

  特别是当他们被选为参议员时,对于边区民众而言更是从未有过的体验。正如靖边县参议员田宝霖被选为参议员之后,“他的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的感觉,只在盘算一个问题,‘怎搞的?一千多张票……咱是不能干的人,咱又不是他们自己人,没有个钱,也没有个势,顶个毬事,要咱干啥呢?’”于是只得把头抬起来望着远处,“却看不见天际那抹红霞,他也曾注视过窑里,连他婆姨在同他讲些什么也没听见,他心里充满了一个新奇的感觉。”1451陇东分区一位农民参议员刘德富说,“大家这些农民还能批评政府的干部,而且都虚心接受,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的事!”15758正是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和体验,极大地提升了他们参政议政的政治心态和积极开展乡村建设的主动性。同时当这些基层参议员一头扎入民间,开展乡村各项建设的同时,又在积极地影响和改变着众多民众的政治心态。

  按照基层参议会的运行模式,乡市参议员不仅是议事的,也是管事的。因为乡市工作,不是上级命令要居民直接做的,就是居民本身直接感到要兴要革的事。“乡市管辖不大,居住接近,意见相通,人力有限,议事的应该就是做事的。如果要划分为一个机关的人在议,另一个机关的人在做,老百姓将不懂得为什么要多此一套麻烦,事实上也没有这么多人来分配。本来议会与政府并列,议会监督政府,理由是怕政府专权、渎职。”5421因此,这就要求基层参议员必须要养成良好的民主作风和认真做事的态度。与此同时,参议员在乡市一般要按其住所远近,在37个代表之中选举1人为代表主任,分配和引导其领导下各代表的工作,解决其领导下居民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在讨论诸如征收粮草的时候,如何做到既公平又合理,一般都要经过参议会讨论和决定。如盐池县的乡参议会,“每逢征收公粮、公盐等一些大的工作,各乡都是召开参议会讨论实行,凡是遇到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放在参议会上讨论”16

  实际上这也表明民主制度和作风实际上基本上已深入到基层民众的日常工作之中。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乡村民众既有的对政治冷淡的心态。当他们不仅可以督促参议员的工作,而且还可以随时对此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也就实现了真正的所谓越下层越要民主的要求。按照边区政府的要求,下面的基础打得广大而且结实,民主政治的力量与成绩才能发展起来。反之,下层没有民主,或虽有民主而没把它开展起来,有民主也就等于不民主。因此当基层民主“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而将这个制度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使它成为最能发扬民众创造力的机关,使它成为最能动员民众以适应革命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这是历史上除苏联外无论什么政府所做不到的”5412

  可见,在陕甘宁边区的基层社会里,基层参议员实际上是比上级参议员更能代表民众的切身需要,更接近人民群众的一个群体。正是由于如此,当基层民众在选举参议员的时候,不仅摒弃了既有的冷淡,而且积极参加选举活动,寄希翼能选出真正为自己服务的参议员,进而能够在他们的努力之下,选举出被民众所认可的“帮忙政府”。一旦民众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政治距离他们是如此之近,所谓的“怕官”心理也就荡然无存,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乡村民众的政治心态和社会意识。一如赵超构所说:“在社会民主化方面,延安人的确有了一些成就,至少农工兵的自尊心是提高了,肉体劳动是成了风气了,两性平等也确定了,干部不复有摆官架子的机会了,在吸引民众参加公共生活一事上,延安人从老百姓所最关心切己的生产运动出发,教会了他们开会、讨论与组织。”17247

   三、参议员是政府与民众的纽带

  基层参议员是沟通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架构中,乡村民众就是通过基层参议会和参议员来参与政事管理的。与此同时,作为基层社会的权力主体,参议员又是代表民意选举产生基层政府,决定各种重大事务的社会群体。可以说参议员不仅是凸显边区民主价值的主要依附,更是沟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纽带。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参议员作为他们所信赖的“好人”,承载着他们的希翼与要求。所以每到基层参议会召开之时,他们都会敲锣打鼓给予庆祝,希翼能在参议会上看到更有利于民众的一些政策和提案。与此同时,他们对于议员的选举更是再三慎重斟酌。特别是经过多次民主选举实践之后,他们更加慎重务实。如在定边城区四乡开展参议员选举时,群众非常认真地展开讨论,最后才决定戴有才和蔡生之,由于他们能根据蔡马厂土地贫瘠的情况认真调剂地种,而被群众推为候选人。梁圈村贾自诚过去曾不惜生命危险,帮助革命队伍开辟过新区,对革命很忠诚;这几年当乡长,虽然不识字,但是每件工作都记得很清楚,同样被群众推为候选人。四行政村群众说张连科办事有能力,但只顾自己做生意,这样的人不够条件。最后经过一天两晚的酝酿,才最终选举出民众满意的代表。18147-1481941年佳县高家寨选举时所呈现的情形同样如此,许多选民轮流守住了那个贴着张竹青的票碗,瞪大了眼睛:“老太太回去吧,山路难走呢”,一个人这样建议。“不行,同志,大家要等着看大家的张竹青能不能中选,她是大家的妇女主任呢!”她们中的一个说。“大家的张竹青已经有了半碗豆了。”另一个露出笑容指着碗,流露出希翼的喜悦的表情。“同志,假使他们少放一颗豆怎么办呢?大家妇女就只有这一个张竹青是有希翼当选的。”19

  正是由于民众对参议员寄托着希翼,边区政府在1941年修正基层参议会的职权时,把“议决并实行本乡市应兴应革事项”提到了首要位置,这表明参议员应该把最重要精力放在基层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诸如兴修水利、修道路、办学校、治病、改进优抗、禁鸦片、禁赌、禁缠足、破除迷信、感化二流子等事情上。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参议员不仅要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呼声,有条件的参议员还要参与广泛的社会调研,形成详细的调研报告提供给当地的政府部门。为此,边区政府要求各级常驻委员会、各级参议员要经常取得联系,这样,“一方面常驻会经常有新的人民意见反映,另一方面,各级参议会或常驻会可以相互了解工作,能取得帮助和改进的效果”。4657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集中民情民意,参议员还要通过召开会议的形式来获取民众的意见。如果“久不开会,那人民新的意见,无由反映,政府的缺点,不能立时纠正,这对于民主发扬,是有妨碍的”。“这是对民主政治怠工,不可容许”。4678

  可以说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参议员,所谓大事小情都要充分听取和集中,从而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有的放矢,起到真正的作用。正所谓“人民派代表来议国事管国事,如果不管下文,那主权还只行使得一半。真正的民主,在派出管的、议的人以后,须按时来检查他们议得好不好、管得好不好……边区乡市各级政府同时把成绩的优劣摆出来,请求人民检阅,看人民还要你们不要”5476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首先就是要秉承参议员的意见建议和提案议案,具体贯彻落实实行。因为按照陕甘宁边区的制度建构,各级政府是行政机关,而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又是权力机关。在政府与参议会的关系当中,“议会是人民直接选的,是主人;政府是议会选的,是佣人。主人对佣人有监督指挥的权利,佣人应接受主人的监督和指挥。”5236这一形象比喻,可以说是对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历史地位的生动描述。同时也表明,参议员的首要职责就是对政府的监督。具体包括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和审查批准、立法监督等相关权利。为了保证参议员对基层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有效监督,切实保障基层参议员的言论自由权,充分履行职责,提高监督议政效果,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各级参议会议员在议会中之言论及决议,对外不负责任,各级参议员在任期内,除现行犯外,非经各级参议会或常驻委员会之许可,不得逮捕或罢免。在会议期间,边区政府明确规定了议员对政府工作报告有询问权。“凡参议员对于政府工作报告,均有询问权,询问时以书面或口头为之,由大会主席团通知主管机关负责人定期答复之,如认为答复不满意时,可再提出询问。”4302与此同时,为了更好的促进和规范参议员的政治参与,确保各项议案决议能够能更好的贯彻落实,边区政府还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参议会议案一经决定,就得实行,大家的议会,不是‘请客’,不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一切对议案怠工及不依法定手续变更议案成另颁新案的习惯应根本扫除”,“必须绝对敬重法治,否则无法树立民主的信仰,而民主政治也不免陷在不生不死的场面上”。4644-645

  同时,按照边区政府的规定,参议员还要认真“议决并实行上级政府交办事项”。对上级政府交办事项做得好,参议员的工作就会得到很大程度的认可,如果这项工作没有做好,则参议员的权威会遭到质疑。这就要求参议员必须要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基层参议员同样有着较好的表现。他们不仅创造性的开展过“一揽子会”,同时在不少地方还开展过“十一运动”。如延安政府委员常驻议员联席会提出的“十一运动”的内容就包括:“一、每户有一年余粮。二、每村一架织布机。三、每区一个铁匠铺,每乡一个铁匠炉。四、每乡一个民办学校和夜校,一个识字组和读报组,一个黑板报,一个秧歌队。五、每人识一千字。六、每区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医生,每村一个接生员。七、每乡一个义仓。八、每乡一个货郎担。九、每户一牛一猪。十、每户种活一百棵树。十一、每村一个水井,每户一个厕所。”20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十一运动”的开展,被认为“是改造农村的一种建设运动”21。特别是在征收救国粮草时候,参议员们更是需要深入各家各户开展动员工作,发动广大群众积极踊跃地缴纳救国粮草。

  综上可见,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参议员,可谓是一个沟通上下、联接政民的桥梁和纽带。由于这些参议员的积极努力,不仅促进了边区各项制度的正常运转,而且极大地缩短了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距离。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游离于政治之外,而是深切地感受到政治距离自己是如此之近,并清晰地意识到这样的政府就是自己的政府。从而也就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正如谢觉哉所说:“民主不是说说就够,不是做的事就好。而是真的由人民自己来做。人民感到政府好和人民自己来管理政府,味道完全两样。因为它不仅自己知道有了权力而且知道自己有了责任。”51156

   四、参议员是基层社会公共身份的表征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具有功名身份的士绅,以其独特的学问权威和政治资源,成为基层社会“公共身份”的当然人选。不过随着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动以及边区社会的大规模选举,原有的作为“公共身份”的士绅,已不可能获得制度性的支撑,于是这些能够广泛集中反映民意,上能充分监督管理政府的参议员,便成为边区社会具有“公共身份”的新型社会群体。这种“公共身份”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对群众工作和公益事业的热心。

  如同官区二乡安里村村长张义恒,“把自己的二石粮食借给该村十一户移难民吃用。该区一乡参议员朱富荣,曾为十几户移难民调剂种籽,整整跑了五天。同区三乡六十岁的乡长徐景发,于播种前首先把全乡二十二户移难民所需的籽种登记清楚,于是仅在一周内就由老户中借来各种籽种分发完毕”22420。镇原县参议员安兆甲,不仅帮助村户制订发展生产计划,发动群众搞互助,而且对于那些缺劳力缺畜、生产有困难的,他组织农户带上农具赶上牲畜帮耕帮种,同时还担任扫盲识字班班长,带动其他人参加学习。尤其是他能主动调解土地纠纷,主持公道,为群众化解矛盾。按照边区政府的要求,基层社会的纠纷主要是由群众自己调解,因为他们对事情很清楚,利害关系很密切,谁也不能蒙哄谁,占便宜、让步,都在明处。所以“要号召劳动英雄,有信仰的老人,和公正人士参加调解。会调解,调解有成绩的人,应受到政府的奖励和群众的尊重。要选拔出调解英雄,因为他为人民做了好事。百分之九十以上甚至百分之百的争执,最好都能在乡村中由人民自己调解解决”23344。正是在边区政府的号召下,仅1943年经安兆甲调解的土地纠纷就达10余件。如该乡姚成俊将110亩地卖给张炳文,当时写有地界契约,次年春播时,张炳文把地畔向前延伸,占去姚成俊土地1亩多,于是二人闹起地界纠纷,将官司打到区政府。区政府因故未能及时处理,安兆甲即主动出面,找来姚、张二人,并请来了解真相的“地媒”,以契约为依据,实地查勘当场公断,顺利地解决了这起纠纷。1944825日,《解放日报》刊登《镇原劳动英雄安兆甲善于调解民众纠纷》的报道,先容了安兆甲调解民众纠纷的事迹。由于他在大生产运动中做出优异成绩,被评为劳动模范。24139

  除此之外,还有像延川县的调解模范杜良依,几乎90%以上的纠纷都经他调解和好。曲子县天子区从19451月至8月共受理的21起纠纷中,由民间调解的就有19起,转到县里的仅2起。子洲县斐区,19455月至7月,共受理纠纷97起,其中调解93起,上交司法处4起。由此可见,比较简单的纠纷都在区乡得到调解,告到县上的,一般是情节复杂或当事人难缠的案件。根据1945年清涧县一科(民政科)调解纠纷统计,该年共受理土地纠纷33件,调解15件,送司法处18件,调解占45%;受理婚姻纠纷14件,调解12件,送司法处2件,民间调解合计占86%;受理债务纠纷6件,调解3件,送司法处3件,调解占50%;受理继承纠纷5件,调解1件,送司法处4件,调解占20%;口角纠纷6件,全部调解解决,调解占100%。25189由此可见,参议员在调解纠纷方面的确起了重要作用。它不仅维护了乡村社会之间的邻里和睦,而且也极大地节省了民众的物力和财力,以便能够积极地从事生产。

  另外,参议员作为政府各项政策的积极组织者,同样体现出“公共身份”的特征。每当有重要任务和政策需要落实,他们总是以极强的工作责任心来开展工作。比如征收救国公粮、开展防灾备荒等重大事务之时,他们总能积极组织。特别是一些被选为劳动英雄的基层参议员,更是凸显着“公共身份”的这一特征。如曲子县劳动英雄孙万福,由于为人公正又热心公益事业,不仅在乡议员的位置上积极开展工作,而且还积极从事拥军工作。从1938年起就担任本村的代耕队长,领导全村的代耕工作,每年为本村四家抗工属代耕50余亩耕地。而且他还年年修桥,“从八路军来了之后,为军队和行人的便利,一共修了八座桥,把自己的二十一亩地借给军队种麦,并经常帮助借牲口及农具。他还担任本村和张家源两小学名誉校长,劝子弟入学。爱护学生,亲手修理学校的桌凳用具;全村四十二户在他的模范影响下,去年开荒四百亩,增加粮食六十石”。2639-40

  还有一些议员不仅积极宣传边区政府的各项政策,而且主动带头做表率。如赤水县的非党议员柳成林不但拥护边区的各项政策,而且常向群众说明,热心宣传《关中报》、《群众报》,领导读报小组,对蒙家湾群众影响很大。议员胡宗海在拥军大会上,自动报名拥护边币一千元,政府发动救济灾区时,自动捐去法币五百元。女议员姚苦情五十多岁,主动当村长,“晚间自己放哨,平时主持公道,办事迅速,开反奸大会时,劝不愿到会的妇女,她一个一个去劝说,自己参加反奸会到底,平时也有会必到”。27536-537很显然,传统社会维系地方秩序的权威角色,在这些基层参议员身上鲜明的体现出来。

  曾几何时,“公共身份”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唯有乡绅才有能力可以充当。因为“公共身份”意味着公共责任。当财富、功名和地方共同体相互关联交融交构而成的公共责任给予了乡绅权威地位之后,便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家长式的、道德化的力量辐射到每一个村庄和农户,从而建构起传统社会的“公共身份”。2821而陕甘宁边区基层权主体的建构与重塑,却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社会“公共身份”的转换。作为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员群体,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重新演绎着基层社会“公共身份”的这一角色。如果说传统士绅在基层社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参议员在改变自身的同时,也在有力地推动乡村社会的革命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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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盐池县三三制政策实行情况[A.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4,卷宗号9.

17]赵超构.延安一月[M.上海:上海书店,1992.

18]马骥,主编.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史料选编:下[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边县委员会,2007.

19]边区关于选举工作的指示及有关材料[A.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4,案卷号17.

20]延市开展“十一运动”[N.解放日报,1944-08-26.

21]十一运动[N.解放日报,1944-09-15.

22]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7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3]艾绍润,高海深,主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24]赵宝玺,主编.镇原史话[M.兰州:甘肃学问出版社,2005.

25]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审判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26]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M.大众书店印行,1946.

27]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28]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杨东,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共党史研究。

(原文见《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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