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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体法治化转型的路径选择及基本特征
发布时间:2018-03-13 15:23:10   点击数:

施新州

(国家法官学院,北京西城100070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体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结构功能也有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当代中国政治体经历着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阶段,正朝着理想的法政治体进化。法政治体是一个政权组织在结构与功能上实现了法治化的理想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的法治化转型,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以党内法治化带动国家法治化,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实现法治化转型的路径选择。未来的中国法政治体是一个建立在真实民主基础之上,具有社会主义属性而且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实现了良法善治的法政治体。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体;法政治学;全面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706—0113—10

 

当代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图景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和长期执政地位,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历史演进及其近代化过程的产物。当代中国政治自身在当前正经历着一个法治化转型,其目标显然是成长为一个理想的“法政治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着国家的法治化转型,也身体力行地实现着自身的法治化转型,从而构筑了一条独特的法治化转型路径,为中国政治实现法治化提供了坚实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

重大决策部署,标志着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进入到深化推进阶段,也对加强以当代中国政治和法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课题。

一、“政治体”与“法政治体”概念的提出

  当代中国政治在结构与功能上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自生性,二是演进性;它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当前还在进化过程中。“当代中国政治体”这一概念在时间上限定在“当代”,在地域上限定在“中国”,其内核是“政治体”。因此,要探讨这一概念,首先需要界定“政治体”。

   (一)对“政治体”的界定

  这里的“政治体”是对政权组织的统称,但也有与之不同的内涵,更有别于“政体”、“政治体制”、“政治体系”、“政治系统”和“政治共同体”等概念。政体最早由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提出,用于区分不同的城邦组织类型。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芬纳在其《统治史》中将“政体”界定为“统治结构”。①当前学界运用这一概念时也多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如资本主义政体与社会主义政体之分。政治体制这一概念仅是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改革过程中的特定用语,政治体系侧重于政治体的构成。政治系统这一概念则是对一个在结构功能上皆较完善且稳定的政治体的描述。相对于它们,“政治体”概念更接近于单个的“政治共同体”,因为在社会学意义上,共同体是指由共同学问、劳动、生活和事业等纽带联结在一起的生活有机体,是一个现实的有机的生命体。但在政治学意义上,政治共同体的运用往往指由多个政治体组成的复合体,例如“东南亚共同体”、“欧共体”等等。而“政治体”这一概念的初衷是在于进行“价值祛除”,希翼在没有价值干涉的前提下观察政治,这不仅有助于摒除价值判断上的干扰,更便于对任何政权组织进行客观理性分析,同时也易于将之置于更久远的历史时空中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

  政治体这一概念,可以将当前千姿百态的国家政治组织形态回复到其最原初的状态——政权组织,它既指代政权组织之个体,又表征政权组织的整体类型,既有时间维度的进化又有空间维度的考量,既包含政权组织的内在结构又包括其外在形态。它侧重于客观描述一个政权组织在结构上逐步分化且日趋合理,在功能上逐步成长并日趋优化的过程。

   (二)“当代中国政治体”及其自发性特征

  当代中国政治体是指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而且在结构功能上逐步成长的当代中国政权组织。政治体的母胎是学问,当代中国政治体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和学问积淀的产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在结构和机能上不断进化,并在当代演化成为一种新型政权组织形式。它有自己特有的价值理念、学问传统、制度体制、运行机制。在价值理念上,中国传统政治“奉天承运”,其中蕴涵的天理、天道,是超越世俗的公理,“公平正义”是其中的应有之义。有人说中国社会缺乏正义观才导致中国政治体的“历史周期率”,这显然不妥。“民贵君轻”、“天下为公”等政治理念就是中国的正义观,而且深入人心。导致中国政治体周期性衰败的是缺乏相应的政治理论来构建政治系统本身,未能在根本上处理好政治权力与法的关系,政治权力时常超然于法之上运行的历史惯性,严重制约了中国传统政治体的进化。同时,也使得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政权组织未能摆脱朝代更替的往复循环,始终未能实现法与政治权力关系上的突破。这与近代以来以丰富的法治理论促进近代西方国家政治体进化乃至于实现其法治化形成了鲜明对比。②当代中国政治体是在近现代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入侵并实现独立自主大背景下,在中华学问不断借鉴外来学问基础上,经过历史选择的产物,并将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学问条件下突破其固有的局限性而发展成为一种新型政治体。

   (三)政治体实现法治化转型的三个阶段

  法政治体是一个政权组织在结构与功能上实现了法治化的理想形态。事实上,任何一个政治体都有一个规范化、制度化乃至于法治化的阶段性进化,只不过受到各自历史环境、现实条件和思想观念的影响而进化程度不同。一般来说,规范化是一个政治体形成和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实现法治化的初级阶段,即政治体在具体结构和功能上实现了从无序到初步稳定的运行状态,这种稳定状态是基于人们的政治习惯和政治信念。制度化是政治体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政治体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了成熟的运行机制和制度,这种制度性稳定状态则基于政治体各组成部分的制度规范,并自觉地按照相应的规律规则运行。法治化则是政治体在形式上进化的高级阶段,即实现了对制度化了的政治习惯进一步法治化,对制度规范和法律规则的遵守已经内化为人们的政治信念,也即政治体此时在结构与功能上业已实现高度的法治化自觉。当代中国政治体要实现法治化转型,其目标就是要转变为一个理想的法政治体,即“中国法政治体”。

  综上所述,“政治体”与“当代中国政治体”以及“法政治体”和“中国法政治体”这一组概念的运用,有助于客观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第一,将当代中国政权组织看作是一种客观存在,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研究是要发现、探索和说明自然现象,其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的自然存在物,社会科学研究是要发现、探索和说明社会现象,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客观存在物。任何政权组织的存在都有其历史学问基础、现实物质条件和政治理念支撑,从学理上对其存在和演进给予理论说明是政治学研究者的学术伦理与责任。将当代中国政治体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有助于研究者抛开固有的价值偏好或政治成见,客观理性地认真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发展的价值性。第二,将当代中国政权组织看作是中国历史进化的产物。当代中国政治体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政治实践演进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它既是中国传统政治组织、政治思想、价值观念、运行机制和政治习惯以及政治学问的当代呈现,也借鉴吸取了世界其它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的经验和智慧。因此,更宜于采用历史分析和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第三,将当代中国政权组织看作是一个政治有机体,它还在不断成长。任何一个有机体的产生、成长和发展都有其条件,只有条件充分,它才能不断发育健全。同样,当代中国政治体也需要一个在相应社会政治、经济和学问条件下孕育培养和成长发展的过程,对其过程和条件进行观察,探索其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当前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如果要清晰地描述当代中国政治体及其转型过程,首先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法治化转型的目标及其阶段,二是推动法治化转型的力量,三是由前两者决定的法治化转型的路径。为此,大家首先要明确其目标及其阶段性特征。

二、当代中国政治体实现法治化转型的三个阶段

  法政治体是指一个在结构与功能上实现了法治化之理想形态的政治体。当代中国政治体正在经历法治化转型,其进化方向是要发展成为一个理想的法政治体。它同样需要经过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三个阶段。

   (一)当代中国政治体的规范化阶段

  规范化阶段是政治体实现了从不稳定向相对稳定过渡的界定,是实现法治化转型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一个政治体得以延续的基本前提。当代中国政治体实现其规范化,在于它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和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在时间划分上,该阶段可以框定在从1949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711月党的十五大召开。该阶段初期经历了一个从不稳定逐步走向稳定的过程。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管理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包括党的政策,即:国家政治生活的安排与运行主要是依赖于党内政治过程并以党的传统习惯和党内规则等运行方式实现的;宪法和法律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安排和规定是框架性的,较为笼统,仅起着基础性作用。

  如果以1978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这一阶段还可以细分为过渡期和稳定期两个时间段。前者为当代中国政治体的初步建立和不稳定运行阶段,后者则开始走向规范有序阶段。初步建立阶段就是建国后到党的八大召开这一段时期,建国后,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党的八大通过的决议曾明确提出:“大家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在这一时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和建国进程中很重视制度和法律的作用。但在“八大”之后不久,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国家政权进入不稳定状态。也是出于巩固国家政权的本能需要,经济与法制建设都让位于为巩固国家政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这一“中心工作”了。这充分表明了政治与法治关系的基本形态,即法治首先要依托于政治,只有在国家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法治才会真正开始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政权不稳定状态之下,法治的功能是较为微弱甚至是很受局限性的,或者说,法治是政治发展的特定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政权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在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强调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当然也是政治发展的现实要求。例如: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表明,法治的观念在此时已经开始融入到国家意志层面了。从建国过程来看,法治建设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定阶段,也是中国政治体孕育成长过程中的特有政治现象,但以党的政治过程和政治传统为依托,是其基本特征。1990731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目的是为使党内法规制定程序科学化、规范化,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党内法规质量。这是一个促进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为下一个阶段奠定了必要的制度基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法治诉求已经成为国家意志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可见,当代中国政治体的转型过程既不同于西方政治体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同于古代中国政治体的演进特点,有着自己的规律和特点。

   (二)当代中国政治体的制度化阶段

  制度化阶段是政治体实现了成熟稳定的政治运行机制和制度规范的阶段,是政治体进化到法治化的必要阶段。当代中国政治体进入到制度化阶段,就意味着它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政治组织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在时间划分上主要介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与2035年之间,也就是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两步走”规划中的第一阶段目标完成之时。到那时,“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与规范化阶段一样,制度化阶段的主要依据仍然是党内政治过程及其政治传承,区别在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国家法治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实现的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之政治自觉。这一阶段可以2014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时间段,前者使法治理念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开始厉行法治,后者将法治实践全面深化进而为政治的法治化准备了充分条件。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1999年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将之写入宪法文本,法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首先获得了其形式合法性。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自然就逐渐成为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方面和内在要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大大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改革大局,立足国家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厉行法治,将法治提升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1023日)》(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标志着作为领导和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关于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较为成熟的法治理论观点和法治主张。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反映了政治对法治的迫切需求,开始认识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这就明确了法治对政治的重要意义。从对各领域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到厉行法治的深入推进,为其法治化转型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现实条件,当前正处于当代中国政治体进入法治化阶段的关键时期。

   (三)当代中国政治体的法治化阶段

  法治化阶段是政治体实现了法治理想并成为一个法政治体的高级阶段,也是一个政治体实现法治化转型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当代中国政治体将进化成为一个“法政治体”,即在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下初步形成了成熟的政治组织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建立了完善的法治体系、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法治理念,实现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建成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按照十九大的规划,这一阶段开始于2035年。如果细分,还可以分若干阶段,首先以2050年为界限,之前可以称之为法治定型阶段,按照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到那时,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已经“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政治文明得到全面提升并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经过若干阶段的发展和完善,一个较为成熟的法政治体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之后,未来中国法政治体将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完善,从而进化到更高级的阶段,可以预知,它将在政治和法治实践中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稳定、理性又能够充分彰显人的智慧和美德的法政治体。

  (四)三个阶段的递进性

  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这三个阶段并非是泾渭分明的,而是递进衔接的。规范化阶段孕育着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必要因素,制度化阶段则为法治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而且贯穿其中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政治生活上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逐步演进,当然对这一演进过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例如,在中国政治体的规范化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党内文件对中国政治本身及其运行的制度化提供了必要的支撑。第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和党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第二个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一九七九年九月),也即所谓的“六十四号文件”(中发[197964号文件)。这些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与“五四宪法”、“八二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的实施就为制度化和法治化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制度化阶段,已经开始孕育必要的法治原则、观念和实现路径。又如,1999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列为一项宪法的基本原则,法治观念开始深入人心。2014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问题并通过决议着力推进法治进程,在具体体制和机制上为法治化奠定了必要的制度基础,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法治化阶段的到来在观念、制度和具体措施上铺平了道路。总体来看,中国政治体法治化转型的这三个阶段都贯穿着一条双重的进化路径:一个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及其功能的发挥,二是国家宪法和法律体系的完善及其功能的实现。在宪法和行政法等相关法律具体实施上不够充分的条件下,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则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必将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法治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必将推动国家各个方面工作的法治化,最终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法治化。客观来说,这是一条独特的中国式的法治化路径。

三、法治化转型路径:以党内法治推动国家法治

  当代中国政治体是中国历史进化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有着自己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如前所述,中国政治体实现法治化转型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因而党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目标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体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目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内法治的发展及其成熟程度客观地决定着中国政治体实现法治化转型的质量和进度。

   (一)构建党内法治是实现国家法治的前提

  党内法治化的实现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实现法治化转型的前提。党内法治是特指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观念、制度和行为上从不规范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过渡,并最终形成遵循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运行的状态。它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也即皆有成熟的法治精神并遵循法治原则;二是所有党员的行为、资质、管理和考核以及由之构成的党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皆有适宜的党内法规和相关管理制度进行严格规范;三是所有党员和由之构成的党组织皆有成熟稳定的规则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稳定有序、科学合理的党内运行机制。党内法治的构建,目的首先是实现党内民主,进而保障党的领导和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实现党内法治的重要性,在于对国家法治构建所产生影响的直接性。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在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政治生活中,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支撑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由于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因此,党内法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着国家法治水平,而要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必然要通过党自身的法治化转型带动国家政治整体上实现法治化。

  具体而言,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自身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目标的法治化要求及其现实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中国政治体的发展进程。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④这已经从党内惯例演进到制度化程序,其本身表现为一种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这本身既有党内政治生活属性,同时也具有国家政治生活属性。同时,国家政权各机关的党组生活之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也决定着国家整体政治运行的状态,表征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法治化水平。因此,党内政治生活的法治化是中国政治实现法治化转型的关键所在。在一定意义上,以党内法治化带动国家政治法治化,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实现法治化转型的特殊路径。

  (二)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实现党内法治化的前提

  党内法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法治化状态,具体表现为党内各种政治过程和运行机制都遵循既定的党内规则,党员参与政治生活时都有成熟稳定的党内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各级组织的运行都严格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201612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进行了界定,即: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意见》要求完善以“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即在党章之下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4大板块。《意见》还提出:“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然而,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规范化、制度化,乃至于形成党内法治,其形成则需要一个过程。党内法治本身也是一个立体性概念,从构成上来说,既包括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也包括其制度实施和建设保障体系。其中,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党内法治的基础,是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和建设保障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前提,只有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制度实施体系才能谈得上其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也正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得以建立的初衷。

  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关键环节,通过党的领导和推动来构建和完善其他法治体系,是现实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里的党内法规体系应该是一个立体性概念,既包括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又包括其“制度实施体系”及其“建设保障体系”,如果用“党内法治体系”来置换它,也许更为妥贴些。党内法治体系是实现党内法治的保障,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又是党内法治体系的重要前提,因而也是实现党内法治的前提。综上所述,从建立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政治要求到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目标,根本上就是要建构当代中国的“法政治体”。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自身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直接制约着当代中国政治体法治化转型的质量和进程。

  (三)实现党内法治化转型是中国法政治体的关键所在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符合自然经济社会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也有着丰富的治理经验。然而,尽管其中有着丰富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但是始终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制度和法治理念。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政治从晚晴改制到辛亥革命,从民国政府到新中国成立,从西方移植来的法治在理念、制度和技术层面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在中国实现法治化的任重道远,因此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革命”的鲜明论断,进而对整体上的转型路径和要求进行了具体部署。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政治体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各机关中居于领导地位。因为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规定,作为党在政权各机关的派出组织,党组要“履行政治领导责任”并讨论和决定其所在单位的“重大问题”。也正是基于这种领导地位,当代中国政治体的法治化转型,从顶层设计、战略部署,到具体实施、层层落实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具体推动实施的。因此,党内法治化转型的实现就成为中国法政治体能否建成的关键所在。

  当代中国政治体实现法治化转型的主要特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法治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法治化,还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法治的方式也是通过法治的方式进行的。就前者而言,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制度实施体系及其建设保障体系达到相对成熟程度之时,党的领导和执政也才能真正实现法治化,也只有在这一前提性条件保障,党领导所建设的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保障体系等才会相应进入实质性发展和完善阶段,进而实现完善的国家法治体系之整体性建构。就后者而言,主要是关于“改革也要于法有据”理念的贯彻和实行,这主要是针对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也即中国共产党自身而言的,因此还可以将之归于前者。因此,实现党内法治是构建中国法政治体的前提。

  总的来说,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和长期执政地位,构建党内法治是实现国家法治的前提,而构建党内法治需要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和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而其中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又具基础性,因而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就成了实现党内法治化的前提条件。实现党内法治化转型是中国法政治体的关键所在,因此,应充分认识并重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在中国法政治体中的重要意义。

四、中国法政治体的基本特征

  基于上述分析,回过头来再分析未来中国法政治体的基本特征就较为清晰了。如果要把一个政治体看清楚,直接观察仅是一个方面,要分析其内在机理,还要追溯其历史,从其进化过程中去寻找。对于未来的中国法政治体而言,它在当前正处于法治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在一定意义上,此时分析中国法政治体基本特征似乎更有利一些。从其基本目标、属性和保障条件等方面来看,中国法政治体至少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在目标上体现人民民主:它是建立在真实民主基础之上的法政治体

  作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当代中国法政治体首先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承载着民主的价值和理念。民主这一概念起源于古希腊,欧美诸国在近现代工业社会中逐步使之完善,虽然在形式上差别很大,但是基本的民主原则和组织结构是一致的。由于其民主政体就是在法律的塑造中形成的,因而是一种法政治体。然而,由于其法政治体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等西方传统价值基础之上,政治理念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日趋增大,弊端日益凸显。正如英国政治学家阿兰·瑞安所分析的,“政治力量的差别在于无组织和有组织之间;组织靠金钱才能生存,但光有钱还不够。民主能否保护由无组织的个人组成的广大民众,使他们的利益不受组织良好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侵害呢?这是困扰所有现代民主政体的问题。”这一判断是客观的。正如李慎明所总结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口号平等下的实质不平等”、“形式平等下的内容不平等”,日益凸显出“金钱政治的本质”并由金钱操控主流价值观“而本质上是赤裸裸的专政”。,“困扰所有现代民主政体的问题”并非无法可解,只不过是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不同而已。中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同时,通过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就使得中国政治体在根本上消解了特殊利益集团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因此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可见,未来的中国法政治体就是一个真正实现了多数人民主的法政治体。

  (二)在属性上坚持社会主义:它是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法政治体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严书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并回答了“经济学问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由列宁首先提出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问题。中国政治体的属性是宪法所界定的,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曾界定过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需要在政治上保障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经济、政治、学问生活等各方面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十九大凝炼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学问等其他方面也坚持社会主义属性。社会主义的本义是社会至上的,是组成社会的每个人的独立、平等、自由和追求幸福等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就决定了中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不像西方国家需要在价值层面上下功夫。在中国,整个国家政权都是为了维护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权益而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与中国法政治体的属性和目标在根本上是相悖的。这一点与西方法政治体的属性和目标要求不同,它们的政治在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利益集团博弈基础之上的。

  (三)在保障上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法政治体中是一个关键性角色

  任何一个政治体只有在其核心要素实现法治化后,才会真正成为一个“法政治体”。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元治理”功能,这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有其现实合理性。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政治体中居于长期领导和执政地位。“世界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变迁是决定政党的形态和性质的关键”,相对于议会内产生且仅代表部分利益的并以占据多数议席和轮流执政为目标的多数西方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政权组织的开创者,不仅长期居于领导和执政地位而且还担负着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按照西方学者的划分,可以把中国共产党划为意识形态政党,中国学者则乐于用“使命型政党”的概念,因为它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是其自身属性的要求。之所以如此,根本上在于它“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⑤同时,它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具体表现在:一是重视自身建设和创新能力的政党;二是善于总结经验和勇于改正错误;三是具有法治取向。在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指引下,任何一个法政治体在结构与功能上都是由法来界定的。党的诸多政治决策事项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决定、决议及实行等都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这也是保障它在法政治体中起到关键性角色的重要前提。因此,这种关键性角色不仅体现在法治化转型和实现的全过程,还将在法政治体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以适宜的方式长期存在,这是当代中国法政治体基本属性和政治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四)在治理上体现了良法善治:它是一个实现了政治、法治和德治高度统一的法政治体

  人类政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如何治理的过程,其中抑恶扬善是政治的本义。当一个政治体违背其本义时,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基础。古代中国传统政治体之所以陷入“历史周期率”,多数与此有关。当代中国政治体实现法治化转型,要求诸权力也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即实现各层次的权力主体在决策、实行、监督等各环节都有着清晰明确的运行流程,各领域事务都有明确的行使权力的主体、条件、运行步骤、完成时限、监督措施等规范,实现了权力运行程序化和法治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自身建构遵循法治理念,有着完备的法治体系,各政治权力也依法运行,自然地维护着法治与公正。事实上,当一个政治体的法治化转型完成以后,法治与政治如同硬币的两面,二者须臾不可分离。一方面,法治维护政治,政治彰显法治;另一方面政治依赖法治,法治依托政治,二者统一于政治过程之中。如前所述,由于当代中国法政治体是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之上,其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的,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长期执政,这就为之保留了诸多人性色彩。最理想的状况是通过法治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中的恶,而通过德治最大限度地弘扬人性中的善,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的积极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政治过程中不断完善人性。因此,未来的中国法政治体在客观上应该是一个实现了政治、法治和德治的高度统一而且法治和德治在政治生活中能够水火相济的法政治体。

  居于长期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进入国家的政权机构、行使国家权力从事对整个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的专属性的管理、处置活动”,这一基本事实就决定了党内法治对国家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基于上述四个方面基本特征的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体与其他政治体在价值目标、基本属性和结构功能存在很大不同,其法治化转型的路径选择当然也是不同的。

  余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需要发展法政治学理论

  中国法政治体将是一个建立在真实民主基础之上,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由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且实现了良法善治的法政治体,这将在根本上颠覆人类传统政治中统治与被统治的基本关系模式,进而开启人类政治发展的一个新境界。当然,未来中国法政治体还未完全形成,但已初具雏形,而且未来可期。赵鼎新在为芬纳《统治史》写的中译序中曾分析过芬纳写作最后阶段与之前对政体判断或评价态度的变化,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难道历史就终结在一种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体制上吗?难道芬纳在分析古代社会时所运用的那个隐含定理在现代生活中突然就不发生作用了吗?如果芬纳的那个隐含定理在现代生活中依然有效,那么现代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这种体制的历史地位、弱点和发展方向是什么?”⑥二十年后,昔日的问题似乎找到了答案,资本主义民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⑦西方研究者也开始怀疑资本主义民主的合法性问题。⑧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较为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其法治体系的健全和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在近现代政治体的演化中,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已逐渐发展成较为成熟和完善的法政治体。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其法治推进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和相对稳定。但是,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反民主特性在当前越来越凸显,以至于产生了系列经济、政治和学问层面的社会危机。如果要解决这一危机,只能是进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继续吸取社会主义的因素进行社会改革。从全球的视野来看,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光辉前景就在于社会主义与法治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法政治体。十九大报告已经对它作了基本的规划,描绘了一个新的蓝图,其具体表述为:“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有机结合起来,是人类政治发展及其探索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综上所述,当代中国政治体正在进入法治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其目标是实现政治、法治和德治高度统一的而且政治清明的法政治体。党的十九大的召开,使其价值目标和发展路径更加清晰。当代中国政治体要实现法治化转型,还需要相应的理论给予说明,这必将催生新的政治学和法学理论。这种新型理论需要以当代中国政治体及其法治化转型为研究对象,兼用政治学理论和法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法政治学理论在当前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学界对中国政治法治化转型研究的不断深入,必然会形成当代中国法政治学理论,为世界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①芬纳将政体界定为“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统治结构,以及与这种统治结构之关系”。这是他引用其《世界统治史之视角:绪论》一文中的界定。参见塞缪尔·E·芬纳著《统治史》第一卷,王震、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②但是,西方政治理念具有天然缺陷,决定着其政治理论与政治体的局限性。这一点不少学者已经做了系统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是杨光斌。参见杨光斌著《价值观悖论困扰欧美政治》,《北京日报》2017227;杨光斌、释启鹏著《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自由民主评价体系——以传播自由主义民主的几个指数为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等等。

③“大家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大家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成果;大家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见习大大《党纪国法不能成“稻草人”违纪违法都要受到追究》,201522,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02/c_1114225307.htm,最后访问时间:2017710

④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1027召开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见《人民日报》201710281 版。

⑤习大大在201671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引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大家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见《人民日报》201672

⑥见塞缪尔·E·芬纳著《统治史》第一卷,中译序,第12页,王震、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所谓隐含定理就是“决定一个政治建构成功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复存在”。中译序,第11页。

⑦布热津斯基的回答是:“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来给予大家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情况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转引自李慎明、张莉著《“资本主义冬季之后是社会主义的春天”——李慎明对当今世界格局及发展趋势的深度剖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⑧英国《金融时报》在2012125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答:“世界正面临经济危机。但大家政治体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使得危机无法以一种保护最大人群利益的方式加以解决。”见詹得雄著《西方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思》,见《人民日报》2012423

参考文献:

  [1]习大大.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NB/OL.中国共产党资讯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0/65452/4442002.html.

  [3 邓小平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习大大.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4-10-29.

  [5]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6-26.

  [6 阿兰·瑞安.论政治:上卷 导言.林华,.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7]李慎明,张莉.“资本主义冬季之后是社会主义的春天”——李慎明对当今世界格局及发展趋势的深度剖析[J.国外社会科学.2012(5).

  [8]严书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J.当代世界,2015(3).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10]沈德咏,曹士兵,.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中国司法权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5(3).

  [11]赵鼎新.论意识形态与政党政治[J,学海.2015(5).

12]刘建军,周建勇,严海兵.创新与修复:政治发展的中国逻辑[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赵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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