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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学习“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
发布时间:2017-10-27 12:04:59   点击数:

霍静廉

(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教学科研部,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县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县的同志们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艰苦奋斗,把延安县建设成为边区模范县。毛爷爷首次提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来概括他们的优良作风,高度赞誉“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并对这种精神作了全面的评价,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典范,这种精神在今天仍值得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和弘扬。

【关键词】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布尔什维克的精神;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陕甘宁边区;模范县;

【中图分类号】D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703009516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县在各方面的突出表现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数次表扬和嘉奖。194210月至19431月,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爷爷及与会人员,对延安县同志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作风上等各方面的成绩与表率作用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誉。毛爷爷把延安县同志们的这种思想和作风,首次概括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并对这种精神的主要内容给予了全面阐述,号召大家学习“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毛爷爷指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大家希翼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大家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大家希翼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1759毛爷爷把一个地方同志们的思想和作风概括为一种“精神”,并对这种精神用了四个“完全”高度赞誉,这在毛爷爷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也许是唯一的。那么,当时的延安县到底是什么情况?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带着这些问题,大家一同走进历史。

  一、延安县是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县

  192912月,中共延安区委改为中共延安县委,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党中央进驻延安后,于19372月将延安、肤施两县合并,统称延安县,成立了新的中共延安县委员会,由原延安县委书记贺炳章任书记;原肤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秉温任副书记。合并后的延安县先属陕北省所辖,1937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归边区政府领导。

  延安县所辖范围紧紧地环绕延安城,是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地域,面积3535平方公里,人口初期33000多,到1942年达到64000多。延安县的地理位置在保障边区稳定、团结、巩固、保卫党中央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19377月,刘秉温被任命为延安县县长。19403月,原延安县团委书记、后任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的王丕年被任命为延安县县委书记。这两位干部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希望,以非常出色的成绩和模范带头作用,给边区政府和党中央交了一张满意的答卷。

  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政治引导中心,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奔赴延安,延安县所辖范围,居住了大量的中央机关、干部学校、部队和工厂单位等。特别是1938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延安城成了一片废墟,延安县便成了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区域。延安县委和县政府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受到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关怀,延安县的两位领导人也深知责任的重大。他们认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的模范根据地,延安县也必定要建成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县。他们牢记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颁发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为战时服务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的责任。带领全县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做出许多正确的改善人民生活,为战时经济服务的决策。带领全县民众排除万难,克服困难,开荒生产、组织变工队、安置移民和教育改造“二流子”等,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以优异的成绩圆满和超额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受到边区政府的赞誉,称他们为“边区的模范县”。2延安县先后被评为:发展经济的模范、征收救国公粮的模范、自卫军的模范、合作社的模范。

  (一)发展经济的模范

     农业生产是战时经济的命脉,是保障部队和中央机关生存的首要条件。延安县委、县政府首先把农业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1938 12 13 日晚,毛爷爷在出席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延安党政军及各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提出了两大号召,一个是“加强学习”,一个是积极“推进生产运动”。2 月底,在春耕生产即将开始之际,延安县就以“对今年的生产运动当然不甘落人后”3的精神状态,召开了全县生产动员大会,全方位地布置各项生产计划:一是改变过去单门独户的松散生产劳动状况,积极组织劳动互助组、变工队、扎工队、耕田队,妇女生产组等生产互助组织,先后组织了 98 2790人的开荒队,以队为单位进行集体开荒与实行劳力互助合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二是大量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要求每个能生产者开荒9亩地。同时,组织跨区域的集体开荒,整合荒地资源。三是改造“二流子”,将占人口总数5%的“二流子”,经过劝说感化和强制处罚相结合,促使他们参加生产,增加劳动生产力。四是安置移民和难民,动员延安之外的部分难民以及一些地少人多的农民移驻本县,并以开荒土地归个人,三年不纳租,减轻牛租三分之一等政策,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延安县居住7703户,人口33705人,到1942年,居住户达16446户,人口增加到64292人,至1943年,延安县增加了3万移民,4极大地增强了整个延安县的劳动力,成为生产战线的一支生力军,大大地促进了延安县经济建设的发展,增强了抗战的力量。1941年延安县开荒8万余亩,超过原计划2万余亩,粮食产量大幅增长。1942年粮食增产141.5石,1943年达到256.75石,增长了81%

  1943125日,《解放日报》社论《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一文指出:“大家必须学习延安县的模范,对于组织劳动力这一重要问题,……由旧的比较狭小范围内的组织,转到有组织的新的‘变工队’。大家首先要在今年春耕中,大大推广这种劳动互助组织,把一切具有劳动力的、身体强壮的、老弱的、儿童与妇女等,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5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延安县还发展了纺织业,1941年县长刘秉温在《三年来大家是怎样建设延安县》一文中指出:“一年内发动5000个妇女从事家庭纺织手工业,纠正过去强迫命令及低价动员方式而代以政治的实际鼓动,并与延安县的‘群众’纺织合作社,密切联系进行。”每位妇纺人员年收入从500元增长到1000元,这在当时几乎相当一个工匠的收入。同时,还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纺织厂,推动了纺织工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提高了经济收入,还支援了边区各部队、机关。

  畜牧业生产是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产业,牲畜是陕北人民最大的财富,又是发展农业的依托。延安县广袤的未开垦地,是发展畜牧业最好的资源。延安县广泛动员群众饲养牲畜,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鼓励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从1938年到1941年,耕牛从7477头发展为11357头;毛驴从2741头发展为3709头,山羊从19619只发展到48419只,到1943年全县牲口值达一万万元以上。6畜牧业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群众生活,为发展运输业、合作社提供了资源,增加了群众的经济收入,形成一个一举多得的发展型产业。

  还有合作社事业,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在延安县委、县政府领导下,成为延安县发展经济、为群众谋福利的实体,也成为边区最大、最受大众欢迎的群众合作社。它包含了商业、运输、纺织、工业等行业,分社达16处,“该社今年(1941年)分红1元可得2元,因购买了公债,1元也分了7角。利息之优厚可谓冠全国。”7

   延安县各项生产建设都走在了边区各县前面,正如194323日《解放日报》社论《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中指出的:“以延安县论,那里的领导同志们数年如一日地提倡了经济建设,而延安群众财富增长的速度率站在全边区各县的第一位,财政负担能力也占全边区的第一位。”7

  “延安县的模范作风,工作经验教训及其领导方式,是可为全边区各地去效法的,大家号召各县,大家去向延安(县)学习。”8340 1943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延安县被评选为“发展经济的模范”,受到毛爷爷等中央领导的赞誉。

  ()征收爱国公粮的模范

  发展生产的目的,除改善群众生活外,还有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支援革命,支援抗战,及时缴纳救国公粮。延安县把缴纳救国公粮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每年都要召开全县、区、乡、村征粮动员大会,让人民群众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征收公粮是为保障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民族、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八路军指战员的基本供给,人民群众能在稳定、祥和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是大家的八路军指战员勇敢战斗、前赴后继换来的,支援抗战、支援革命是战时人民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广泛动员的基础上,再召开党员大会和先进的“活动分子”会议,号召党员和先进分子带头缴纳救国公粮。同时,采取公开、透明的民主征粮方法,在县、区干部领导下,各乡民主选举出有威信,又公平、公正的带头人,根据各乡、村收获粮食的多少,合理、公开的分配征粮任务。并将公粮任务发放给各村、各户广泛征求意见,征得群众同意。遇有不同意见,大家集体分析讨论,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增减,然后再发动群众缴纳。各区、乡、村的共产党员、党员干部、积极分子,特别是征粮委员会成员都首先带头缴纳救国公粮,带动群众缴纳公粮的积极性。因动员工作充分,党员、干部积极带头,每年的征粮工作都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正如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所说的:“民主的实质就是公道,征粮中发扬民主就是为了主持公道。”每年延安县公粮任务都高于其他县,而完成任务的时限都早于各县,为全边区做出表率。1937年起征收公粮时,全边区23个县共征收1万石公粮,而延安县承担1000石,占全边区10%1939年全边区共征收5.2万石公粮,延安县承担5500石,占全边区10%还多点;1941年全边区共征收公粮20万石,延安县承担了2.6万石,另还购公债8万元,运盐5400驮,交公草325万斤,各项工作都走在边区前头。8359

  193911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为延安县征收救国公粮事指令:“查该县这次征收公粮工作动员尚属得法,布置亦甚适当,发动群众自动交纳,踊跃输将,如期完成,超过计划颇堪嘉许。”9421

   (三)自卫军建设的模范

  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是延安县工作的又一重大任务。在日、伪、国民党反动派不断阴谋破坏和捣乱边区的时刻,延安县非常重视自卫军的建设,不仅各区、乡组织了自卫军,还组织了妇女自卫军、儿童团,每到农闲季节,县、区的训练场上,杀声震天,一排排整齐的农民自卫军练刺杀、练步伐、练瞄准、练投弹;听取边区保卫干部先容侦察手段,注意判断来往可疑行人等等。训练之后,都要进行自卫军大检阅,县长刘秉温亲自担任自卫军大检阅总指挥,给自卫军以极大的鼓舞与鞭策,使延安县形成自然的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屏障。延安县的自卫军和各区、乡治安干部先后抓获了30多名潜伏特务和破坏分子,收缴武器40多支,协助边区保安部门破获敌特案件6起。延安县东二区一个乡,由治安干部张丕谟负责的自卫军,以招待饭食、住宿等办法抓获敌特分子4人,缴获枪支7支,帮助边区保安处破获重大案件2起,为保卫党中央做出很大贡献,被延安县政府评为模范治安干部。

  1938年,《新中华报》的报道指出:“最近,征调自卫军进行国防检查时,延安(县)不仅切实实行边区政府的命令,保障动员自卫军数目完成,而且对自卫军进行了深入的动员,每个自卫军均都了解此次国防检查,对于保卫家乡,保卫边区,保卫西北的重大意义,激发了他们参加抗战工作的热忱;所以,虽然处在极端困难与艰苦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在坚决为完成自己任务而努力着。比如敌机两次空袭延安后,其他各县自卫军,有的一部分放弃了自己的职守,而私自逃跑。但是延安县自卫军,没有得到上级遣散命令前,始终照常进行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逃跑的。”这“与平常工作是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的。正因为延安县平时对自卫军有深入的教育,所以他们能在最危险的时候,始终不会离开自己的职责。”2

  即使在胡宗南进犯延安时期,延安县的自卫军也以优异的成绩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19476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通令嘉奖延安县自卫军副大队长高善祥,指出:“查延安县大队副高善祥同志,在我军主动撤离延安之后,奉命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短时期内,即将柳林、丰富两个区的游击队和各乡游击小组,普遍组织起来,掀起对敌斗争的热潮,使延河两岸,烧遍了人民武装的复仇火焰。仅在一个月内,即毙伤和俘(虏)敌营长以下30余名,缴获长、短枪20余支及其他军用品很多。特别值得赞扬的是,高善祥同志不仅善于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以少胜多,屡建奇功,而且能以坚决果敢的行动,镇压群众所最痛恨的反革命分子,摧毁和瓦解伪政权,使有些暂时被敌奴役利用的伪政权人员,纷纷向敌人辞职逃跑,或向我方悔过自首,以致敌人丧失残害人民的爪牙,大大便利于我游击队在广大敌后地区的活动,并减轻敌后人民的痛苦……根据高善祥同志不避艰险深入敌后所创建的种种辉煌成绩,他不仅是延安县,而且是全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及敌占区群众工作的优良模范。为此,本府决定:通令表扬高善祥同志的英雄事迹,并奖给新民主主义奖章一枚;同时号召各级政府干部及各地民兵游击队学习他的模范行动,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敌占区群众工作,以加速残暴敌人的灭亡,解除敌后同胞的痛苦。”10168-169

  (四)合作社的模范

   合作社事业是延安县为克服边区经济的巨大困难,通过互助合作的方法发展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一种群众互助组织,也是延安县最早创建和发展起来的经济互助组织。著名的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创办于193612月,它在延安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以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实际困难为目标,发展壮大边区经济力量,繁荣社会经济。

  合作社成立之初,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鼓励民众入股,并且采取半摊派半自愿的方式在民众中收集股金。“以苏票3角钱为1,在人民群众中收集533,159.9元的股金,吸取社员160人。19372月第一期结算盈利200,除优待抗属、慰劳前方、捐助学校外,每股只分红利1.8角”。8371 

  1937,延安县政府任命工作积极主动、善于动脑、能为群众着想的刘建章担任南区合作社的主任。刘建章根据群众没有多余钱的实际情况,取消了入股的限制,采取劳力入股和粮食、牲口、财物入股等办法鼓励民众入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37年底,合作社的股金扩大到1600,股金全部由苏票(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币 )转成市场流通的法币。不仅如此,合作社为发展经济,让人民群众尽快获得货真价实的利益,开展了诸多新的业务。如以200元的资本在沟门开了牲口店,在柳林设立了饭馆、营业部及牲口店,成立了榨油坊、磨粉坊,方便群众。19388,合作社又看到群众有困难无处借钱,又提出办理信用合作社,入股的共500多户,股金有1000余元,这是南区合作社第一次试办信用合作社,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19392,合作社又在光华商店投资1万元成立了一个抓羊绒的“羊场子”,在三十里铺与挑担小商人合伙成立了一个货物分销处,同时在柳林、沟门、三十里铺和罗家崖这四个地方成立了分社。这时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已发展为兼营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业务并行的综合性合作社。延安县委、县政府及时引导合作社排除股民的顾虑,把盈利分给了社员,群众看到入股不仅可以分到红利,而且合作社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是真正地为民服务的经济机构,便彻底的改变了对合作社的认识,越来越信任合作社,入股者越来越多,股金越来越大。“截止1942年底,南区合作社拥有10多个分社,包括21个经营单位,入社户数占南区户籍总数的90%以上,股金总计250万元,流动资金130万元,贸易总额为1700多万元,纯收益180万元。”84221943,南区社有2800名社员,600多万元股金,7000多万元资产。

  合作社除了为股民交粮运盐之外,全区人民的各种零星负担,比如购买储蓄券、公债,甚至全区教育经费,自卫军哨站费等也均由合作社代为垫付。合作社帮助难民购买工具、耕牛,与群众合伙喂羊养猪,帮助变工队、扎工队发放树苗棉籽等,帮助民众发展生产。总之,凡是群众遇到困难,或是遇到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事,合作社都会主动想方设法来帮助,处处想群众所想,应群众所需。所以,群众送给南区合作社一幅对联:“入股没钱柴草也算,包交公粮减轻负担”,可以看出合作社在发展经济,减轻群众负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面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可。

  除此之外,南区合作社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和推动下,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服务事业的活动,积极开展公益、文教事业,不仅创办了业余剧团,为群众演戏,慰问军队,开展各项学问活动,帮助学校和政府购买办公用品和服装等,并且以南区合作社公益金下的教育经费为基础,通过群众入股的方式,为南区群众开办了教育合作社,也就是沟门小学,使许多无处上学的孩子有学上,开辟了群众办学的新路,推动了边区教育事业,成为边区合作事业的一面旗帜,受到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肯定和奖励。19431月,毛爷爷亲自为南区合作社题词:“合作社的模范”,号召全边区向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学习。7

  二、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

  毛爷爷评价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这一评价是十分准确的。延安县同志们在工作中处处表现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宗旨意识,完完全全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精神。

  (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延安县的同志们,始终牢记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虚夸,不掩饰,深受群众爱戴。

  每年春耕季节,延安县的干部都纷纷深入到农村,不是去发号施令,也不是检查春耕工作,首要的任务是深入到每个老百姓家里,看他们春耕生产有没有困难?发现群众的困难及时解决,具体帮助。当时的延安县既有老户,也有新户,生产劳力和春耕准备各不一,下乡的干部发现部分群众粮食不够吃,主动帮助在群众中调剂,保证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发现部分群众耕种没有籽种或籽种不够,及时帮助互相借用;发现部分群众有畜力,没劳力,及时组织劳力和畜力的换工或互助,帮助群众尽量减少和避免人力、畜力的浪费;发现农具不足的及时发放农贷,帮助群众提高生产力;发现群众中有情绪或矛盾的,及时做好思想动员工作,解决矛盾。他们把解决群众问题放在一切工作之首,做到不误农时。群众看到县、乡干部风尘仆仆,走乡串户,主动帮助他们解决春耕困难,体恤民情,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积极性和生产热情自然就高涨起来,有些群众还主动樱请超额完成任务。

  1941年,延安县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边区政府给延安县的征粮任务也比上年多,但在秋季征粮开始时,有些党员干部产生畏难情绪,担心公粮任务完成后,会影响群众生活。王丕年在下乡时,也听到河庄坪乡个别群众说:“今年公粮征收后,明年连米汤也喝不上了。”[11]王丕年认为县委书记既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关心群众利益,两者不能偏废。于是,他亲自到河庄坪乡的几个村调查研究,以便搞清楚完成公粮后是否影响群众生活。他逐门逐户进行调研,每户人口多少?共收粮食多少?应缴公粮多少?剩余多少?他又算了一笔账,河庄坪村共收获粮食4000石,折合成细米为2400石,征收公粮664石,占全部收获量的27%,除个别新来的移民外,并不会影响群众的生活。他主动将了解的情况公布于群众,听取群众意见,结果几个收成较好的户,还主动报名多缴了部分公粮。同时得知:征收公粮数量是本村征粮委员会通过调查研究,经过群众会议讨论确定的,基本公平合理。他给西北局写了一个情况报告。报告的结论是:“1941年延安县公粮任务比以往有所增加,农民负担多了一些。但是,救国公粮征收以后,并不会像有的人讲的会影响群众生活,农民在公粮征收后,还有剩余粮,不但可以维持生活,生产还将得到进一步发展。”11  所以,毛爷爷感慨地说:“延安县的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1767

  1943年《解放日报》发表的《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的社论中,称赞延安县的同志们“认清了边区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积极领导了群众和机关部队的生产事业,不保守,不空谈,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就有创造精神;还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艰苦卓绝,对党对事业报有无限忠心。”7

  (二)密切联系群众

  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他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县长刘秉温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力量在于相信群众。”正是这种强烈的群众观念,让延安县的各项工作都能得到群众的积极支撑,顺利开展。

  在艰苦的大生产运动中,为多打粮食,支援战争。延安县政府深知农业生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有丰富的耕种经验,便要求工作人员深入各家各户做调查研究,认真听取群众对生产丰收的经验,将这些意见汇集起来,逐一分析落实。许多群众根据多年的耕种经验,提出“种地不要问,全靠土和粪”和“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的建议。延安县政府马上动员群众掀起“拾粪运动”,上至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干部,下至普通社员,每人每年积肥近万斤。延安县警卫队成为全县的积粪典型。鲁艺作家柳青专门撰写了延安县的《拾粪运动》,以朴实趣味的笔法描述了延安县川口乡在“拾粪运动”中的逸闻趣事。为了增加多种肥料,延安县还动员群众采取秸秆还田的办法,增加土地肥力,提高粮食产量。同时,县政府在延安市设立三个肥料站,收集延安市各机关和骡马店的人畜粪,由延安县卖柴送粮的牲口顺便驮回使用。由于肥足地壮,粮食产量由原来的每亩7080斤,提高到100120斤,实现了粮食丰产。

  与此同时,延安县还根据群众建议“多耕深耕,地里出黄金”的办法,组织大家召开现场会,让大家充分认识深耕可以消灭害虫,勤锄草可以减轻旱灾的好处,并明确规定川地深耕要达到3040公分,每茬庄稼至少锄三次,山地深耕要达到2030公分,每茬庄稼至少锄二遍,从而保证了灾年不减产的良好效果。随着社员科学种田意识的提高,勤耕细作,肥料充足,粮食产量也逐年增加。

  1942年,延安县为扩大劳动生产力,提出了改造“二流子”运动。在这一改造过程中,他们仍然依靠群众的力量,把全县的“二流子”统计出来,按其居住的区域,将“二流子”放置于群众中,三人或五人带一个,与“二流子”共同学习、共同劳动。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改造“二流子”,取得良好的效果。马阳区的党员主动团结改造“二流子”,何勇高组成了 10 人的扎工队,吸取了“二流子” 4 人,帮助他们解决工具问题,结果增加了 62 亩荒地。中区一乡党员王生岐领导组织 12 人的变工队,并说服两个“二流子”参加,帮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在生产中全区党员共帮助“二流子”解决了窑洞 24孔,土地238 亩,工具 48 把,牛工72 个,粮食 28 石,籽种1.3石,肥料 330袋,瓜菜地 11 亩,锅 21 口。许多“二流子”见到大家在物资上支援他们,生产上满腔热情帮助他们,深深地被感染和震撼,逐步投入到生产大潮中,成为大生产运动中又一力量。毛爷爷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赞誉他们说:“延安县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的经验,是布尔塞(什)维克的好经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人民的拥护,巩固了社会的安宁。”1277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延安县的同志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他们始终把群众的衣食住行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正如王丕年书记所说:当县委书记,老百姓的吃穿住行都要挂记心上,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懂得群众的感情和需要。他们不仅对上级负责,更重要的是对群众负责。1942年,洪水淹没了延安县川口村川道庄稼,老百姓眼看到手的庄稼一扫而空,情绪低落、唉声叹气。王丕年、刘秉温马上组织动员全县的劳动力,自带口粮、牲口,昼夜帮忙赶种荞麦,一连干了十几天。他俩与群众一样浑身泥巴、汗如雨下、眼睛熬红了、身体累瘦了,但荞麦全部补种上了。秋后荞麦大丰收,群众感激地说:“多亏了咱们的好县长”。王丕年、刘秉温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亲民、爱民、为民的根本宗旨。

  他们还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在制定政策,落实政策,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

  延安县的书记、县长及干部下乡工作,遇到群众急需的困难,必须马上解决,不等、不拖、不推。书记王丕年在农村检查工作,发现有孤寡老人和个别贫困户没粮吃,他马上让工作人员就地打借条,在有粮户把粮食借来,送给老人和缺粮户,先解决他们亟待解决的生活燃眉之急,政府再按照借条还粮或顶替来年公粮。这种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的工作作风使群众深受感动,也成为延安县干部解决群众困难的行动准则。

  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带动了全县干部的工作热情,他们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要求,关心群众疾苦,尽力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在三三制民主选举中,延安县的同志们,一心为群众着想,一切方便群众,服务群众。几次民主选举,正是农忙季节,为了不误农时,无论是宣传阶段,还是投票选举阶段,县政府采取多种会议,多种方式进行。例如,妇女选举利用午饭后的空闲时间进行,男劳力和年轻人利用晚饭后的时间,一些老弱病残、行动不便的老乡,组织选举的干部抱着投票箱,挨门挨户上门宣传和投票,既赋予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又方便群众实施这种权利,还不误农时,让为民服务的思想掷地有声地落在实处,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

  1941年,延安县根据部分群众盲目生产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项政策,县、区级干部下乡深入农村,一方面帮助村干部工作,一方面收集材料、了解情况、研究问题,还要深入到各家各户,帮助村民制定生产计划。六乡刘庄村有 38 户人家,94口人,以前未订农户计划,全村种的地也不多,农作物也不好,粮食不够吃。自从干部帮助农户订了生产计划后,每户有了奋斗的目标,积极主动性大大增强,不仅组织了变工队,还组织了扎工队到外村锄地赚钱 33 万元。1942年,全村共收细粮 275 石,全村人除吃用外,还存有余粮,连“二流子”刘光喜在村人的帮助督促下,也收了 12 石粮食。村民高兴地说:“县、区干部真好,大家去年沾了订计划的光,多收了几十石粮,家家户户都有吃穿”。1760

  延安县的同志们心系群众,热爱群众,有的为了群众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延安县保卫局长杨风梁,出生在横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他组织当地农民进行抗粮、抗款、抗债等活动,国民党准备秘密逮捕他,因陕北特委及时报信,杨风梁带着父母和妻儿来到了人烟稀少的延安县元龙寺乡黄屯落户。  1934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7月,杨风梁被任命为延安县第一任保卫局长。19381120日,延安城内逢集,上午10点左右,7架日本轰炸机突然窜入延安上空,对延安城狂轰滥炸,街道上顿时弹石横飞,正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学习的杨风梁不顾个人安危,迅速跑到街道上指挥群众疏散,突然,他看到50多米外的南城墙内,有一个老头和老太太一瘸一拐地拉着一个小孩向西山(今凤凰山)艰难地走着,孩子吓得大声哭叫,老头和老太太还各提一个大包袱,炸弹一个接一个地在他们周围爆炸,掀起阵阵烟雾和尘土。情急之中,杨风梁一边大喊让他们趴下,一边向他们身边跑过去。就在他刚抱起小孩的瞬间,一颗炸弹落在了他身边,轰隆一声巨响,巨大的冲击波将他掀倒,他一把将小孩拉入自己的怀抱,飞起的弹片雨点般地砸在他的头部和身上,孩子得救了,杨风梁却倒在了血泊中,不幸牺牲,年仅35岁。

  延安县干部的求真务实,敢于创新,为民服务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全县人民。人民群众就以十倍、二十倍的劳动积极性感谢他们。同时,也促进了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的进展。

  为此,1943年,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爷爷给予延安县充分地肯定和热情的赞美,他说:“大家看,延安(县)同志们对于工作是怎样充满了负责精神的,……制定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1767

  (四)艰苦奋斗,克服困难      

     毛爷爷在视察南泥湾时曾经说过:“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只要你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延安县的同志们在开展工作中,并不是一帆风顺,遇到了千难万险的各种困难和阻挠,都被他们用积极的态度和生龙活虎般的干劲征服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断绝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1941年到1942年边区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党中央、毛爷爷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延安的机关、部队、学校纷纷开展大生产运动。但是,机关的大生产仅仅是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而真正解决边区供给的是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而延安县的人民群众功不可没。

  1941年,党中央、毛爷爷号召组织起来,成立了变工队,扎工队。“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13932但多少年,农民群众都是单门独户单干。要扭转千年的传统耕作模式,靠口头宣传是不起作用的。刘秉温是农民出身,他知道对于群众来说,说千遍不如干一遍。他背起铺盖,带上干事来到延安县柳林区,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亲任生产大队长,白天和变工队一起上山开荒,晚上到各村了解情况,与社员一起研究和总结扎工队、变工队的经验。为了用现实教育群众,他根据柳林区畜力、劳力、农具状况,把组织起来的变工队和扎工队,与未组织起来的单体劳力,进行劳动竞赛测试。结果17个单独劳动力,开荒25垧,打粮25石;以变工形式互助劳动,12个劳动力,开荒100垧,打粮100石,并节省若干粮食。这个活生生的现实说法,让许多农民十分惊讶,他们没有想到互助与不互助有如此大的区别。看到这种情况,群众纷纷自由组合,互助生产。刘秉温又抓紧战机,召开全县劳动互助现场会,让互助组以实际对比教育群众。当年,柳林区大多数农村实现了变工互助。吴家枣园更是统一把全村22个劳动力全部组织起来,按照劳动力的强弱,合理分成3个小组,从开荒、锄草到秋收,全年变工队不散;粮食产量大幅增长。1943年延安县变工队人数占全县农业劳力63%,居全边区首位。14

  模范共产党员申长林,家住延安县蟠龙区雷鼓川乡马家沟村,他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职责,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1939年马家沟全村10户人家,共负担公粮11.8石,他家缴了5.5石;1940年全村负担公粮19.4石,他家缴了12石;1941年全村11户人家,共负担公粮22.9石,他家缴了13.8石;公盐全村900斤,他家负担了450斤;1942年,全村负担公粮22.5石,他自报缴13石,还是群众过意不去,硬让他减,仍然缴纳了12.5石,还缴了公盐595斤。从1939年到19435年间,马家沟村共负担公粮84.6石,申长林就担负了48.3石,占全村总数的57%1941-19433年当中,全村共负担公盐3385斤,申长林负担1565斤,占全村总数46%以上。他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战争,支撑抗日的民主政府——陕甘宁边区,体现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常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了抗战,为了革命,多负担点是应该的!15

  笔者对当年的这些数据有些费解,马家沟11户人家,申长林家缴纳公粮达全村总数的57%。而其他10户村民缴粮少,而到春夏青黄不接之际,还有许多缺粮断炊之户,申长林还经常给予接济。申长林一家,真有三头六臂吗?2016年夏,笔者特意采访了申长林侄子申孝宏。他侄子先容:马家沟11户人家,共开垦了周边12座大山,申长林弟兄4人,为给国家多做贡献,一直没有结婚,4弟兄同为一家,耕种了5座大山,每天马家沟最早上山的就是他弟兄4人,最晚回家的也是弟兄4人,有时为完成一座山的耕作任务,他们在大哥申长林的带领下,不完成限定耕作不回家。正是弟兄4人的艰苦奋斗,辛勤劳作,1937年,就攒够100石粮食,准备给弟兄4人成家立业。这时,党中央初到陕北,粮食供给十分困难,申长林毅然动员弟兄推迟结婚,把100石粮食全部捐献给边区政府。从1939-1943年,边区经济和粮食又发生了极端困难,申长林再次动员弟兄推迟结婚,把多打的粮食全部捐献给政府,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所以,他一家缴了全村公粮的57%。直到1944年,边区经济经过大生产运动得到缓解,弟兄4人才考虑人生大事,成家立业。但是,遗憾的是,由于长时间的超强劳动和透支生命,弟兄4人已有3人失去了生育能力。他们一家人以残酷的代价,艰苦奋斗,支援革命,支援抗战。此时此刻,我才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个普通农民,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的无私奉献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也看到了那一串数字背后申长林和他的弟兄们付出的艰辛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也是延安县模范共产党员申长林身上所体现出的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

  1944 12 5 日,林伯渠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边区军民生活已开始进入丰衣足食境地。而这两年大生产高潮取得的如此巨大的生产建设成就,是与学习模范县‘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16456

  三、延安县同志们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延安县广大干部和党员的精神,更是延安县领导干部的精神。延安县的各项工作之所以都能走在全边区前面,为边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爷爷的话说,他们“学会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群众的艺术。”虽然他们几乎都是学问水平不高的农民干部,但是,他们凭着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的领导方法,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

   (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延安县的领导干部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始终贯穿在工作实践中,努力做到无一不是实事求是的。

  在延安整风学习中,延安县的各级干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掌握精神实质,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深刻反省,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刘秉温县长带头以彻底的自我批评精神,检查自己思想保守、工作粗枝大叶的毛病。在学习的方法上,他们结合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实际情况,制定了不同层次的学习方式。对有学问的干部要求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写出学习笔记和认识。对于学问程度不高,无法完成学习笔记的,就邀请学习引导员与他们谈话,帮助他们进行反省,并整理他们的反省材料,找出原因和克服办法,使其学习系统化。对于没有多少学问的干部,不过分要求记笔记,而是将重心放在讨论中,启发他们思考问题,检查工作,有思想上的认识就算合格。

  同时,县委、县政府还结合同志们理论底子粗浅,学问水平普遍不高的实际,制定了学习的方法与步骤:

  一是把反对宗派主义放在前面,再去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就易了解;二是在党风文件学习中,纠正区、乡干部中相当普遍的模糊观念,如将武断、强制、不调查研究的作风当作果断、有能力的好干部;将党的纪律抽象地理解为,只是服从分配,听从命令,而没有认真理解遵守法令、遵守工作中的制度和规则、遵守党章才是重要的遵守纪律,服从党纪;三是针对把有缺点的干部一概否定的倾向,县政府引导大家一分为二看人,人无完人,有缺点不怕,只要他们认识缺点,改正缺点,就是好同志。同时,引导大家善于发现有缺点同志身上的优点、闪光点,给予充分肯定。延安县同志们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正是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延安县的干部在整风学习中,没有一个人受整,却真正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水平,纠正了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自由主义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优良风尚。因此,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毛爷爷再次赞誉延安县的同志们说:“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象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吗!”1768

  (二)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领导艺术。延安县的同志们把群众路线作为他们攻坚克难的重要法宝。在延安时期,由于战时经济的特点,征收公粮任务繁重,而这也是干群关系最容易发生矛盾、激化矛盾的热点。延安县的同志们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民主方法使这一热点问题得到科学、合理的解决,使延安县较重的征粮任务不仅提前完成,还经常超额完成。其主要方法:

  1.民主选举征粮委员会。延安县的同志们把每年边区政府分配的征粮任务,没有采取硬性分配和强制下达,而是采取分层民主推荐做事公道、乐于奉献、德高望重的同志担任征粮委员会成员。各级征粮委员会与各区、乡、村干部共同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出征粮任务分配方案,再经反复讨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征粮分配任务。

  2.民主征粮。各区、乡、村明确了征粮任务后,由各村选举的征粮委员会成员经调查研究,根据每户收成情况、人口多少,制定出本村的征粮方案,每个征粮委员会成员既是征粮者,又是出粮户,由他们带头缴纳公粮,并监督、宣传鼓动各户完成征粮任务。

  3.按照实际情况增减。对各村的征粮任务分配,县政府还要求必须每年进行调研,以防家庭因出现生病、红、白事等,影响基本生活。必须以当年的实际情况给予增减。正如王丕年在《今年秋征中党的工作》一文指出的,大家不能“简单的分配一下数目就了事,而必须不怕麻烦的进行切实的调查。只有大家做好了调查工作,才能使今年的秋征公道,也只有实现了公道,党的政策才变成了实际。各级党的组织,必须紧紧地掌握住这一原则”。11

  民主征粮的方法还防止了个别干部可能出现的“耍私情”、“看面子”、假公济私、包庇袒护等现象。11

  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延安成了一切反对共产党的顽固派的眼中钉、肉中刺,间谍、特务、破坏分子闻风而至,一些破坏分子也混在群众中刺探军情,了解中央机关、驻军情况。边区政府为加强保卫延安的社会屏障,动员边区各地建立自卫军,负责通往延安各路口的户口盘查和警戒哨站。延安县是党中央所在地的重要区域。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这一工作,县委书记王丕年亲自担任自卫军政委,县长刘秉温担任自卫军大队长,他们认为这项工作必须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紧紧的依靠群众,广泛地发动群众来完成。首先他们组织全县干部深入农村给群众进行战时教育,让全民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擦亮眼睛仔细盘查所有通往延安路口行人。只要人民眼睛擦亮了,一切破坏分子就难逃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二是采取“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组织方法,不仅组织了基干自卫军,还组织了普通自卫军、妇女自卫军、少年先锋队,几乎“全民皆兵”,并以各自的耕地为阵地,时刻准备对付一切来犯之敌。三是依靠群众的力量,绘制了延安县一切破坏分子可能进入延安的大小路口,然后以村为点、以乡为线、以区为片,以县为网,形成一个天罗地网的社会屏障,防止敌人的破坏。四是练兵防敌不误生产,基干自卫军带枪生产,发现敌情就是兵,没有敌情就是民,生产自卫两不误。延安县正是这样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潜在力量,在10多年的自卫军“防卫战”中,先后捉拿敌特细奸10多人,捉拿造谣生事、败坏中共形象的破坏分子40多人,清查户口,捉拿潜伏特务和逃亡违法分子30多人,收缴武器40多支,协助边区保安部门破获敌特案件6起,为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做出重大贡献。

  (三)典型引路,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用先进典型引导工作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我党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有效途径。延安县采取典型引路的方法,选举了各行业的劳模,起到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各项工作样样走在前。

  1941年,刘秉温县长在《三年来大家怎样建设延安县》一文中就指出:“配备有力干部,划出一定经费,建立一个模范乡以做实施各种工作办法与制度的试验区。然后再努力慢慢由模范乡而模范区,使每乡每区做到合乎标准的模范乡、区。”6典型引路是延安县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行之有效的方法。

  1.劳动英雄。延安县的同志们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为了高效、快速地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发展,他们积极深入基层,发现典型,宣传典型,发挥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全县的工作。1941年,他们在动员群众缴纳救国公粮工作中,发现延安县吴家枣园吴满有的事迹,他起早贪黑,精耕细作,加之吃苦耐劳,大胆改良农作物。1941年他共收粮食34石,缴公粮14.3石,公草1000斤,公债与公盐代金共815元。对此马上进行广泛宣传,《解放日报》在19414 30 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吴满有的模范事迹,同时,发表了《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号召边区农民向吴满有学习,使边区涌现出成百成千的吴满有式的劳动英雄。

  延安县碾庄乡的杨步浩在学习吴满有的号召中,年年多缴救国公粮。1941年上缴公粮9.5,还缴优待红军粮1石。从1943年开始,每年还主动承担了毛爷爷的1石公粮,受到毛爷爷、朱德等领导人的称赞,最后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的甲等劳模。延安县中区三乡曹家坪村的曹步旺,延安县南区乡郭有成、赵得才、张文明等户都只有两个半劳动力,在学习吴满有的号召中,他们克服困难,积极生产,每户开荒达到75亩。

  朱德总司令高兴地说:宣传报道吴满有事迹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救国公粮。

  2.模范移民。延安县南三十里铺的移民马丕恩和马杏儿父女俩在向吴满有学习过程中,吃苦耐劳,深耕细做,一年开荒159亩,打粮50石,上缴粮食25石。延安县政府闻其事后,专门在南区召开现场会,让马丕恩和马杏儿先容经验,披红挂彩给予嘉奖,把马丕恩作为移民劳动英雄进行奖励,马杏儿作为妇女劳模给予奖励,并在《解放日报》刊登了《马丕恩、马杏儿父女边府奖为劳动英雄——劳动生产丰收五十石,一年便由难民升为自耕农》。特邀请延安鲁艺将此父女开荒的事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传遍整个边区。为了扩大移民,在宣传马氏父女俩的同时,延安县政府特派马丕恩专程回米脂、榆林,以他们的事迹号召人多地少的农民来延安县移民落户,并保证三年不缴租子、公粮、公盐,代为解决困难,绝对不扩兵;大量地少人多地区的群众看到报道,又听了马丕恩的亲身先容,纷纷移民延安县,仅1941——1942两年,移民6090户,20438人,极大地扩大了延安县的劳动生产力。开荒生产的能力逐年上升,群众生活大为改善。

  同时,他们还评选模范区、模范乡,模范区长、模范乡长,模范治安干部等等,以此为典范,号召大家学习。这些模范人物又带动和影响了大批群众,给延安县创造了一个学模范,赶模范,人人争当模范的良好氛围,各类先进工编辑,模范人物层出不穷,在陕甘宁边区的模范人物中,延安县的典型和模范人物占到四分之一,极大地促进了延安县的各项工作快速发展。

  3.模范共产党员。延安县蟠龙区马家沟共产党员申长林工作积极,埋头苦干,从1939年到19424年间,他一家上缴公粮43.8石,公盐1045斤,占全村公粮总数的57% 他还积极组织妇女纺纱织布,为帮助移民生产,主动将自己上好的川地送给新来的移民,自己重新开垦荒地做以补充,成为全村学习的楷模。19432月,延安县党的干部会议正在进行之中,县委书记王丕年获知这一典型,马上派人从蟠龙区将这名农村党员接到会场,并说:“一名模范共产党员在百里之外的蟠龙区雷鼓川马家沟发现”。17这名共产党员就是申长林,他被接到延安县的干部会议上,先容了其积极生产,踊跃缴纳救国公粮的事迹,延安县委、县政府马上给予嘉奖,评选他为延安县模范共产党员,轰动了延安。后又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共产党员,《解放日报》专门刊登了《奖励模范党员申长林——对党忠诚,八年如一日,生产积极,深得群众拥护》,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向申长林学习。在申长林的带动下,许多共产党员增产节约,踊跃缴纳救国公粮,涌现出多名申长林式的模范共产党员,这在延安县的生产建设中发挥了良好模范带头作用。

  1942年,延安县为加强自卫军军事素质,提高自卫能力,需要在基干自卫军中挑选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组织一支模范的基干自卫军,给予各种军事与侦察训练,这样,势必影响个人的生产任务。县政府在动员中,首先号召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在延安县川口区第四乡赵家窑的宣传动员会上,首先有俩名共产党员白生海、陈志海踊跃报名,白生海还激动地说:“咱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站在群众的前面,为保卫边区民众利益而奋斗。”18在他俩的带动下,一位名叫赵克明的群众,自告奋勇地举手说:“保卫边区不是共产党单独的责任,请也把咱——叫赵克明的名字写上,来保卫咱自己的土地和牛羊。”18在这3勇士的影响下,该村就有22位报名参加模范基干自卫军,成为川口区报名参加模范自卫军最多的村。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成为延安县同志们领导艺术的“拿手好菜”。

  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王国华在《解放日报》发表《登记党员的一些经验》的文章中指出:“在两年的工作过程中,我认识到延安县绝大多数的党员,确实忠实于党。和群众在一起,忠实于实行政府法令的,在各种动员建设工作中,起了模范的推动的作用,大家有充分的事实,可以这样自豪的说:‘如果没有这些共产党员,就没有今天的延安县’。”19

  (四)替党分忧,着眼全局思考问题

  延安县的同志们,始终把做好延安县的工作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统一部署结合起来,服从大局,维护大局,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个人与集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替党分忧,着眼全局思考问题。

  1941年,因国民党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只好加大公粮征购任务,从9万石提升到20万石,以确保机关、干部、学校一天两稀一干(即两餐稀食一餐干食)的最低生活标准。延安县是23个县中公粮任务最重的县,也是多年来一直走在全边区前列的先进县,能不能完成此任务,是对延安县同志们的严峻考验。延安县的同志们站在全局的利益,以大局为重,勇敢地承担了此重任。但是,要完成此任务,以现有的耕地面积肯定会影响群众的生活,最佳的办法就是扩大耕地,扩大生产,既保障群众生活,又保证完成任务。所以,延安县在春耕之前,就发动群众大力开荒种地。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给予群众能看的见、摸得着的好处,他们决定:凡本次开荒者,一是所开垦的荒地为开垦者所有;二是新开垦的荒地三年不缴公粮。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陕北的老百姓素有勤劳、踏实、苦干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政策的激励下,老百姓男女老幼齐动手,早出晚归,在保障耕种好熟地的基础上,大力开垦荒地。延安县同志们为给群众做示范,县委书记王丕年亲自到柳林区五乡蹲点,带领7户农民12个人,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披星戴月,苦干了两个月,开荒100垧(300亩),群众看到县委书记都在苦干、实干、拼命干,生产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涨。许多群众都加入到开荒大军的队伍中,一场向荒山要粮的战斗紧张而有序地开展起来。

  刘秉温县长从全局出发,特意实地考察了全县的荒地,发现荒地在全县分布不均,有些肥沃的荒地分布于人口稀少的地方,难以全面开垦。他马上决定,打破村落界限,集中力量,圈地开荒。他带领县政府各科科长奔赴各区,调剂劳动力及牛具。首先在荒地最多的柳林区和川口区等地,突击开荒 20 天,开荒100多亩。又将牡丹、河庄、丰富三区调集部分群众到柳林区开荒,乌阳区调集群众到姚店区开荒,青化区调集群众到川口区开荒,县政府又调剂了三乡粮食 37 石给开荒大军解决吃粮问题,从而极大的提高了全县整体劳动生产率,使全县的人力、畜力、荒地得到最佳的调配和利用,促进了开荒生产。原定10万亩的开荒任务,实际两年完成了40万亩,不仅超额完成了征粮任务,还提高了农民的粮食收入,改善了农民生活。广大干部及各地群众对延安县同志们的开拓意识和领导水平赞叹不已。

  193712月,党中央进驻延安不久,大批的爱国青年、常识分子涌进延安,加之保卫边区的部队约5万人以上,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后勤保障力量才能保证其生活、工作供给。当时虽有国民党提供的军饷、海外华侨的支援,但是,基本的吃喝拉撒必须由本地解决,延安县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仅延安县是无法满足其供给的,必须带动全边区的群众一齐来担当这一使命。刘秉温想出了与各县开展竞赛的方式带动全边区的生产,可这事风险较大,弄不好,就会出现工作抓不上去,落个骂名,或身败名裂的境地。但刘秉温最终认为个人的名誉得失是小事,而保住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在延安能吃上饭,能开展工作,带领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是大事。于是,他与当时的县委书记贺秉章商量,毅然向全边区各县提出挑战书。1937124日,《新中华报》刊登了征收救国公粮竞赛运动《延安县向安塞延川挑战——看谁愿与他们来比一比?》

  延安县……无条件地接受完成1000石米粮的任务,……并提议发起各县的竞赛运动,现将竞赛的具体条件列后:

  一、各县于10天内(本月30日至1210日)完成任务,能超过特委所规定的数目更好。

  二、保证不发生强迫与摊派的方式,必须经政治上动员,使群众自动踊跃的缴纳。

  三、进行广泛宣传鼓动和说明工作,使每个人民都了解缴纳救国公粮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四、揭破汉奸卖国贼托派等一切反动分子的造谣破坏,使他们在群众中不发生丝毫坏影响。

  五、工作的进行和完成,保证不违背特区政府颁布的征收条例。20

  这一挑战书,像吹起一股拥护党中央、支撑边区政府的春风。首先应战的是安塞县、延川县,他们提出,看谁家能按时或超额完成边区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有些县还派人来向延安县学习,延安县的书记、县长热情接待,认真先容情况,同时还交流了工作经验。就是在这种竞赛的热潮中,各县对边区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积极,任务完成情况也越来越好。延安县更是努力工作,各项任务都争先在前,处处起到先进县的“领头羊”作用。这一挑战,自然地把延安县推向历史的风头浪尖,延安县的同志们也愿意充当这样的领头羊,以全县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了整个边区的生产运动。      

  (五)积极主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不可或缺的内容。延安县之所以各项工作走在边区各县前面的重要因素,就是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延安县的同志们始终认为,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之首。每项工作,每项任务之落实,首先要让老百姓从思想上认识,才能在行动上落实。他们采取了有效的人文关怀、思想动员与实际工作结合、大会动员与具体组织结合等方法,收到意想不到的成果。

  1.关心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延安县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艺术,莫过于真心关心群众。县委、县政府在各项工作的动员之前,首先要调查了解群众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困难,从解决困难入手,打动人心,提高思想认识。每年的春耕、夏割、秋收、征粮,都是从帮助群众解决完成任务存在的问题入手,然后动员完成任务。例如:1942 年春耕运动开始之际,延安县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动员措施的第一条就是:“安定民心,稳定老户,安插好难民移民新户,化解 1941 年因老百姓负担过重而造成的不稳定情绪,并要求此项工作由最接近群众的区长、乡长负责做好。”第三条:“以乡和村为单位,调节粮食、工具、劳动力、土地等,帮助群众获得农业贷款,尤其是解决好新移民难民的生产生活问题。”21以这种人文关怀促进工作,而这种关怀往往是最亲切,最有力量的政治思想动员。正是这种创造性的领导艺术,激发了群众拥护政府,支援革命的热情。

  2.思想动员与实际工作相结合。1942年,县委书记王丕年在《今年秋征中党的工作》中指出:“党在今年秋征中,要完成艰巨的征收任务,就要进行更具体的生动的宣传,……宣传的内容要和抗战情况、边区建设联系起来,更要和本县本区本乡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如在丰收地区和遭灾地区不同,在边境区和中心区不同;对去年公草处理个别地方欠洽(恰)当的现象要实行自我批评,对于今年数字分配要深入说明。大家的宣传,要使群众感到有一种新的力量在鼓舞着它。”6 这种宣传教育方式与百姓的生产、劳动、生活息息相关,使老百姓既能听进去,又能打动人心,更便于落实。

  3.大会动员与群众动员相结合。1938年《延安县积极推进夏耕工作》的指示信要点指出:

首先是动员工作怎样去进行?一、在政治上进行宣传工作,把上级所提出的口号和边区建设厅关于夏耕工作的指示信,以及这次春耕总结的经验与教训等,在群众中彻底展开讨论和说明,并且要着重的说明夏耕夏耘的重要和缺点(劳动力的缺乏)。二、加强组织上的推动和领导:迅速将各区乡春耕委员会,改组为夏耕委员会,继续引导夏耕夏耘工作。同时,要格外加强各级劳动组织(互助组、代耕队、妇女生产组、杂务队),提高劳动纪律,以集体的办法完成夏耕任务。在各种劳动组织内布置工作要具体、要详细、要实际、要深刻、要严格、要实现(不让一个闲人站在生产战线以外)的口号。……多举实际的例子,少说原则上的空话。22

  在大会动员的基础上,组织青年团、妇委会、互助组等以小会方式进行层层动员,而小会的方式更加具体,切合群众的思想实际,使思想动员工作深入人心,落在实处。

  在宣传方法上采取大会动员,小组讨论,个别谈心、党组织生活会议和集体谈话,形式多样,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积极向上的良好风尚。正如1939年延安县二科科长胡起林在征粮报告中汇报的那样:

  一、各组织的加强动员,自1028号在县开会后,29号在区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后,仍编成工作组分头下乡,同样召集下乡干事会议及活动分子会议,各个乡均召集了三十名左右之干部参加会议,到农村首先召集了党的小组会议,以正确的估计了各群众收获粮食之多寡及应征收之数目字。

  二、宣传动员,各个农村均有四、五名干部,在三十号下午一律开始宣传,各个农村均召集了群众大会,以彻底地宣传了今年征收公粮之重要意义。而各乡一般群众都很了解,特别大部分群众说,日机经常来轰炸延安,这样惨无人道,大家甘心出救国公粮以使前线打日本。一般情绪很好,特别各个小学校学生调换农村宣传及张贴标语,如六乡学生除教员讲话外,他们亦讲话。

  三、征收公粮,自宣传后,在三十一号各农村均召集群众大会并推选了报粮员开始征收。特别党员起了极大模范推动作用,影响一般群众自动提出征收数目字。据检查,各乡均很顺利完成征收计划,而且有些超过并未发生问题。……如六乡曹家沟李姓抗属来了个儿子自动很热烈的提出缴了五升,三乡川口李金禄抗属自动提出八斗。9422

  193711月,刘秉温县长在《延安县征收公粮工作检查及今后工作方针与布置》的报告中指出: “宣传工作比较好,群众对这一问题很了解,获得了群众欢迎与赞助。他们说:‘日寇这样残酷,大家愿意节省,多缴纳公粮,供给抗日军人给养。’”23

  从上述汇报中可看出各项政治思想工作的扎实深入。

  良好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干部群众焕发冲天的干劲和热情支援革命的信心。有的干部表现出了对党和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如延安县金盆区仓库主任张林,在征公粮中,他注意到收粮的质量,并能耐心地向群众说明。有一天他给群众退了20石湿玉米,说服群众晒干后再送来,以免影响仓库粮食霉烂,使公家吃亏,因此群众很满意地把湿玉米驮回去。

  (六)率先垂范,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古人云:“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延安县委、县政府做出如此辉煌的成绩,首先得益于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作用。

  延安县政府驻扎在离延安城二十多里的川口,“过去是老百姓住家的大院落里,有着几间平顶石窑,这里看不见堂皇的衙门,也看不见威风凛凛的大堂,更看不到什么县长的公案,也没有门禁森严的卫兵。这里有的是一个民选的政府,和一个艰苦耐劳的农民出身的民选的县长。”24

  刘秉温县长,在他任职期间,他的家人依然是万花乡念庄村的农民,由于主要劳动力不够,他家的生活还不如普通农民家庭。他的孩子冬天穿不上棉衣,延属分区有给困难户救济的政策,供给部把棉花和布给他家送去,他又让警卫员送回去。他坚定的说:大家有再大的困难,都要带头自己解决,大家解决的是群众的困难。他的大儿子,就因从小营养不良,造成智力发育不全,体质衰弱。

  在他的带领下,县委、县政府的机关干部,一心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县委、县政府机关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县政府成立“机关劳动生产委员会”,规定机关干部每人开荒地3亩。县委书记王丕年、县长刘秉温首先超额完成任务,带动各级干部都提前完成原定计划。1939年他组织机关干部开办了4个农场,还办起豆腐坊、磨坊、粉坊、皮革厂、商店。到1942年,延安县机关已实现了主副食、办公用品全部自给,每个干部还上缴公粮1大石。

  19394月,《新中华报》记者采访了刘县长,谈到县政府的生产运动时,他说:“干部对生产运动已经用事实来表现了他们无限的热忱,除了每人捐出五个月的津贴买耕牛外,农具便是自己家里拿出来的。他们并曾经一袋一袋的把包谷、谷子的籽种送给公家,还有一担一担的洋芋,凡是没有钱来买的,大家便从自己家里拿出来解决了。保安队干的更起劲,在天未明的时候出去拾粪,如今已经拾得了一万五千多斤”。县长在微笑中又说:“记得有一次,我到区里去看群众的春耕,老百姓说:‘刘县长你还挖地’!他们好像是觉得了不起的事。我便说:‘毛主席、高主席都在挖地哩!’。”24 干部与群众,都战斗在同一条生产战线上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1945年春,延安县曹县长得知棉花发现油汗,棉苗枯死很多,他马上赶赴川口区高峁湾村棉田观察,并听取了有关技术人员的意见,用手摸的办法可以帮助除虫,为了及早制定消除油汗的有效办法,他忍饥挨饿,不顾疲劳,和六个干部在两个小时内摸完一亩地的棉花,发现效果很好,虫子已除干净。取得经验后就地开会,马上组织身边的干部将该办法迅速先容给各区,要求区干部帮助群众驱虫,并亲自赴植棉地区引导群众消灭虫害和打杈。由于曹县长亲自实践,制定办法和实施及时,使这次虫害未给群众的棉花造成损失。群众称赞县、区干部是群众的“服务大队”。

  在改造“二流子”运动中,延安县四科科长胡启林为了摸清“二流子”分布情况,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起早摸黑,逐村排查,几次下乡途中,肺病发作,咳血不止,他仍坚持一村一村的开会、调查、与二流子谈话。一次在牡丹区下乡,晕倒在路边,老乡发现后,抬进村请来医生医治,并告诉他病情严重,应住院治疗,他口头答应,第二天老乡又看到他艰难地行走在乡村的小路上。乡村干部被他这种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固执,对百姓的热爱所深深打动,纷纷表示,他们会尽全力把二流子改造好。有些二流子直接向他表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一位二流子,过去不种粮,不种菜,不管冬夏披个烂棉袄,卷曲在冷炕上抽大烟,婆姨、孩子啼饥叫寒他无动于衷。村干部多次启发教育,进步不大。后来他看到胡启林托着病体,不顾个人安危,苦口婆心帮助他们重新做人,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一个与己毫不相干的人,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拼着命帮助教育他们,再不改悔就无颜面对这些干部。他立下保证书,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二流子形象,并要求村里把保证书给胡启林一份,以实际行动,脱胎换骨。他自定生产计划,早出晚归,开荒种地,年底就实现了自给自足。他不仅自己变化,还帮助村里改造了另外两名二流子,1942年还当选乡上生产主任,成了劳动英雄。

   延安县的干部群众大力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从一张纸、一片布、一滴灯油、一根火柴开始节省,他们严格遵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加强民主监督,严格财经纪律,约束从政行为,严惩贪污腐化分子。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以身作则,清廉从政,从不搞特殊,从不公权私用,从而赢得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美誉。就在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那几年里,延安全县民众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征收到足够数量的公粮和草料,有效地保障了供给,成为供应抗战需要、保卫边区的模范县。

  延安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延安县取得了突出成绩,也给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树立了榜样。 

  西北局高干会,王丕年和刘秉温给大会写了一个延安县总结与计划,简单明了。就其报告,高干会结论中指出:“此种文件是我党优良作风的表现,以与那些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党八股式的文件相较,真有天洞之别,号召大家学习王、刘二同志及其他相似同志的作风,在实际工作中洗净主观主义、党八股的遗毒。”又指出:“查王丕年同志:横山人,移住延安十多年,当了三年延安县委书记。刘秉温同志,亦横山人,当了七年延安县长。二人均与全县干部及全县人民结合在一起,善于调查研究党里面的及人民里面的一切重要问题,并善于领导党员与人民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对政府的抗战负担,不论如何困难,总是能够完成,并超过任务;但又不妨碍人民利益,全县人民的物质生活已获得空前改善。他们真正掌握了党的政策,懂得人民的情绪与要求,毫无官僚主义作风。他们的工作是各方面均好,不只是经济建设一项堪称模范而已。”25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延安县领导干部的优秀政治思想品质、优良作风和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概括,它与建国后提出的“延安精神”从提法到内容都有相当大的关联度。有人认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最早提法,是延安精神的雏形;也有人认为:延安精神由“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衍生而来,它与抗大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等形成伟大的延安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延安精神的典范,过去今天和未来都是值得大家认真学习和弘扬的革命精神。

参考文献:

1]毛爷爷选集[M.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

2]向延安县学习[N.延安:新中华报,1938-12-15.

3]延安县召开全县生产动员大会[N.延安:新中华报,1939-03-16.

4]大量移民[N.延安:解放日报,1943-02-22.

5]把劳动力组织起来[N.延安:解放日报,1943-01-25.

6]县长刘秉温.三年来大家怎样建设延安县[N.延安:解放日报,1941-09-12.

7]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N.延安:解放日报,1943-02-03.

8]联系群众的楷模[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9]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10]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1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出版,1991.

11]延安县县委书记王丕年.今年秋征中党的工作[N.延安:新中华报,1942-10-26.

12]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3]毛爷爷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延安刘县长亲自领导变工队——实行劳动互助节省人力十二人即可开荒一百垧[N.延安:解放日报,1943-02-13.

15]模范党员和劳动英雄申长林同志[N.延安:解放日报,1944-01-28.

16]陕甘宁边区文件选编:第8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17]奖励模范党员申长林——对党忠诚,八年如一日,生产积极,深得群众拥护[N.延安:解放日报,1943-03-01.

18]延安县整军热潮——挑选模范基干自卫军三勇士抢先报名参加[N.延安:解放日报,1942-06-01.

19]王国华.登记党员的一些经验[N.延安:解放日报,1942-07-19.

20]征收救国公粮竞赛运动,延安县与安塞延川挑战——看谁愿与他们来比一比?[N.延安:新中华报,1937-12-04.

21]延安县首次检查春耕[N.延安:解放日报,1942-04-20.

22]延安县积极推动夏耕工作[N.延安:新中华报,1938-07-20.

23]延安县征收公粮工作检查及今后工作方针与布置[N.延安:新中华报,1937-12-4.

24]秦丰.延安县政府访问记[N.延安:新中华报,1939-04-10.

25]模范县书记王丕年模范县长刘秉温两同志关于延安县过去经建总结与1943年的经建计划[N.延安:解放日报,1943-01-17.

 

霍静廉,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教学科研部研究员。

(原文见《澳门皇家赌场真人在线学报》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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